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我的爸爸张铎

张玉兰

爸爸的嘱咐

我是家里的长女，大弟弟与我间隔六岁。爸爸一向是把我当男孩子教养的。我十一岁的时候，爸爸在甘肃省林业厅工作。爸爸每次回到家里，总是当着我的面对我妈妈说：“我这个丫头很聪明，是最棒的。”

爸爸还常对我说：“你要以对爸爸的孝心来对待你的妈妈。”

爸爸经常鼓励我，要当好妈妈的助手，帮助妈妈分担家务及地里的农活。我听爸爸的话，有活当仁不让的主动帮妈妈干。

我十一岁开始帮助妈妈做针线活，主要是补衣服和做鞋。晚上，点着煤油灯，和母亲一起纳鞋底，给弟弟和妹妹做鞋。有时候，我一晚上做一双鞋底，手经常被针扎破。

我帮妈妈给弟弟和妹妹做鞋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次爸爸从兰州回来，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当时，我的心里不知道有多么高兴。我赶忙把鞋穿在脚上，谁知鞋子小了，窝得脚趾头痛。可是，由于我太喜欢爸爸给我买的新鞋子了，我没有说鞋子小了，也不愿意脱下来。穿了几天后，我的两个脚的小趾都被鞋子磨破了，疼的穿不进鞋子。我就对妈妈说：“妈妈，你用剪子把我的两个小脚趾剪掉吧！”

“啊，为什么？”妈妈听了吃惊地问我。

我说：“剪掉两个小脚趾，我就能穿爸爸给我买的鞋子了。”

妈妈这才知道鞋子小了，挤坏了我的脚趾。妈妈看着我的两个磨破的小脚趾，当时难过的说不出话来。

在村子里上小学期间，我还是继续帮助妈妈给弟弟和妹妹做鞋子。直到在金积县城上了中学以后，我自己穿的鞋子仍是我自己做的。每逢节假日放学回到家，我依然帮助妈妈给弟弟妹妹做鞋子、补衣服。

我除了帮妈妈做鞋子以外，还帮妈妈拆家里的土炕，用纸糊裱屋子的墙壁和顶棚。在农忙时，我还帮妈妈干田里的农活。我的心里一直记着爸爸对我的嘱咐，努力当好妈妈的小帮手。

我的爸爸是大学生，可妈妈没有上过学，不识字。那时我心里想：“要是妈妈能学会识字，就可以看爸爸写给家里的信了，她也可以给爸爸写信，那该有多好。”因此，我就教妈妈学习认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村里举办农民扫盲识字班，我还教过村里的大人们认字。

我到县城里上中学后，爸爸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习。我们那时上中学，学校要求学生必读十二本文学作品，我就写信告诉了爸爸。爸爸知道后，先后买了《三里湾》《三千里江山》《苦菜花》《迎春花》等小说从兰州寄给我。那时，我特别喜欢读这些书，也像宝贝一样，爱护着爸爸给我买的这些书，每本书我都包上了书皮。读了爸爸给我买的书，对我的学习很有帮助。我在上中学一年级时，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父亲》，还被老师拿到高年级宣读过。

家庭图书室

我爸爸于1975年退休，1982年改为离休，享受县处级待遇。那时，爸爸已经是古稀之年。爸爸退休之后，就回到了高闸农村的老家，住在我们家以前修建的土房子里。他与乡亲们朝夕相处，深感农村文化比较落后，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贫乏。有些青年农民想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想学习科学的种田技术，苦于没有图书。乡亲们都知道，我爸爸是个学过农业专门知识的文化人，所以经常找我爸爸询问化肥如何使用，病虫害如何防治，农药如何使用等问题。村里爱学习的青年人，还经常找我爸爸借书看。由此，爸爸意识到了，农民群众对知识的渴求。

面对这种情况，从1983年起，爸爸（时年七十一岁）开始在家里的炕头上摆上图书和期刊，供来家里看书的人借阅。这个消息一经传开，很快就有许多青年人上门来借阅图书和期刊。爸爸看到炕头借阅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就腾出家里的一间住房，收拾干净，又拿出他收藏的一百二十多本图书和期刊，还买了一些小画书，供少年儿童看。就这样，在1984年7月，我爸爸在自家的老房子里，正式办起了家庭文化室，村里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和少年儿童，都到我爸爸办的家庭文化室来读书。

我爸爸开办家庭文化室的事，首先得到了乡、村领导的认可和支持。1985年春天，我爸爸又腾出家里的一间住房做阅览室，增添了桌凳，进一步扩大了阅读的场所和条件。我爸爸又用自己的退休工资，为家庭文化室购买了各类书籍一千六百多本，订购了六十多份报纸、杂志，供村民们阅读。

爸爸多次对我们说，他开办家庭文化室的目的是为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了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我爸爸是学农业科学的，他深知农业的重要性。他根据农民的需要，注意宣传农业科技知识，宣传科学种田和劳动致富的新经验。在方法上，因人而异。他选了一个有一定文化的青年农民，介绍一些适宜的农科书籍给他看，让他带头实行科学种田，以起到带头人的作用。由于文化室里来人多，爸爸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立了两块小黑板，随时为大家提供农业信息，向农民宣传农科知识，普及法律常识。

