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王全福

我的父亲叫王礼，1929年8月18日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的祖父祖母生育了四女一男五个孩子，前四位是我的姑妈，父亲排行最小，也是祖父母的独生儿子。

1948年冬天，在我父亲十八岁的时候，被国民党马鸿逵的军队抓了壮丁。国民党政府平日里也讲“独子不抽丁”，但是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前方吃紧，也就顾不得讲什么规矩了。父亲被抓兵后，祖父母思儿心切，双双病卧在床，家中没了男劳力，日子过得更加凄苦。

我的母亲在十四岁的时候嫁给了我的父亲。刚到家没几个月时间，父亲被抓了兵，母亲在家照顾着我有病的祖父母。直到1949年宁夏解放前夕，父亲才逃回家。之前，祖父因终日思儿念儿，早已疾病缠身，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随着我们兄弟姊妹八人先后出生，加上年迈的祖母，一家三代老少十一口人。我虽然排行老大，但当时年龄还小，还干不了什么活。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父母的肩上。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主要是由母亲操持的，做饭种菜，缝补浆洗，从早到晚，忙个不停。那时，家里做饭用的燃料主要是蒲草，火小烟大，烟熏的人睁不开眼睛。我经常看到母亲做饭时，被蒲草烟熏得直流眼泪。我们兄弟姊妹都争着帮她烧火，但母亲却不让插手，她对我们说：“你们年龄还小，还要念书认字，不能把眼睛熏坏了。”

1964年，祖母突发脑梗，卧床不起，不能言语，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母亲给她喂吃喂喝，接送大小便，帮助她翻身，擦洗身子。在祖母患病的两年多时间里，母亲尽心侍候，精心照顾，直到祖母去世。母亲对祖母的孝敬，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在我们年龄还小的时候，家的生活一点也不宽裕。但是，父母却一向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父亲为人忠厚，他也能认得些字，无论多忙，多晚休息，在睡觉前他都要翻看枕边的书报。平时一有空闲，他还喜欢拨拉个算盘。邻居们很信任他，经常找他帮着算工分、口粮以及队里的分红。有一次，他在帮助一户人家算家庭账时，发现这户人家的工分比队里算的多出了一百七十多分。父亲害怕这户人家和队里闹纠纷，就连夜又把户里的记分本核算了几遍，还是那个数。后来经过队里会计重新核算，证明是会计漏算了，给人家更改了数字。每当我们家的水果蔬菜成熟时，父亲、母亲都会送给邻居们一起分享。距离我家最近的一户邻居的情况是：老两口年龄大了，子女幼小，家里生活比较拮据。父亲、母亲除了给他们家送瓜果蔬菜、粮油、调料燃料，还送生产用的农具等，经常帮助他们，数十年如一日。

当时，家里的农活主要由父亲一人承担，他起早贪黑的劳动。从我记事起，父亲除了每日在生产队辛勤地劳动外，散工后回到家顾不上歇歇，又蹲在地上用柳条编织簸箕、簸篮等各种柳货。

编织柳货的基本原材料是一种小灌木毛柳枝条，大部分生长在沟渠及河汊滩涂上，它的柔韧性很好，非常适合编制柳货。每当夏季的七至八月间，是削柳条、捋柳条的最佳时间。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毛柳条的皮才能捋下来，过了这个时间，毛柳条皮就很难剥下了。每到烈日炎炎的夏日，父亲拿起一把镰刀、一个捋棒、一条绳子，到离家十多里以外的沟渠、河汊滩涂，甚至到更远的陈袁滩、新华桥、梧桐树等地削柳条。正好赶上暑假，我就跟着父亲一起出去找毛柳条。父亲用镰刀削柳条，我帮着往下捋柳条皮。把捋掉皮的毛柳条摊开晾晒稍干后，经过挑选整理，每百根梱成一把、十把梱成一大梱。父亲背起二三梱，我也背起一小梱，踏着夜色赶回家中。看着小房内逐渐堆起来的柳条垛子，父亲脸上会露出笑容。

