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畜牧业

一 秦汉时期

古代羌人一向以发达的养羊业为世人所瞩目，故中原也以“西戎牧羊人”目之，并冠以“羌”之名号。秦汉时期，除居于海拔相对低的河谷地区者兼事农耕外，其经济主业仍为游牧。据《后汉书》记载，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23]。公元前5世纪中期，原为秦国奴隶的无弋爰剑逃到河湟地区，向当地“以射猎为事”的羌众授以“田畜”之术，“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24]。无弋爰剑所教之“田畜”之术，大概是秦国较为先进的农牧业生产技术，因而促进了西羌地区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西羌“种落”的发展与壮大。无弋爰剑之后，其子孙分支多达150种，“种类繁炽”就反映了这一情况。羌人畜牧业生产以游牧的方式进行，畜种以马、牛、羊为主，另有驴、骡、骆驼等。《汉书》《后汉书》中，有大量羌汉兵事冲突的记载，汉军在这些兵事活动中，每每掳获羌人马、牛、羊、驴、骡、骆驼等畜产以成千上万乃至数万、十数万相计。如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攻打先零羌，掳获“马牛羊十余万头”^[25]；建武十一年（35年），陇西太守马援击先零羌于临洮，“斩首数百级，获马牛羊万余头”；建初三年（78年），马援子马防击烧当羌于陇西，掳牛羊十余万头；^[26]和帝永元元年（89年），护羌校尉邓训遣兵“掩击迷唐于写谷，斩首虏六百余人，得马、牛、羊万余头”；次年，又遣兵击迷唐，“斩首前后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一种殆尽”^[27]。永初七年（113年），“骑都尉马贤与侯霸掩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首虏千人，得驴、骡、骆驼、马、牛、羊二万余头，以畀得者”^[28]。元初三年（116年），“任尚又遣假司马募陷陈士，击零昌于北地，杀其妻子，得牛、马、羊二万头”^[29]。建光元年（121年），护羌校尉马贤击当煎羌于允街，掳马牛羊10万头；^[30]永和四年（139年），马贤击烧当羌种酋豪那离于金城，“得马骡羊十万余头”^[31]。永和六年（141年），武威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掠马、牛、羊、驴18000余头^[32]。“建康元年（144年）春，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领护羌校尉卫瑶追击玄等，斩首八百余级，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33]这些记载虽然不能直接反映羌人的经济实态，但说明羌人畜牧业生产有着相当高的水平，当然也就拥有数量相当庞大的畜群。不过，也正是汉朝政权与羌人种落间长期的战争，使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处于弱势的羌人种落不断遭到沉重的打击，致其人畜两敝。“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34]仅护羌校尉段，从延熹二年（159年）到延熹八年（165年）的六七年之间，“凡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之后，他又主导了对迁移安置于内郡的所谓“东羌”的军事镇压，“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35]历经如此摧残，羌人游牧生产已很难维持，经济衰敝势所必然，甚至一些羌人种落在历经战争浩劫后，也瓦解消亡。不仅如此，在诸羌中以“强富”著称的烧当羌迷唐所属，在汉军打击下也只能是“亡逃栖窜，远依发羌”^[36]。

两汉时期直至唐以前，青藏高原的社会经济情形缺乏文字记载。所知者仅为唐以后藏文文献中一些传说形式的追述。根据这些追述，大体断定居住在草原高地的部落主要从事游牧业，饲养的牲畜主要是牦牛、藏系绵羊、马等，西藏早期社会出现的六牦牛部和十二小邦，均为牧业部落，比如，雅隆为典型的牧业型部落，其牧业经济持续了较长的时期。^[37]一般来说，居住在河谷地区的部落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牧业经济在其中所占比重较大，这既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也取决于西藏地区早期居民的社会经济结构。^[38]据《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红史》等后世文献记载，悉补野王统世系时期西藏地区的畜牧业有了长足发展，聂赤赞普时期，始用“乌尔朵”（意为投石器或牧鞭）放牧；布代贡甲时期，驯养牦牛、黄牛、山羊等，夏天收割牧草，以备牲畜过冬；朗日松赞时期，有了定居放牧、分季放牧、分类放牧的习惯。^[39]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以降，青藏高原进入鲜卑主导的时代。鲜卑族本系游牧民族，他们进入青藏高原后，既未改变自己原有的经济生产形态，也没有改变青藏高原既有的游牧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吐谷浑建政立国的350多年间，畜牧业始终是青藏高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生产形态。关于吐谷浑的游牧经济，相关史籍中都有大致相同而简略的记载：

《晋书》卷97《西戎·吐谷浑传》：

……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

……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

《周书》卷50《异域下·吐谷浑传》：

……虽有城郭，而不居之，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

《北史》卷96《吐谷浑传》：

……逐水草，庐帐而居，以肉酪为粮。……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

《南齐书》卷59《河南传》：

……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屋，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

