第一辑 公务篇

父亲的背负

王生贵

父亲病倒了

我的父亲一辈子务农，可以说是个老农把式了。不论是打耱田地，种植庄稼，还是收割、打碾等各种农活，他都是行家里手。他在七十多岁的时候，与我的母亲一起还在承包地里种玉米。

他不能再下地干活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六的老人了。这个时候，他的腰已经弯曲到一百二十度（他原本身高一百八十厘米，驼背以后，从头部到地面的高度只有一百六十厘米）。但是，他的饭量好，身板硬朗，精神头儿足，乐观开朗。我的父亲还是一位热心肠的人。尽管不干农活了，他还是闲不住。只要亲戚家有事需要帮忙，他二话不说骑上摩托车就赶去帮助料理。

2014年9月26日的早晨，八十三岁高龄的父亲，照例骑着摩托车，从吴忠城里赶到高闸乡下，参加我远亲舅妈的忌奠活动。之后，他回到市内的家中，当他洗完澡穿衣服时，他的手脚突然不听使唤了，随之竟跌倒在床前。

母亲见状，赶紧通知我的四弟。四弟一边往家里赶，一边拨打120。救护车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父亲送进了医院。经医生诊断父亲患有脑出血，目前，出血量已经超出五十毫升，并且还在继续诊断结果是：必须立即做开颅手术才能保住生命。同时，医生告知家属，老人年纪大了，即便是抢救过来也有可能瘫痪，会给家人带来不尽的麻烦，他自己行动不便，平日起居会感到比较艰难。

当时，除了我大哥在北京一时赶不回来，我和三弟、妹妹都陆续赶到了医院，我们央求大夫想方设法抢救父亲的生命。医生们看到我们兄妹几个人态度很坚决，完全采纳了我们的请求，医护人员鼓足了劲头，迅速将我父亲推进了手术室。

在我们的急盼中，经过六个小时的抢救，大夫拉开治疗室的大门，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随即护士将病人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此时，钟表指针已经走到了夜间三点。

第三天的中午，父亲终于苏醒了，当他模模糊糊地看到儿女们站在他的病床前，从不流泪的父亲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并吃力地伸出右手与我们一一相握。我们分别安慰道：“爹，你的病不厉害，手术很成功，有半个月就会好起来。”

父亲下意识地点点头。他的手宽大粗糙，平时有使不完的劲儿，此时此刻却显得那么虚弱无力。我们兄妹几个，有的守候在父亲身边，有的打地铺睡在医院的走廊里，谁也不愿离开医院。

大哥从北京乘飞机赶回后，直奔病房。他是一名退休的大夫，看着父亲颅脑内埋入的导管在缓缓的渗血，液体在轻轻地滴着，一个劲儿地宽慰父亲说：“没事没事，各种病检和屏幕显示，指标正向好的方向转化。”

之前，父亲几乎不怎么打针吃药。这次集中用药疗效显著，半个月后办理了出院手续，他回到家中继续吃药治疗。我们兄妹几个人轮换着给父亲做按摩，同时，请来了按摩推拿大夫做指导。他的右手右腿可以抬起来了，而左手左腿依然没有知觉。但是我们信心满满，父亲也竭力做配合护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父亲也能被家人扶着坐起来用餐了。

一天夜里，父亲突然发起高烧，我们赶紧送他去医院。这时，有些亲戚朋友出来劝阻道：“这么大年纪了，再不要折腾了，大限到了，再瞧也没用了。”

与父亲一起生活了七十年的母亲也说：“让你爹缓着吧，你们该敬的孝都敬到了，别再花冤枉钱了。”

可是父亲并没有放弃接受治疗的意思。过去，我们兄妹中间不管是谁得了疾病，父亲都会不顾一切地让大夫救治。现在，他老人家病倒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拖拖延延呢？我们今天生活得都很幸福，这是他几十年辛劳换来的结果。我们对他老人家的孝心还没有敬到，他只要还活着，哪怕瘫痪了，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敬孝的机会。于是，我们毫不迟疑地把父亲送进了医院。经过治疗，退烧了，父亲清醒了。经检查，父亲体内所流失的白蛋白也有所恢复。

我的四弟拿定了主意，把父亲直接从医院接到他家里，专门腾出一间屋子作为病房。我们一起合计着，在房间装上了紫外线消毒灯。同时，购置了吸痰器、制氧机、手摇医用床、保温箱、暖风机、吊针架等用品，还用一间房子作了兑药室。我大哥自然成了家庭医生，妹妹当护士，大家齐心协力，帮助父亲战胜病魔。

