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建基业秦人固陇右 巡北地始皇建萧关
秦人的发家史可以说是陇右史。
秦人出自我国上古的东夷，以少昊苗裔、伯益之后自居，其始祖是传说中的女脩。据《史记·秦本纪》等古文献记载，女脩是东夷少昊族支系颛顼的后裔。传说她织布时，有玄鸟即燕子从头顶飞过，掉下一枚蛋来，她吞而食之，不觉有孕，并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大业。大业娶中原黄帝部族的后裔女华为妻，生子大费。大业又称皋陶，大费又名伯益，父子二人都曾辅佐帝舜与大禹。伯益协助大禹治水有功，与大禹一同受到舜的封赏，舜将宗族的姚姓女许配之。后来，伯益担任执掌山林湖泽的“虞官”，并主司畜牧业，“鸟兽多驯服”，被赐姓嬴氏。在舜禹时代，皋陶与伯益地位显赫，秦人远祖得以较快发展。
大禹建立王权后，曾指定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死后，又指定其子伯益继承王位。大禹死后，其子启与伯益争夺王位，伯益失败被杀。即史载“益干启位，启杀之”。从此，王位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
伯益被杀，对秦人先祖及部族打击沉重，秦人失去了舜禹时代显赫的地位，从原居地向西迁移。伯益生有大廉、若木二子。夏启为了安抚伯益族，封大廉于路邑，封若木为费侯。这两支秦人的子孙在中原各地不断繁衍发展。至夏末，若木一支秦人的首领为费昌，商汤灭夏时，费昌及族人叛夏归顺，并成为灭商的一支生力军，费昌曾为商汤驾车，协助商汤取得鸣条之战的胜利。大廉一支秦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也重新强大起来。
商朝建立后，秦人发展迅速。商朝中叶帝太戊时，大廉一支秦人的首领先后为孟戏和中衍，都有驯养鸟兽和通鸟言兽语的特长，被征召为宫廷驭手，效命商王室，帝太戊还将宗族女嫁给二人。从此，秦人和商族建立姻亲关系；另一方面，历代秦人首领都鼎力协助商王朝并屡建功勋，“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大廉一支秦人没有留下世系。与商王康丁同时的秦人是仲衍的后裔胥轩。到其子中潏时，秦人定居陇右，为商朝守卫西土。这是秦人第二次西迁。
中潏约与商王武乙同时，中潏之子蜚廉生长子恶来、次子季胜，父子三人与居于东方的另一支秦人费昌的后裔费仲都是商纣王的心腹之臣，他们百般讨好暴君商纣王，助纣为虐，终于自取灭亡。周武王灭商战争中，恶来与费仲均被周人所杀。而秦人作为商王朝的忠实追随者，遭到周人的镇压和排挤，不仅首领被杀，而且各地秦人普遍被镇压。秦由商代显赫的诸侯继夏代之后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既失去了原有的封地，又被取消了自伯益以来的嬴姓族号和主持祭祀少昊的权利。周公东征，嬴姓十七国先后被灭，嬴姓部分族民西迁陇右，与前两次西迁的秦人会合，成为当时最大的一股嬴秦力量，陇右也就成了秦人最主要的活动地域。
蜚廉次子季胜在周灭商后归顺周人，以养马畜牧为业，子孟增时，周成王特许其定居“皋狼”，因此，孟增又被称为“宅皋狼”。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被周穆王征召为宫廷驭手，因功受封于赵城。从此，造父族以赵为姓氏，其后代建立了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
蜚廉长子恶来被杀，其子女防与族人在西垂患难与共、休养生息，谋求新的发展机遇。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凡，太凡生大骆，大骆生非子。这几代秦人在西垂经历了失姓灭国之后最艰难的岁月，一方面，被周人视为商朝顽民和与西方戎狄等同的野蛮之人，极力被压制和排挤；另一方面，当时的西垂，又是边族西戎的居地，秦人身处戎狄包围的环境中，时刻都有被吞并的危险。造父一支秦人受封赵城，地位上升，西垂女防一支秦人也就冒称赵氏。尽管这是一个冒称的姓氏，但毕竟使西垂一支秦人由此走出了“失姓”的阴影。
非子在犬丘（即西垂）以善养马而著称，被族人告知周孝王。当时正为“戎狄交侵，暴虐中国”，战马不足，国防空虚而苦恼的周孝王，立即召见非子，命非子在“汧渭之间”建立牧场畜养战马，“马大蕃息”，获得巨大成功。为奖赏非子养马功绩，周孝王欲以非子为大骆继承人，但非子只是大骆的庶子，嫡长子乃是大骆与戎人中侯之女所生的成，此举遭到申绥的坚决反对，并以周戎关系破裂相要挟。周孝王时（前891—前886年），大骆长子成为合法继承人，另外，特赐封非子为附庸，准非子在“秦”建立城邑作为封地，并恢复被剥夺的嬴姓，同时秦人又以封地“秦”为族姓，秦人、秦族、秦国的称谓都渊源于此。非子受封是秦人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秦人开始摆脱周人部族奴隶的卑贱地位而受到周王室的重视。