《隋书》卷83《西域·吐谷浑传》：

……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

《旧唐书》卷198《西戎·吐谷浑传》：

……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肉酪为粮。

除吐谷浑外，同期高原上的其他鲜卑人、羌人等部落部族也大多以游牧为主业。如秃发鲜卑据有可耕可牧的河湟地区，其统治区域内有为数众多的“晋人”（即汉人）和部分羌人从事农业生产，秃发氏也取“劝课农桑”之策，但其“国人”即秃发鲜卑本族及所属羌胡等其他民族仍主要从事传统的游牧业。史载东晋义熙（405～418年）中，西秦乞伏炽磐征讨秃发傉檀，败其太子武台，掳获马牛18万还；^[40]秃发傉檀曾一次向后秦主姚兴献马3000匹、羊30000只，^[41]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畜牧业有着相当可观的规模。而同属鲜卑的乙弗、折掘、契汗等部落都在牧草繁盛的环青海湖地区活动，皆以畜牧为生。东晋义熙十年（414年），即南凉国败亡前夕，秃发傉檀曾率军7000人西征乙弗部，掳获牛马羊40余万，^[42]乙弗部众仅万落（户），一次武装袭击而被掳走的牲畜就达如此数目，可见其畜牧业的繁盛。另据《晋书》卷125《乞伏炽磐载记》记载，东晋元熙元年（419年）西秦王乞伏炽磐向乙弗部强征马匹，一次就“税其部众戎马六万匹”。这也反映了乙弗部畜牧业尤其养马业之发达。作为青藏高原土著的党项人则完全是一个“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的游牧部族。史载党项所居“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畜犛牛、马、驴、羊，以供其食”^[43]。另外如宕昌、白兰、羊同、苏毗等均以游牧为生。

史载宕昌“牧养犛牛、羊、豕以供其食”^[44]。白兰，“羌之别种也。其地东北接吐谷浑，西北利模徒，南界郍鄂。风俗、物产与宕昌略同”^[45]；羊同即藏文史籍中的象雄，位于今西藏西部，有大羊同、小羊同之分。杜佑《通典·大羊同国》谓：“其人辫发毡裘，畜牧为业。”苏毗地处通天河流域及藏北高海拔地区，同样是游牧部族。地处今四川甘孜的附国，大致处于定居状态，所谓“垒石为碉而居”，经济上农业似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土宜小麦、青稞”，但“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地宜畜牧，畜养了大量牛马，日用生活中也大量使用畜产品。“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带羃。衣多毛毼皮裘，全剥牛脚皮为靴。”^[46]如此看来，附国的经济类型大致属于半农半牧。

与以往相比，吐谷浑时代，青藏高原游牧经济的牧产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羊、马、牛、骡等仍然是最基本的畜种。其中，养羊业是早期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游牧民最具代表性或象征性的产业，以致这些游牧民被中原冠以“羌”的名号。羊之肉、乳、皮、毛兼用，在游牧民生活中的重要性无可替代。所以，吐谷浑时代，养羊业仍然是青藏高原游牧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产业之一。在青藏高原，牛的品种主要有牦牛、黄牛、犏牛，而最引人瞩目的是牦牛。牦牛对高原游牧民而言，不仅可食其肉、乳，可用其皮、毛，而且是高原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后世以“高原之舟”誉之，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青藏高原上几乎所有部族部落都畜养有大量牦牛。如吐谷浑，史书中载其“多牦牛”^[47]，“土出牦牛、马、骡”^[48]；上述党项、宕昌、苏毗等高原其他部族也大都如此。

相对而言，吐谷浑时代，在青藏高原的畜牧业中，得到长足发展的是养马业。养马业在青藏高原有着悠久的历史，而随着鲜卑诸部的移入，无论在畜养规模上还是在社会经济中的总体影响力，都为青藏高原的养马业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前述在环湖地区游牧的乙弗部仅有万落之众，但一次就被西秦强征马匹达6万之多，这足以说明其养马业规模之可观。而在吐谷浑畜牧经济中，养马业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东晋咸安元年（371年），吐谷浑王碎奚遣使向前秦送马达5000匹^[49]。吐谷浑在养马业上的最大成就和贡献则是良种马的培育，特别是政治中心西移至环湖地区之后，利用当地优质的牧场资源开展良种马的繁育工作，从而使青藏高原的养马业在品质层面达到更高的水平。史籍中多载吐谷浑盛产良马，此“良马”即“龙驹”（“龙种”）与“青海骢”。