编制柳货的柳条备好后，父亲平时收工回来，熬夜编制一小部分柳货，背到集市上换些钱粮，补贴家用。大部分的柳货是在冬闲时编制的。我记得在1963年开春的时候，父亲利用冬闲的时间编织好了簸箕、簸篮等柳货。他把那些柳货洗了又洗，刷了又刷，弄的干干净净的，晾干后梱绑在一起。这些捆绑在一起的柳货鼓鼓囊囊的，像是一个被风鼓起的船帆。父亲准备背着这些柳货到东山里换些钱粮回来。父亲出门的那天，刮着西北风，我和母亲站在院门口，眼看着父亲背着像被风鼓起的船帆一样的柳货，在呼啸的西北风中向东飘去。从父亲出门后，母亲和我们弟妹在家中一直焦急地盼望等待。几天后，父亲回来了。他背回来了黄米、土豆干、干瘪的荞麦，还有一些零钱。我们兄弟姐妹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都围了上去，拉着父亲冻得红肿的手问长问短。父亲在回来途中，是嚼着土豆干，就着冰凉的井水走回家的。父亲是个要强的人，生怕娃娃们挨饿，生怕光景过到别人家的后面，他认准了只有通过不断的劳动，才能改善我们的生活。由于他每年都要编织柳货，而且在编织的时候，必须一直蹲下用脚踩住柳货，否则编织出的柳货容易变形，就没有人要了。因此，长时间的劳作使他落下了腰腿经常疼痛的毛病。

为了平日里烧锅做饭，冬天烧炕取暖，父亲在每年寒冬腊月，黄河封冻的时候，早早地叫醒熟睡的我一起到黄河西边滩上割蒲草。我们边割边捆，父亲每次捆一个小捆让我背着，然后捆一个大捆，他自己背着。我们踩着咔嚓作响，似玻璃般滑溜的冰面，伴着呼啸的西北风回家。在大风催逼下，我时不时地滑倒爬起，再滑倒继续爬起。有时滑倒爬不起来了，父亲就把我拉起来。有时不小心掉进空冰窟窿洞里，父亲把我拉上来，鼓励我说：“跌倒无所谓，爬起来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父亲是个勤劳的人。他在我们家的门前房后，都栽上了果树。他在屋门前栽上了一棵葡萄树，在房屋两侧及屋后栽上了桃、李、杏等果树。等到果实成熟了，除了我们自家人吃，送给邻居吃，还经常挑着担子到外面卖水果换点钱粮。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屋子门前的那棵大葡萄树，枝蔓能有房屋的檩条粗细，足有十多米长，而且并排有十多根枝蔓，一般年景这棵树能结上千斤葡萄。村里人都说：“葡萄树那就是个老爷树，需要扶起放下。”

秋后，要从支架上放下葡萄树的枝蔓，埋入一米多深的土壕沟中过冬。春天，再从土壕沟里挖出葡萄树的枝蔓，搭在约三米高的架上，还要修剪，施上农家肥。伺候葡萄树的这些活都是由父亲操心做的。由于父亲的精心栽培，葡萄结得又大又甜。邻居们都夸赞说：“老王家的葡萄真好吃。”

有一年秋天，父亲在拆放葡萄树架时，一不小心，从架上摔下来。母亲要送父亲到卫生院去让医生看看，父亲不肯。他对我母亲说：“不要紧，我缓缓就好了。”

那时在农村，如果有人摔伤了，通常用些土办法治疗。母亲一看父亲不愿去卫生院，就赶忙接来一碗童子尿让父亲喝了。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勉强躺下休息了一个下午，第二天又继续接着干农活。后来据母亲讲，父亲那次从葡萄架上摔下来，腰和腿部多处摔伤、划伤，部分呈青淤红肿。她只好到卫生院买了点红药水，给父亲涂抹伤口。

1965年，我已经十四岁了，上学之余，就开始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那年的初夏，我在生产队拆完旧房子，打坷垃积肥时，不幸头部受伤，当时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父亲得知消息后，从几里路外一路奔跑来到工地，他背起昏迷不醒的我就往乡卫生院跑。由于送的及时，争取了时间，挽救了我的生命。