从中谲到非子，已有前后八代秦人生息于陇右西垂，这是秦人创业发展中最为艰辛的阶段。当时的陇右地区，属于中原的西部边陲。当地的早期居民是古籍所称的戎、羌部族，由于地处中原西部，所以被统称为西戎。从商周至春秋，羌戎部族广泛活动于西北地区，过着游牧射猎的畜牧生活，造就了有别中原华夏文明的羌戎文化。在中原农牧兼长的秦人入居陇右后，主动接近羌戎，学习、吸收羌戎文化，渐渐与中原华夏文化有了差异。秦人在人伦关系、婚姻和丧葬习俗、礼义制度等方面，都与戎族文化更为接近。正因为如此，从西周初年以来，秦人就一直被周人及中原诸侯视为戎狄。所以在文献中留下不少称秦人为“狄秦”“秦夷”的记载。
非子被封为附庸后，便带领一部分秦人来到今清水至隆德一带开辟新根据地，修筑城池并定居下来。从此，秦人拥有犬丘和秦两块根据地，大骆长子成怍为大骆继承人仍在犬丘，次子非子则来到封地秦开拓发展。周孝王的两全之策既重新协调了周与西戎部族的关系，也使封赏非子的愿望付诸实际。周孝王对非子的封赏，也包含着借助秦人力量固守西土，借以抵御来自西戎威胁的成分。于是，秦人与西戎、西周的关系发生了大转换，即秦人由原来受周人压制排挤转而与周人亲近，而秦与西戎之间则由此前的和睦相处转而兵戎相见。西周要倚重秦人抵抗西戎，而秦人则既要从西戎手中争夺土地、牧场，又要以反击西戎换取在周室政治地位的提高，双方在反击西戎上利益共同，目标一致。
经过八代秦人的努力，秦人在经济实力和文化发展上均具备了同西戎抗衡的基础。非子死后，先后继位的是秦侯和公伯，公伯子秦仲是继非子之后又一位杰出的首领。
庄公在位四十四年（前821—前778年），生有三子，长子世父立志专击西戎，并发誓：“我非杀戎王不敢入邑”。遂让位于弟弟襄公。周幽王五年（前777年），襄公继位，即位当年便将妹妹缪嬴嫁给西戎丰王，以怀柔分化西戎，在秦戎对峙中采取攻伐与怀柔两手并用的策略。次年，西戎突发大兵，又一次包围了犬丘，世父反击，为西戎所俘，一年后才被放回。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幽王“烽火戏诸侯”，犬戎乘机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攻破西周都城镐京，西周灭亡，在这次事件中，秦襄公率秦人前往关中救周，奋勇作战，接着又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因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并赐予“岐以西之地”，并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至此，经过十三代秦人三百余年不懈的奋斗和努力，终于跻身诸侯行列。秦的立国也标志着秦人自周初以来被周王室和中原诸侯视为戎狄，排斥于华夏文化之外历史的终结和重归华夏文化的开始。
秦襄公受封诸侯后，健全和完善各种政权机构；建立起同中原各诸侯国的联系和通使关系；扩建都城，创设西畴，不断加强军备，完善车战技术，“备其甲兵，以讨西戎”，发起收复岐丰之战。秦襄公十二年（前766年），秦襄公“伐戎而至岐”，战死疆场。
前765年，襄公之子文公继位于西垂宫。两年后，秦文公带兵七百长途“东猎”了解西戎虚实，勘察关中形势，为秦人东入关中做准备。
当文公行至“汧渭之会”（今陕西宝鸡水莲寨附近）时，占卜并决定建立新都，并且“即营邑之”。秦文公四年（前762年），文公举族迁都“汧渭之会”，秦人全体离开世代相守的发祥地西垂，秦国历史翻开关中时代的新篇章。
秦文公之后，秦宪公和秦武公都先后西击诸戎，扫荡西垂故地戎族部落。秦武公十年（前688年），武公率军西越陇山，一举攻灭邽戎、冀戎，建立邽县（今甘肃天水）和冀县（今甘肃甘谷东南）。
秦武公之后的秦德公、宣公、成公时期，秦人开始向东方发展，秦穆公时曾取得伐晋的胜利。随后，秦穆公在伐郑和殽之战中均遭失败，转而向西拓展霸业。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用由余计谋，大举进攻西戎，取得“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辉煌战果。秦国土地从关中扩展到甘肃中部的洮河流域，使陇右逐步成为秦人逐鹿中原稳固的后方和战马供应地。
秦献公元年（前384年），秦国兵临渭首，灭狄戎。秦孝公元年（前361年），秦兵“西斩戎之獂王”，攻灭了獂戎。秦国在狄、獂戎故地分别设立了狄道（今甘肃临洮）和獂道（今甘肃武山西北）。