盖新房

我的父亲生于1932年。四岁时，我的祖母病逝了，他与我的祖父相依为命。后因亲戚介绍，他们父子俩从同心韦州山区来到吴忠高闸川区。父亲十六岁时，在兵荒马乱中与我母亲成婚。当时正赶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宁夏。他目睹了国民党马匪的强盗行径，也亲身领受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的和蔼可亲。他经历了旧社会的黑暗，也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他有了盼头，有了打算。他年轻，有力气，干什么活都不怯力，有活干是他最开心的事。随着我们兄妹五个先后出生，父亲肩上养家糊口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还住在浙江移民搬走后留下的房子里。移民房因常年失修，墙壁透风，遇到天阴下雨，屋顶到处漏水。记得有一年深秋，窗外下着连阴雨，屋内接雨的盆子叮叮咚咚作响，炕席全部湿透，母亲把我和大哥搂在怀里，避缩在炕头的一角，冻得直打哆嗦，我们一个接着一个打喷嚏。当时，我还不满五岁，但心里非常强烈地渴望着有一个自己的家。

1961年，父亲向生产队申请了一块地，准备兴建我们的房子。这块地属于盐碱荒滩，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但是，父亲并没有嫌弃它，他的脸上洋溢着欢乐和幸福。他白天参加集体劳动，只能利用晚上时间打地基。他用木棍做了一个三脚支架，把背斗卡在上面，用铁锹装满土，自己一背斗、一背斗背土，把建房的地基垫起来，再用单人夯夯实。房基打好后，他又准备了建房需要的物料。一切准备妥当后，他请来泥瓦匠和亲戚朋友，开始启建，不足半个月，我们家的新房子盖好了。

我们不仅有了新房子、新灶房，还有盛杂物的库房、羊圈、鸡舍、兔窝。我们家的大门是朝南开的，门前的一条小路向西延伸，一直接到村子里的路上，出行很方便。我们终于告别了移民房，搬进了属于自己的家。屋子宽敞明亮，小燕子高兴地飞进飞出，它们也忙忙碌碌的一边在房梁上筑巢，一边喃喃细语，似乎新房子也是为它们而建的。此刻，父亲却悄悄的一个人蹲在院子里，看着我们一群孩子欢乐的从屋子里跑进跑出，追逐玩耍。

养家的担子

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吃饭穿衣都成了头等大事。

记得有一年春天，麦子刚种下地的时候，我背着家人走进大田里，刨出麦种充饥，吃下带芽的麦种中了毒，差点要了命。父亲回来听母亲诉说后，他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能再这样做了。

第二天，天蒙蒙亮，父亲夹起羊毛织的口袋走出了家门。一周后的一个傍晚，父亲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地背着一口袋东西跨进了家门，放下口袋，他也累得起不来了。我母亲打开口袋一看，有土豆、荞麦和黄米。我扑上去抓了一把黄米塞进嘴里。父亲笑着说：“唉，你又犯老毛病了，等你妈做熟了再吃嘛。”

当我看到父亲双脚打满了血泡，嘴角两边挂满了血疤，哇的一声哭开了，可是父亲却镇定自若地说：“没事没事，过几天就好了。”

之后我才知道，他为了弄到这些食物，从同心韦州步行到下马关，又从下马关走到预旺，山大沟深，徒步翻去走来，背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增多，又不敢丢手，就这样他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家。

有一年，到了备冬衣的季节。我母亲开始犯着愁，钱从哪里来？父亲连连安慰我母亲：“不要发愁，卖掉家里的麦草秸秆，就可以置办这些布料线头了。”

当时，只有吴忠造纸厂才收购这些秸秆。造纸厂相距我家有二十公里路程。一天下午，我和大哥放学回到家，父亲就吆喝我们往架子车上装秸秆。第二天天不亮起身，父亲掌辕，我与大哥在车轴两边各拴着一条绳子帮衬。我们开始沿着乡村土路向造纸厂方向疾走。走了大约十二里路，遇到有一个大坑，我们紧躲慢躲，突然翻了车，秸秆散落在地，我当时急得快要哭出声来。父亲说：“不要紧，重新装。”

