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它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体现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用“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指导我们党的工作，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仅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而且做出了许多深刻而精辟的论述。

（一）“实事求是”是一种哲学方法

1937年3月4日，刘少奇在《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在总结白区10年秘密工作的经验，分析白区工作中“左”倾思潮的根源时指出：“左”倾思潮在党内没有得到纠正，其影响最久、最深，给党的危害也最大。“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这就是说，原则是主观的东西，人们做事情，处理问题，只有原则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有实事求是这个哲学的思想方法。刘少奇在这里不仅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思想原则，而且把它提到哲学方法的高度，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上的创见。他的这一深刻的思想在当时虽然不为人们所注意，但是实际上是我们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概括。通过延安整风，这条思想路线就更加明确。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实事求是”四个字做了科学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经过毛泽东的阐述，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更加明确了。今天我们在探索这条思想路线的形成过程时，毫无疑问，应该充分肯定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刘少奇认为，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要求我们看问题、办事情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他特别强调“实际”这两个字。他说，我们要“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②。又说：“总任务与总策略是一个，但一到实际工作上，各地方各部门就各有不同。我们的同志就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在今天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样做法？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么？我们的同志如能这样去做工作，就不会不实际。”③他把了解客观实际情况，提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第一的、突出的地位，抓住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根本点。对于那种不注意了解客观实际情况，只从“原则”和条条出发的教条主义做法，他深恶痛绝，多次从哲学上进行了批判，讥笑教条主义者是把“原则”当作圣经，是实践中的唯心主义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造成了我们党的一种“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和改变。当1935年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内正确思想路线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提出要在党内实行两种性质的转变。一种是组织和工作方式上的转变，另一种则是哲学观点上的转变。他说：“后一种转变，是从机械的转到活泼的，主观的转到客观的，空谈转变到实际，形而上学转到辩证法。”④他强调这种转变“对我们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然而这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全党同志必须进行极艰苦的工作与学习，来完成这一个伟大的转变”①。我们党内政治路线上的分歧，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两条不同的认识路线。刘少奇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这的确是他具有坚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深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素养的表现。他的这些论述在今天对于共产党员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教育意义。

刘少奇认为，在人们周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实际，而实际又是千变万化的。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要求我们要从具体的实际出发。人们的认识应该随着变化了的实际而不断前进，才能逐步地求得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刘少奇尖锐地批评了我们党内曾经长期存在着的公式化、刻板化和僵化了的思维模式。他指出：“它只注意事物的表面与形式，而不注意事物活泼的内容；它只记得马克思主义的条文，而不能将这些条文活泼地运用到具体环境中去。”②他认为，“由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所产生出来的错误，给我们党的损失是很大的”, “我们的同志必须坚决抛弃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③刘少奇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是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

（二）反对脱离实际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刘少奇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方法，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他批评教条主义者说：“他们以背诵个别的原理和结论而自满，甚至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然而他们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活动方法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相反的。”④刘少奇赞赏的是另一种人，他们不以背诵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身体力行，活泼地去指导一切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他们自己。刘少奇肯定地说：“只有这种人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①

刘少奇在革命实践中十分强调反对脱离实际，不从实际出发的“空谈”。1936年他提出肃清空谈主义的领导作风，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同志们绝不要空谈。你们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懂得，你们就说懂，不懂得，你们不要说懂”②。他认为，党的总任务与总策略是一个，但一到实际工作上，各地方各部分就各不相同。我们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在今天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样做法？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么？刘少奇还特别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不要在你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与其对下面指导错了，不如少去指导还好”③。刘少奇对当时在高级领导机关中存在的空谈主义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把革命精神同务实精神结合起来，“我们的同志都有热烈的革命精神，但一定要加上真正的务实精神，才能切实推动工作与革命”④。