《魏书》卷110《吐谷浑传》载：

……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是也。

其他如《北史》《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册府元龟》《通典》《文献通考》等文献均有类似记载。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大量中亚、西亚的良种马就以“天马”“西极马”“汗血马”等名目引入中国，并与中国马配种，大大提升了中国马的品质。而在地理上与西域毗邻，历来又为游牧民渊薮的西北地区，自然就成为这些良种马培育和畜牧的最合适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末在河西走廊武威雷台魏晋墓中发现的铜奔马，就说明了汉代以来西北地区作为我国良马培育、畜牧基地的重要地位。作为“马上民族”的吐谷浑到青海后，很容易受到这种环境与风气的影响，因此积极学习相关育种技术并进行良种马的培育。而把青海湖和环湖地区优质牧场，作为良种马的培育基地，并育出神异色彩浓厚的所谓“龙种”，显然是附会汉代以来西域和中原地区所谓的“泽出神马”的传奇意象，借以抬高马匹的身价，以故，“吐谷浑良马悉牧青海”^[50]。但是，青海湖等地是当时畜牧业的重要基地却是毋庸置疑的史实。隋大业五年（609年），隋军在占领了环湖地区后，炀帝令“置马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龙种”，但隋人并未掌握实际配种的技术，其结果只能是“无效而止”^[51]。能“日行千里”的“青海骢”系吐谷浑人引进的波斯母马，择青海本地良马与之配种后繁殖成功的优质马种，也是吐谷浑人通过丝绸之路参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既有“龙种”，又有“青海骢”，“故其国多善马”^[52]。吐谷浑“龙种”和“青海骢”的培育成功，使青海地区从此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良马产地之一。吐谷浑将大批青海马输入中原地区，换取所需粮食及各类手工业品。唐代，特别是宋明时期，西北地区茶马贸易繁盛，其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就是青海地区有可资贸易的大量优质马匹。故吐谷浑对于我国西北养马业及社会经济之贡献巨大且影响深远。

除了“龙驹”和“青海骢”之外，吐谷浑时代青藏高原另一著名的良马品种为“蜀马”。蜀马属于山地马类型，体型矮小，善于走山地，今川西北一带当是这一类马匹的主要产地，因大量输入蜀地后才广为世人所知，故有了“蜀马”之称。南北朝以来，这一地区处在吐谷浑统治或控制之下，所以《晋书》中有吐谷浑“出蜀马、氂牛”的记载，蜀马也在吐谷浑时代作为青藏高原另一类型的良种马，大量输入西南和中原各地，其在高原养马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魏书》中就记载，在吐谷浑王伏连筹主政时期，曾频频向北魏进贡牦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53]

在养马业方面，吐谷浑人除了重视以挽乘为目的的优质马匹的培育和畜牧之外，更训练调教出能够随乐曲节奏起舞的所谓“舞马”，也即“善舞马”“能舞马”，并作为贡品，进献于南北方政权。“舞马”大概源自古代的马戏。据载，曹魏时曹植曾向其兄曹丕进献可以“行与鼓节相应”的大宛良马。《太平御览》卷894引《魏志》载：

陈思王表文帝曰：“臣于武皇帝时，得大宛紫骍马一匹，形法应图，善持头尾，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谨以奉献。”

这种通过调教和训练而能伏拜且“行与鼓节相应”的马，自然就是舞马，此马来自大宛，则训马以舞的这种技艺很可能也源于西域。十六国时后凉段龟龙所撰《凉州记》载，后凉麟嘉五年即393年，西域疏勒王就曾向吕光进献“善舞马”。^[54]吐谷浑邻接西域，与之关系密切，其“舞马”训练调教之法当是受西域影响的结果。南朝梁张率所作《舞马赋》曾描绘了吐谷浑舞马舞动时的情景：

……既倾首于律同，又蹀足于鼓振。擢龙首，回鹿躯，睨两镜，蹙双凫。既就场而雅拜，时赴曲而徐趋。^[55]

461年，吐谷浑王拾寅遣使向南朝刘宋孝武帝贡献“善舞马、四角羊”，引起极大的反响。《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载：

世祖大明五年（461年），拾寅遣使献善舞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马歌》者二十七首。

又《宋书》卷85《谢庄传》载：

时河南献舞马，诏群臣为赋，庄所上甚美。又使庄作《舞马歌》，令乐府歌之。

吐谷浑也曾把这种舞马进贡给北魏、西魏皇帝。^[56]

由于舞马之罕见，加之人们对马与龙之间关系的神异想象，吐谷浑舞马的到来，显然被刘宋君臣视为盛世祥瑞，而大加渲染。萧梁天监中（502～519年），吐谷浑也献舞马，同样令萧梁君臣欢悦不已：

而河南国又献赤龙驹，有奇貌绝足，能拜善舞。天子异之，使臣作赋……^[57]

由此条记载可知，吐谷浑舞马是在本地所产龙驹及青海骢等良种马中选出之后再加以调教训练而成的。正是因为吐谷浑人向南北朝政权输送舞马，舞马才逐渐为内地人所熟知。到唐代，尤其唐玄宗时期，舞马表演更成为朝野瞩目的宫廷文化盛典。

养马业在社会经济中地位之重要，也突出反映在吐谷浑人的法律中。史载吐谷浑法律规定“杀人及盗马者罪至死，他犯则征物以赎”^[58]。盗马者与杀人者相提并论，均被处以极刑，吐谷浑社会对于马匹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在游牧民族中，狩猎往往是与畜牧业相伴生的一种重要的经济补充形式。史载吐谷浑“众好射猎”^[59]，所谓“好”者，实为一种风习或常态，则狩猎是其重要的经济活动，也是其生计的重要来源。青藏高原上其他游牧部族大致也是同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