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年），秦惠文王派兵攻取乌氏戎地，置乌氏县（今宁夏固原原州区南）。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诱杀义渠戎王，灭义渠戎国，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遂“筑长城以拒胡”，此后又设朝那县（今固原市东南）。乌氏，朝那均属北地郡。秦嬴政于公元前246年继位后，经过二十七年战争，统一了中国。第二年（始皇帝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翻越鸡头山，巡幸陇西郡和北地郡。秦始皇为什么要巡视这两个郡呢？陇西郡是秦人发迹的地方，自不必说起，巡幸北地郡和军事、马政、祭祀有很大关系。
巡视乌氏县后，秦始皇命令在乌氏境内一个叫焉支的地方建萧关。此地处泾水源头，东西两山相峙，地势十分险要，是通往关中的必由之路。它“据陇东垂，为九塞咽喉，七关襟带，北控朔方，西通金城，东接渭州，南连秦巩，减冲衡山”。秦设萧关在历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视察北地郡，和马政有很大关系。
骑兵是古代战场所向披靡的兵种，然而，饲养战马却不是农耕民族之长技。“马政”，是牵系着国力兴盛的脉搏，绝非养马那么简单。
马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自西周就开始显露。在《周礼》中，马政就已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所谓马政，即关于马的牧放、征调、采办、使用和管理等等的政策与制度。三千年的漫长冷兵器时代，马政的兴衰，也是国家的兴衰。
《周礼》规定，凡拥有十六井土地者，可有战马四千匹，战车一千乘。周天子被尊为“万乘之王”“万乘”的背后，是沃野千里，也是战马数万。
“万乘”一如今日的核武器，具有战略威慑作用，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因此，《周礼》说用马、养马乃“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必须限制。《周礼》可以说为中国的千万马政奠定了制度基础。
秦人擅养马，是有历史渊源的，秦人祖先伯益曾为舜养马，马群繁衍兴旺，功劳卓著，得到舜的封土并赐“嬴”姓。伯益的后裔又替周孝王养马有功，赐封秦地，这是历史上秦国的开端。
秦人封地所在的陇右六盘山地，从土壤性质、地形地势、气候、草生状况、水源、森林诸条件看，都是比较理想的群牧养马场。秦国把发展畜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设立了养马养牛的法律法规。
按照法律法规，秦代中央政府每年对各地养马的情况都要进行一次大规模评比。如果在评比中，谁负责饲养的马体型消瘦、行动迟缓或者不按期参加评比，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对于驾车过程中与策伤马的不同深度，也制定了相应处罚标准。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之后，农业经济飞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一人耕种不仅可供十人食用，还有余粮来饲养六畜。这为秦国大力发展养马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依傍如此严格的法令和殷实的物质基础，战国中期，秦国的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得到了异常迅猛的发展，秦马在数量和品质上都远在六国之上。
秦在春秋时及战国初年，良马主要来自西部诸戎，引进的方式有两种：战争夺取和贸易交换。
秦人早期游牧于西方，立国之处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附庸国，四方被狄戎包围，民族关系复杂，战事不断。从周宣王时开始，秦与西戎的战争历时数百年，各有胜负，直到秦穆公任用来自西戎的谋士由余，才“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战争胜利的同时，西戎马匹也源源不断进入秦国。战国后期，西戎被秦国吞并，西戎马成为秦国国马，但要想进一步扩张壮大，还不能满足于此，秦国开始引进北方少数民族的良马。
与西戎马相比，北方马更为灵活高大，适合骑兵使用，秦国在秦穆公时已有少量骑兵，当时还不成气候，到了战国后期，秦已经发展为“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力量。张仪曾说秦马品种之优良，马蹄一跃可达三寻，三寻相当于现在的六米多，而秦军中这样的宝驹不可胜数。
与对抗吞并西戎部落不同，秦对北方民族的马主要是通过贸易引进。秦国位处北部的商业要道，商贾引进良马必先经过秦国，他们可以直接同北方进行贸易往来。到了秦始皇时期，贩卖北方蒙古马已成了最赚钱的生意，以此致富者不胜枚举。