由于家里缺少劳动力，我中学毕业后，就回家参加生产劳动，后来在生产队里当会计。1969年12月初，国家又开始了征兵工作。我心里想着要去参军。有一天，我怀着试探的口吻对父亲说：“今年又开始征兵了，我想报名参军。”

父亲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从家里实际情况看，你母亲常年有病，弟妹都还小，你在家还能帮衬帮衬我。你想参军，我也不能拖你的后腿。俗话说‘没彩器，农业社里当会计’，你要有长进，就应该出去闯闯。你是老大，要给弟妹们做榜样。宁夏人恋家，你到部队上要干就要干出个样子。”

父亲同意了，我就到乡上报名参加体检。体检和政审都通过了，我穿上了军装。当时在乡邻们眼里，会计在生产队里也是个小有实权的人物，怎么能丢掉这个好差事去当义务兵呢。后来我回头一想，我在父母眼里也算是刚刚能指上事的人了，但是他们却义无反顾地送子参军，父亲心里所期盼的，也许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更有“彩器”一些吧。1969年12月26日，那天一大早，我穿着军装，背着背包，提前上了等候送新兵的汽车。就在汽车慢慢开动的那一刻，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父亲在不停地抹眼泪。父亲跟随在送新兵的大汽车后面，招着手一路小跑，渐渐地模糊在那飞扬的尘土之中。

在我当兵一走六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在家又承担了多少苦活和累活。想起这些，常常揪着我的心。直到我参军复员回来，父亲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起过什么。

在我近七十年的人生历程中，也算经历过不少的风风雨雨，其中有许多事情，随着时光地流逝慢慢淡忘了。可是父亲离去的这件事，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是我人生中挥之不去的痛楚。

那是1983年4月23日的早晨，父亲早早起来，把育苗的稻种装上架子车。这些用来育苗稻种，是父亲在水稻上场脱粒时，一颗颗精选出来的。但他是一个做事认真细致的人，总觉得这些稻种已经存放了一个冬天，其中有的变得干瘪了，有的稻种的皮也剥落了，会影响出苗率。因此，他要把稻种拉到城里的种子公司，用人家的精选机再精选一遍，然后下种育苗。

他拉来了大包干后自己买的一匹骡子，套上了架子车，拉上稻种进城去种子公司。那天，我正好要到银南地区党校学习，我想赶着骡车进城，让父亲骑上自行车先走，到种子公司等我。可父亲执意不肯，他对我说：“你是公家人，参加党校学习不能迟到，你骑自行车走。”

我一看拗不过父亲，只好目送他赶着骡车走了。父亲到种子公司精选完稻种之后，又在集市上办置了一些育稻苗的用品，没舍得在街上吃顿饭就赶着骡车返回。当骡车走到半路时，后面来了一辆拖拉机。拖拉机“突、突、突”地响声和鸣笛声惊吓了骡子，它拉着架子车突然狂奔起来。父亲一时不能控制受惊的骡子，从骡车上摔了下来，躺倒在地上，一个装满稻种的袋子也掉到了路上。当时有好心的路人帮助拦拉了受惊的骡子，父亲从地上爬起来，硬是将掉在路上的稻种袋子抱起来放到架子车上，牵着拉架子车的骡子往回走。快要走到家时，父亲感觉有些发晕，站不稳了。这时母亲赶到了，硬把父亲拽到乡卫生院。值班医生认为病人是自己走进医院的，可能没有什么大的情况，给父亲挂了一瓶液体，就出去吃饭了。