1985年3月，安徽省有一名中学毕业生给我爸爸来信，说要跟我爸爸学习，放弃进城当工人的念头，准备给家乡人民办一所家庭文化室，却遭到他父母的阻拦，希望得到我爸爸的帮助。爸爸复信告诉他：“只要认准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就应该一直走下去。父母的工作耐心做一做，争取做一名正直的、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青年。”

我爸爸立足农村，为乡亲们办家庭文化室的事情，引起了区、地、市有关单位领导的重视，多次前来看望指导，给予鼓励。《宁夏日报》（1986年2月16日第一版）进行了专题报道，《宁夏法制报》（1985年3月5日第一版）刊登了照片（见右图）。爸爸还被评为吴忠市“建设精神文明积极分子”，综合治理先进个人，“家庭文化室”被授予“先进家庭图书室”，获得了奖状和物质奖励。

吴忠市离休老干部张铎同青年农民交谈马志刚摄

爸爸刚开始办“家庭文化室”的时候，我还不能完全理解。我觉得爸爸年事已高，应该静下来，颐养天年。爸爸为什么还要不计报酬，拿出自己的养老钱，坚持不懈、热心为农村、农民做这些事情。后来，我知道了父亲工作的经历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也理解了爸爸所做的一切。

投身于革命

我爸爸出生于1913年，早先在家乡读书，1938年就读于原西北农学院。1942年毕业后，曾经在宁夏当时的金积县、灵武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在此期间，爸爸目睹了蒋、马政权在宁夏的反动统治，对其表示强烈地不满，言行分明地倾向于革命。爸爸当时的表现，受到中国共产党宁夏工委原领导的关注。

1948年春，经中共宁夏工委的了解和考察，认为我爸爸对旧社会不满，一贯表现反对蒋、马反动统治，具有投身革命的精神和意愿。当时的中共宁夏工委书记、中共宁夏工委原副书记、中共宁夏工委原委员两位同志动员并介绍我爸爸参加了革命，并报经三边地委批准，在原金积县、吴忠一带为党做地下工作。

当时，宁夏马鸿逵反动统治表现得非常疯狂，曾派刽子手马得贵住踞河东一带，对革命力量极端仇恨并实施残酷镇压。在那样恐怖紧张的情势下，我爸爸和党组织不断联络，坚持从事地下工作。同时，有自己的同志时常往来边区，向宁夏工委请示汇报工作，其间经常留居我们家，因为我们家僻居在高闸乡下，比较安全。我爸爸在当时蒋、马的白色恐怖下，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坚持进行党的地下工作，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

宁夏解放前夕，根据上级的指示，我爸爸只身前去与马匪上层势力接触，并策动他们起义，进行革命，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宁夏。父亲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宁夏解放后，因中共宁夏工委的介绍，党组织对我爸爸关怀爱护，信任备至。1950年8月，银川市人民政府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杨得志、市长孙璞等领导签发（会三字第98号）代表当选证书——张铎同志被选为银川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1年1月1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签发（总通字第161号）通知——兹经中央第47次常务委员会议议决，派张铎同志为宁夏省分部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1951年3月25日，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潘自力签发（府字第25号）任命通知书——任命张铎为银川市人民政府建设科科长；我爸爸参加革命后的工作情况，被党组织上报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51年4月6日，签发（政字第2292号）任命通知书——任命张铎为宁夏省银川市人民政府委员。

张铎 （老照片）

任命通知书（此复印件由吴忠市档案馆提供）

宁夏解放后，国家进入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我爸爸考虑他自己是学农的，应该发挥专业特长，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为此，他自己多次向组织上提出申请。经过组织上研究同意，于1952年，他被调到省农林厅工作。1957年，因工作需要，组织上又调我爸爸到银川专署工作。后经我爸爸多次要求，于1959年，调到石嘴山市农林局等农业部门工作，直到退休。

我爸爸参加革命后，终于寻找到了他的人生信仰和奋斗目标，他对中国共产党忠心耿耿，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不贪图个人私利。离休后回到老家，仍然和我的母亲一起住在早先在老家盖的土房子里，继续发挥专业特长，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提供专业服务，直到去世。爸爸的胸怀，光明磊落，言行一致，充满了一个革命者的正能量。这是爸爸留给我们姊妹兄弟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爸爸对我言传身教，从少年时期，就奠定了我的价值观。爸爸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兄弟姊妹一生工作和生活的价值准则。我爱我的爸爸，他老人家永久地活在我们的心里。

作者简介：

张玉兰，女，1941年5月17日出生，民革党员。毕业于宁夏农业机械化干部学校，最初从事气象工作，先后调动到原金积县档案馆、青铜峡党校图书馆、青铜峡新华书店、银南地区农机研究所、银南地区农业机械化学校、银南地区职工中专、银南地委党校等单位从事图书资料工作，参加过全国性专业培训，在专业领域发表过多篇文章，主任科员，吴忠市第八届政协常委。曾经获得青铜峡市先进职工，宁夏回族自治区新华书店先进工作者，银南地委党校先进工作者等奖励。

张玉兰 （2019年5月18日） 严新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