史载秦始皇有七名马：追风、白兔、蹑景、奔电、飞翮、铜爵、神凫，其中五匹是来自六盘山谷地。秦始皇对六盘山谷地养畜能手乌氏倮进行奖励。
《史记》称乌氏倮，一作赢。女（也有研究者认为，倮是男性），秦朝北地郡乌氏县（今固原南部瓦亭一带）人。
古代的六盘山地区，水草丰美，气候宜人，适宜发展畜牧经济，乌氏倮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养牛牧马，发展畜牧。到秦始皇时期，倮已成为当地一个大牧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了货币，给商品交易提供了方便。聪明的倮看到周围的戎人只会放牧，而不懂养蚕、织丝。她就把马、牛、羊卖给关中农耕地区的农民，然后收购珍异物品、丝绸和日常生活、生产用品，带回来销往牧区，再换成牲畜销到内地农区，来来回回，做着利润十分丰厚的丝绸生意。她还常向戎王进献丝织品。戎王也高兴以价值相当于丝织品十倍的牲畜酬报，使她的财富不断增值。绢马交易，使倮成为出名的大牧主兼大商人，成为宁夏历史上最早的首富而名闻朝廷。
秦始皇时期，专门设置有管理牛马的机构太仆寺。以立法形式保障畜牧业的发展，颁布了《厩苑律》《牛羊律》等畜牧专款条例，乌氏倮既传承了戎族传统的饲养方式，又积极执行了秦朝有关畜牧政策。史籍记载说她的牲畜多至用沟谷计数的程度，单纯的统计牲畜很难准确，只能以一条山谷里所有的牲畜为一个计量单位，进行统计。
秦始皇巡视陇西，耳闻目睹了乌氏倮经商发展畜牧的业绩，当即给倮以“比封君”的优待，也就是说，对她的礼遇等同王侯，她可以和秦国的大臣们一样，随时进宫朝见，参与议事。享有相当高的政治待遇和荣誉。作为一个牧主与商人，乌氏倮能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地位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联想到的是，倮也为朝廷提供了大批军马，对秦国的政治、经济有很大的贡献，理所当然地受到秦始皇的恩宠，才会受到这种政治待遇。
秦始皇巡视北地，还和祭祀有关，早在秦穆公时，因崤山之战，秦败于晋国，转而和楚国结盟，在朝那湫以水神为证。盟誓永不侵犯，因此，朝那湫成了秦人归入华夏的盟誓之地，秦始皇当然要祭祀。
秦惠文王后元五年（前320年），惠文王亲率大军北巡，祭祀朝那湫后北游戎地，直到河套地区。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年），秦先后战胜三晋（赵、韩、魏），灭巴蜀（今四川），又攻义渠戎，广拓西北之地。此时秦国欲东伐齐国，怕齐、楚联合，派张仪赴楚，劝楚怀王亲秦绝齐，以割地六百里的空言为诱饵，诳骗怀王。当楚国与齐国绝交后，秦只给楚六里之地，楚怀王大怒，派大将屈匄率师伐秦。这场战争本来是由秦国挑起的，而秦为找借口把战争的起因说成是楚国背盟，于是刻《诅楚文》投入朝那湫，以惑视听。《诅楚文》的大意是，五年前（即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魏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今又悉兴其众，以逼我边境，秦人尝与楚同好，然楚人背盟，秦人疾之。幸于一胜，遍告神明，著诸金石以垂后世。然而，战争的结局恰恰是楚国大败，就连楚怀王也再次遭骗成为秦的阶下囚。
秦始皇祭祀朝那湫渊，宣扬神的灵验，祭祀是必然的。
战国时期，随着战争的目的由“称霸”转向“统一”，秦国不仅在生产技术方面勇于革新，而且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也有着跳跃式的发展。面对各国模糊的先祖意识和混乱的文化意识，秦人敏锐地发现，只有高举“炎黄苗裔”和“华夏正宗”的大旗，才能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广泛的号召力。于是，秦灵公三年（前432年），秦立上下畤，也就是两个祭坛，上畤祭黄帝，下畤祭炎帝，明确把自己列为炎、黄的后代，将自己的文化归入华夏文化的体系。这不仅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更重要的是将秦文化进行了文化归宗与认同。通过此举，秦人将自己的文化同“夷翟”彻底划清界限，从而扛起华夏文化正宗的大旗，成为引领思想文化潮流的先驱者，为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础，也是统一变成回归“华夏正统”的正义行动，极大地增加了统一进程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秦始皇祭祀湫渊，正是用以说明秦统一六国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