当我得知消息赶到乡卫生院时，父亲已经耳鼻出血，处于昏迷状态。我赶紧找车迅速将父亲送进县医院，经过医生检查，需要马上转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附属医院手术治疗。在转院的路上，我紧紧抓住父亲那粗糙而渐渐冰凉的手。好不容易到了区附属医院，但经医生检查父亲已没有生命体征了。我跪在地上哀求医生救救父亲，但医生也无回天之力了。那一瞬间犹如天塌地陷，似寒风席卷我瑟瑟发抖的心，我悲痛地无法面对那严酷的现实。得到父亲去逝的消息后，母亲悲痛欲绝，昏倒在地，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我的母亲真是苦命的人，幼年丧父，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不幸，五六岁时被人拐卖至东山，给人家放羊、拾粪，受尽折磨苦难，后经我的外祖母多次寻找后才与亲人团聚。父亲的突然去逝，让母亲又一次经历了人生的第二个不幸：中年丧夫。八个子女中，成家的只有三个子女，还有五个子女未成年，三个子女还在上学，最小的才十岁。虽然母亲沉浸在彻骨之痛的悲恸中，但她意识到只能强忍悲痛，还得挺起脊梁，给子女们撑起精神。办完父亲的丧事后，母亲把我们兄弟姊妹们叫到一起，说：“光阴还得过，日子还要继续。种田的，攒把劲种好田，念书的，努力把书念成。”

往后的日子里，在母亲的操持下，家里的十几亩责任田每年都是粮丰菜茂，三个上学的弟妹都中学毕业，小弟还考上了技校。现在我的老母亲已经八十七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四世同堂，子孙孝顺，生活安祥幸福。

父亲去世时年仅五十四岁，在农村还属于年富力强的劳动者。他是一位乡亲们敬佩的富有农耕经验的老农把式，是我们一家人生活的顶梁支柱，是我在人生中不会迷路的地标。

父亲用汗水和心血，把我们兄弟姊妹八个抚养成人。我是长子，在刚能帮上手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从这之后，我与父亲之间常常处在相聚与别离的境况之中。这些情景，现在依然历历在目，清晰如昨天。每每想起，我总是满眼泪水。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的点点滴滴在我心中从不曾疏离，那思念的拔节声在时间的旷野上从来未曾停止。直到现在，每当我摸着头顶上塌陷的伤痕时，我就想这个世界上最高大的不是山，比山高大的是父爱；最宽阔的不是大海，比大海宽阔的还是父爱。父爱就是天，父爱就是地，父爱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父亲的角色，没有谁能够替代。他对儿女们的影响，是时间的齿轮所不能磨灭的。他锤炼我们的勇敢，赋予我们责任与担当，教会我们热爱生活、热爱家人、热爱他人。父亲让我懂得了，即使在艰难的岁月里，生活都要继续，精神都要寄予，男子汉要义不容辞地背负起使命和职责，没有理由不去担当生活的重压。

父亲的身影就是一幅映入骨髓的画，一首印入脑海的诗，一本沁入心田的书，一曲永远萦绕耳边的歌。父爱是一本无字的书，没有华丽的词句，却有道不尽的深情；父亲是一幅农耕的图，几笔粗略的线条，勾勒出无限的淳朴；父亲是一首歌，简简单单的音符，却演绎着高亢、浑厚和苍劲的无疆大爱。正如歌词中所述：

生活的甘甜有十分，我的父亲只尝到了三分，生活的苦涩有三分，我的父亲却经受了十分。

父亲甚至没有来得及享受一下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孝敬，就走了，给我们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孝敬是稍纵即逝的眷恋，是无法重现的幸福，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往事，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一旦断裂，永无连接。

作者简介：

王全福，1951年7月10日出生，中共党员，中学文化程度。吴忠市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1969年12月至1975年3月，在陕西省军区独立师步兵一团一连服役。1975年5月至1984年3月在吴忠县早元乡工作，任乡党委委员、副乡长。1984年4月至1991年6月，在吴忠市金银滩农场工作，任党委书记、副场长。1991年7月至1998年8月，在吴忠市金银滩镇工作，任党委副书记、镇长。1998年9月至1999年6月，在吴忠市扶贫办工作，任副主任。1999年7月至2013年1月，在吴忠市农业局工作，任党委委员、副局长，兼任吴忠市种子公司经理。2013年2月退休。

王全福 （2020年5月1日） 严新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