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袁金平的《出土文献与古籍新诠》，即将出版，让我给他的书写几句话。袁金平是安徽大学古文字学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之一，是我的硕士，黄德宽老师的博士。人非常聪明，头脑清楚，记忆力好，也用功。博士毕业后到三峡大学工作，仍然坚持做古文字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该书所收的29篇大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重新读过以后，有如下想法：

1.做研究要求新，也就是现在到处都讲的“创新”。

袁金平的这29篇大作，每一篇都符合“求新”，新的材料，新的观点，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一得之见。比如：邿子姜首盘铭“于终有卒”之“卒”读为“作”，训为始；芮伯簋铭文“朕簋”，读为“尊簋”；季姬方尊铭“亩”、新出霸伯铭“副”、三十年钜鹿令戈之“巨鹿”；等等，均是新说新见。

2.利用出土文献校正传世文献。

传世文献大多可信，但在辗转传抄流传中，难免鲁鱼亥豕，即个别字、句有讹误，这就需要利用出土文献来校正。袁金平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如利用西周金文校正《逸周书·克殷》“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应为“叔振奏拜，假陈常车”。据古文字资料读《论语·雍也》“君子可逝”为“君子可选”，据汉简校读《史记·赵世家》“钜鹿敛”等。

以上仅仅是举例，文中精彩的说法还有很多，值得大家细细品读。当然，也有个别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比如清华简《系年》的“析”，作者认为是“慎”字异体，我是不赞同的。至于中山王鼎的字，旧释“折”是对的，在铭文中读“慎”。

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非常艰辛的一件事情，是个苦差事，许多时候是费力不讨好。释字是第一步，是整理出土文献最基础的工作。原因很简单，如果字都不认识，如何去分析读音，解释字义？最近，陆续听到个别青年学者说“抠字形，考字没用”。这种谬论，本不值得批驳，但影响很坏。我还是引用于老和唐兰先生的话批驳他！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自序中说：“文字考释是一项基础工作。”“字形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唯一基础。”（《甲骨文字释林》自序3-4页）唐兰先生说：“认清字形，是学者最须注意的，假如形体笔划，没有弄清楚，一切研究，便无从下手。”（《古文字学导论》169頁）两位著名古文字学大家的话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徐在国

2019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