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要求我们在制定各种方针和政策时，要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为标准。1945年4月，刘少奇在《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中指出：“任何指导方针，都要实事求是。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才能求出正确的方针和指示，以此方针去指导群众斗争，再从群众斗争中去考验这些方针和指示的正确性。”⑤我们的方针和政策，如果“不从今天可能办到的事情出发，而从固定的公式、口号出发。这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⑥。

教条主义者在解决问题和决定方针的时候，总是不从周围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公式出发，拿什么决议上的条文来做根据，即拿一般的概念、一般的理论来做根据，而不拿实践中的经验和客观实际来做根据。刘少奇认为，这是实践中的唯心主义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是愚弄他们的，他们总是灰心失望，死气沉沉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相反，“他们在决定指示和方针的时候，不是在历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象的事情里面去求得，而是由调查研究周围的情况中去求得。在工作时，他们不拿书本上的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拿实践的经验来做根据”①，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为标准。在刘少奇看来，依据客观实际情况制定方针和政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它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它体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刘少奇强调，任何一个口号的提出，都要从实际出发。他在1926年10月5日写了《论口号的转变》一文中提出，在群众一切斗争中，口号的作用极大。口号能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能使群众精神特别振作，特别一致，发生强有力的行动。因此，口号性质的转变及口号的转变，要依斗争的实际形势的转变来决定。“如果争斗的形势已经改变，口号不及时地随之而改变，群众即没有一致的目标，将使争斗不能继续前进，无力而至于溃散。”②刘少奇还指出，不仅全国革命争斗的口号如此，而且在工厂或乡村中小争斗的口号也是如此。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后，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运动高潮。这时群众中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刘少奇分析后认为，宋哲元有转向抗日的可能性，便劝大家把口号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这样，群众的救国运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的可能性，也促使了宋哲元转向同情抗日，争取了地方实力派，使得从北平开始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扩展成为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要求我们客观地和全面地把握实际，并注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特殊法则，各级领导同志要依据特殊的环境和条件制定方针和政策。否则，丢掉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忽视与离开各地特殊情形，一切好的决议都要变成空谈”③。

（三）实践对于理论具有基源性和优越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一刻也离不开社会实践。因为，实事求是是一个认识过程，是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也只有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才能求得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

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人们为了生存，就必须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自己。刘少奇说：“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①革命者要求的自己的进步，必须到革命的实践活动中自我锻炼和修养。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号召广大革命者、共产党员要积极奔赴抗日前线，到抗日运动的烽火中锻炼成长。

刘少奇深刻论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②。人们只有亲自参加革命实践，才能深刻体验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如果脱离实践，要找到真理，找到正确的道路，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坚决反对脱离实际、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同时，他也反对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他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③。任何理论都离不开社会实践，“实际的有生命的马列主义，恰恰就包含在这些问题（按：即实际问题）中，包含在一切人们的社会的具体实践中，而不在书本的公式上及一切抽象的神秘的地方”④。理论如果离开实践，它就会变成死板的教条，而不能成为实践的指南。任何理论都必须到实践中去检验，在实践中修改它、补充它。1948年10月，刘少奇同华北记者团谈话时明确指出：“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中央是这个样子，各级党委也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正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全起来。马列主义的领导，应该如此。”①

刘少奇认为，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客观条件，反对脱离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主观盲动性。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人民日报》曾用大字标题提出和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使很多人头脑发热，盲目蛮干。在1962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针对1958年后的严重教训明确指出，社会实践证明“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②。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客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刘少奇说：“条件是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情是不能办好的。”③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在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条件下，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够发挥伟大的作用。刘少奇还指出，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根本经验教训在于不实事求是。什么是“大跃进”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指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大跃进”的要求是：既要多、快，又要好、省；既要数量，又要质量；既要照顾需要，又要根据可能的条件；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既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又要有长远打算。刘少奇说：“正确地处理这些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关系，就是实事求是。”④

刘少奇这种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社会实践和客观条件的作风，是非常可贵的。社会实践反复证明，不坚持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不尊重社会实践和客观条件，势必犯主观盲动主义的错误，也就达不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