第二次装车，绳子要重新解开，秸秆要重新捆起来再递到车上。脚下的路高洼不平，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涌堵不堪，陌生的路人，有的投来白眼，有的送来同情，有的还骂骂咧咧的，嫌我们挡了他们的路。

等我们重新装好车，赶到造纸厂时，太阳已经偏西。秸秆过了磅，结算了钱，父亲买了点面包，让我和大哥坐在车上吃，他自己拉着车往回走，等回到家里，已是掌灯的时候。这时，我和大哥才意识到，父亲只顾拉车赶路，既没吃东西又没喝口水，我和大哥感到十分愧疚。但是，父亲却显得很高兴，他为孩子们做冬衣的钱算是够用了。

父亲为了供养我们兄妹五个上学，在生产队里拣工分最高的重活、脏活、累活干。他当过车把式，春天往地里送粪，夏秋两季往场上运送收割的粮食；他在生产队办的油坊里榨过胡麻油，乡亲们夸赞他榨的油香；他当过生产队里的饲养员，他饲养的母牛、母马、母驴，年年都增加小牛犊、小马驹、小骡驹，社员都夸父亲的手气好，队里还给他戴大红花，增加工分；1958年，父亲作为乡里选拔的青年突击手，参加了青铜峡拦河大坝的建设，大坝建成后，需要留下一部分人成为水电厂的工人，继续工作。父亲被选上了，但他却选择了回家当农民。

他参加过乡里组织的为期三年的大规模园田化建设，他的双手长年累月握锹把、锄把、镰刀把、砍刀把、车把等各种农具，血口子一道又一道，老茧一层又一层，十个指头像鸡爪子一样，人累得像棵枯柳，头发焦的像野沙蒿，但他却说：“凡事都是苦出来的。”

村里兴起搞副业的时候，父亲赶着大胶车住在金积东门、青铜峡火车站、银川木材市场里，有什么货运什么货，时常为国家粮库转运粮食。夏秋时节，利用收工时间割杂草晒干积攒起来，卖给畜牧场。进入冬季打草帘子、糊纸箱子，卖给供销社赚点零花钱，给我们交学费、买书包、本子、笔墨，供我们上学之用。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们家从郭桥四队搬到了十二里以外的大疙瘩塘。这是一片新开垦的土地，面积大，并且靠着东干渠。父亲对开垦的土地进行了长远的规划，有的地块适宜栽果树，有的地块适宜种粮食，有的地块用来建苗圃。他从早到晚，在地里干活，有时竟然连吃饭的时间都忘记了。他对土地的热爱和依赖，甚至成为他对生活的信仰。天道酬勤。十九年过去了，原先的荒漠之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

就是这样，我们的父亲背负着全家人的生计，用他的辛勤劳作，抚育着自己的孩子们成长。我们一天天长大，我们的父母一天天衰老。我们通过上学读书，先后在城里找到了工作，娶了媳妇成了家。但是，我们的父亲母亲都已经年过古稀，却仍然在他们的承包地里种玉米。

我们父母的一生，几乎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们活着。

父亲病倒了，我们如何能够袖手旁观？

我的母亲多年患有帕金森综合征，手不停地颤抖。在父亲卧床的三年七个多月里，母亲身体力行，常常守候在病床前，与病中的父亲心心相印，鼓励父亲配合我们做好护理工作。我们兄妹各尽所能，精心护理着老父亲。父亲身上没有落下任何褥疮，老人家也没有感受到一点悲凉之情。父亲是因心脏衰竭而走得，走得平静安详，我们一家人不落遗憾，只有无尽的思念。父亲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热爱生活、为人善良，他讲求体面、敢于担当的品格，珍惜生命、与病魔顽强抗争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王生贵 （2019年10月13日） 严新仁摄

作者简介：

王生贵，回族， 1956年11月25日出生，中共党员，中央民族大学在职研究生学历。1981年，在宁夏统计局住吴忠县统计局农调队工作；1984年，在中国农业银行吴忠县支行工作；1985年，在银南行署计划建设处工作，任副处长；1992年，在银南行署外贸局工作，任副局长兼银南地区外贸公司总经理；2002年，在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任主任助理。在银南行署计划建设处工作期间，参加并编制了《银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及十年发展规划》；在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任财政局长期间，建立了开发区财政管理体系；任开发区副主任期间，负责开发区西区二十平方公里区域建设工作，在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在宁东四十平方公里区域开发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建设厅评为先进工作者；1984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农业区划科技二等奖；2008年，获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1年，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招商引资先进个人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