（四）坚持实事求是要有革命的勇气

刘少奇于1945年在《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中指出，任何指导方针，都要实事求是，但是，“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精神、革命勇气才能做到”①。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还反复重申这个观点。1962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明确讲：“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能实事求是。”②在我们的同志中，特别是在干部中，有些人往往屈服于某种压力，对党对同志说假话。刘少奇针对这种情况指出：“对于那些被迫说假话的人，对于这种软弱的人，应该说几句话。毛泽东同志以前说过：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实事求是，为了说老实话，应该有‘五不怕’，这就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毛泽东：这是对男的说，对女的说是不怕老公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准备了这‘五不怕’，什么话也敢讲，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③

刘少奇认为，实事求是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在处理具体问题中，在对人对事中做到实事求是是很不容易的。这里有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问题，也有知识经验、思想水平和客观条件的问题，特别是有党性的问题。1941年8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说：“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刘少奇在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明确指出：“中央认为，现在有必要向全党再强调提出这一个加强党性的问题。”④他还强调说：“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⑤他希望那些把实事求是的作风丢到脑后的同志，迅速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这是“党中央号召”①。

实事求是之所以是党性问题，是因为它关系到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问题，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问题。不实事求是，不仅是指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在认识上发生错误，给工作造成损失，而且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一时不了解情况而犯错误，却是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不但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也不止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且是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失党性的表现”②。有的干部，在工作中为了争名誉、出风头，不惜向党作假报告，有意夸大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有的干部对上级派去的检查当地工作的人员，竟然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不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甚至打击那些如实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在1959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有的干部大吹大擂地叫喊，小麦亩产上万斤，中稻亩产四万三千斤，粮食吃不光了。刘少奇针对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情况说：“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再三说，部队缴了敌人的枪，要把数字如实上报，不准多报一支，也不准少报一支。但是，这几年来，有些同志对所报数字居然那么不负责任，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爱说多少就说多少。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这样做了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③他还严厉批评说：“这种对党、对上级弄虚作假，不是属于不了解情况的问题，甚至不是主观主义的问题，而是一种极不老实的欺骗行为，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作风，是完全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这还有什么党性呢？”④刘少奇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否则，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他希望我们所有的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⑤所以，实事求是的作风，是一个党性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的一条是增强党性锻炼和修养。没有这一条，做到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实事求是地对人对事，是根本不可能的。

实事求是既然是个党性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具有革命的精神和勇气。一方面不要怕打击报复。不要因为怕打击报复，把分明是黑的说成是白的，或者分明是白的，却不敢说是白的。另一方面，如果自己做错了事，在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对党对人民造成了损失，要勇于承认错误，不要怕作检讨，怕受批评，怕丢面子，在这两个方面，如果没有勇气，没有革命精神，没有毛泽东讲的“五不怕”精神，是难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

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关键是领导，各级领导同志支持什么，鼓励什么，批评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1958年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党内不实事求是的恶劣作风为什么那么盛行？“文化大革命”中胡乱批斗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狂风为什么刮那么大？近几年党内不正之风为什么那么严重？其关键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对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不仅不支持，不表扬，反而进行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甚至有些看着领导眼色行事，对领导人投其所好、送其所需的人，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做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刘少奇说：“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①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改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否则，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那些不老实的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占点小便宜，但是，在我们党内，在人民中，终究是要吃大亏的。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会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①我们所有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大力支持和表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在党员和干部中间，必须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刘少奇认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党员和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现象改变过来，才能把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断地发扬光大。

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8页。

②③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43、56页。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②③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1、106页。

①②③④⑤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42、42、70、307、308页。

①②③《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10、44页。

①②③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218、218、219页。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3页。

②③④《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427、361页。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②③④⑤《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439、397、397页。

①②③④⑤《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8、398、399、399、400页。

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9页。

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