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手工业
青藏高原史前手工业主要包括石器加工业、制陶业、皮革与纺织业、骨器加工业、玉器加工业、冶铜业及木器加工业等。青藏高原史前手工业种类的形成与发展既有时间上的前后，也有地域上的差异。由于文字记载的历史相对滞后，史前手工业的研究主要依赖考古发现，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展开，史学工作者可资利用的考古学资料也进一步增多。以西藏为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聂拉木、定日、申扎、墨脱、昌都等西藏上中下部地区发掘了许多石器、陶器、古人骨头等实物，特别是在昌都卡若发掘的古人房子、谷物种子、动物骨头、石器、陶器等文物，为研究西藏地区人类形成过程和西藏古代文化变迁提供了丰富的科学依据”[70]。因为有了考古学材料，有关青藏地区史前手工业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才有了比较坚实的材料基础，而我们的论述也主要是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展开的。
一 石器加工业
石器是史前人类使用的最为主要的生产工具，石器制作也是史前人类手工业的核心内容。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柴达木盆地南缘的格尔木河上游找到了10余件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其中有石核、石片和砾石等工具。[71]196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西藏定日县苏热采集到打制石器约40件，石器的种类主要有石片、边刮器和尖状器三种，其中一件尖状器略呈心形。石片均用锤击法打出，石器则多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主要有单向和错向两种加工方法。[72]1966年，考古工作者在西藏聂拉木县发现了细石器考古遗存，这也是我国境内已知的出土细石器的地点中海拔最高的地方。[73]198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青海贵南县拉乙亥乡发现了一处中石器时代的遗址，经发掘，出土了1480件石制品，包括砍砸器、斧形器、刮削器、石刀、研磨器等，有些器物有垂直琢修的痕迹。[74]近30年来，青藏高原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其中，磨制石器种类较多，制作也更为精细。考古发现证明，从距今3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到距今3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广泛分布着石器加工业的史前遗存，这说明青藏高原原始先民们制作和使用石器的历史甚为漫长。
青藏高原发现的原始石器以生产工具居多，部分用于生活装饰和制作兵器。
首先，青藏高原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主要用于狩猎和采集。如在藏北申扎、双湖发现的旧石器，器形可分为长刮器、圆头刮器、双边刮器和尖状器等四种，这些石器都是由在石核上直接打击的办法制成的，局部地方采取交互休整的制作技艺。[75]藏北发现的细石器质料主要是火石、燧石、凝灰岩、碧玉和玉髓等，器形基本可以分为石核、石片和刮削器三大类。[76]上述石器主要用于狩猎，当时的人们利用这些石器上的锋刃宰杀、刮割猎物的皮肉。拉乙亥遗址中发现的研磨器底面平整，工作面中间深凹，似独木舟状，主要用来加工植物根、茎、果实等。此外，还出土8件研磨棒，这些器物背面留有星状疤痕，据专家研究可能是敲击坚果等物品所致。[77]
在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也发现了用于狩猎和采集的石器。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近万件石器，分为打制和磨制两大类，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的数量比较少。打制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均为砾石打片制成，器类主要有刮削器、切割器和尖状器等，形体小巧，形式变化多样。[78]西藏贡噶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共出土打制石器257件，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凹块刮器和石球等。[79]昌都卡若出土的石器也以打制石器为主，标本多达6828件，约占全部石器的85.6%。石器的制作工艺属于砾石工艺，打制技术保留了许多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原始特色，但少数石器的局部边缘亦使用了琢制。[80]昌都卡若出土的磨制石器中有石镞和切割器[81]，可能用于狩猎。青海民和县阳山墓地有石球等狩猎工具出土[82]，虽然在出土的石器器物中所占比例较低，但也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利用石球击杀猎物，以满足生存之需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般状况。乐都柳湾半山、马厂、齐家墓葬中，均有石球与骨镞等狩猎工具出土，说明狩猎业在当时也占有一定地位。[83]直到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仍然利用石器手工制品进行狩猎活动，如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就有石锤和石镞出土。[84]
其次，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常见的器型包括斧、锛、刀、锄、镰等。这一时期的磨制石器制作工艺亦较为精湛，一般采用打、切、磨、划孔和琢钻孔等技术。新石器时代晚期，磨制石器分通体磨光和琢磨兼施两类，通体磨光石器制作十分精细，表面磨得相当光滑，琢磨兼施的石器一般为研磨器和部分斧、锛等。这一时期的斧和刀上一般都会穿孔，多用对钻法凿孔。
石斧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当时的人们用火烧掉树林后，就用石斧来清除残余的树木和杂草，并用来翻土耕种。
在青藏高原，石斧的出现可追溯至5000～6000年前。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出土了一批磨制精细的锋利石斧，其中有一种板斧状石斧，通体磨光，中间有孔，两面磨刃，刃呈弧形，可能是为了绑束木柄而做成如此形状的。[85]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中共出土石斧178件，分为梯形、长方形、长条形和穿孔形。其中，在902号墓发现一件石斧，“横剖面略呈椭圆形，斧长11厘米，刃宽5.4厘米，附木柄，柄长35厘米，柄之一端凿成长方銎，銎径长5.2厘米，宽2.4厘米，与石斧上端套接，然后用绳缚捆”[86]。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掌握了制作斧柄的技术，而带有斧柄的石斧可以大大提高砍伐和翻种的效率，对于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经济均有较大影响。此外，青海民和阳山、胡李家、喇家等遗址中都有石斧出土。
除在西藏昌都卡若发现石斧外，[87]在西藏墨脱背崩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磨制石斧两件。其中一件已残，长8.5厘米、宽2.1厘米、厚1.9厘米，呈黑色；另一件亦残，长6.7厘米、宽2.3厘米、厚1.9厘米，色灰黑。[88]在墨脱格林村，一位村民曾在山坡上拾得1件石斧，通体磨光，长8.1厘米、宽4.1厘米、厚2.6厘米，器身墨绿色，中缀翠绿花纹。[89]在墨脱地东村，也发现1件石斧，亦为通体磨光，器身扁平，略呈梯形。[90]此外，西藏山南隆子县夏拉木、涅荣石棺墓中也出土了长条形磨光石斧，“最具特点之处是其长、宽比值很大，剖面呈长方形或正方形。类似的器物不仅在西藏卡若遗址、墨脱马尼翁、墨脱村、背崩村、格林村、地东村、西让村等石器地点有过发现，而且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中所出的同类器形接近”[91]。
石锛是用来伐木和加工木器的工具，同时也可以用来翻地。在西藏墨脱县墨脱村紧靠雅鲁藏布江东南岸的河谷台地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9件石器。其中有6件石锛，均通体磨光。[92]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了磨制石器锛。[93]青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至青铜文化遗址中几乎都有石锛出土，出土量仅次于石斧，可见石锛在当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锛的形状一般呈长方形或长条形，长7～11厘米，宽4～6厘米，多为单面起刃，使用时也装有木柄。[94]
石刀的用途较广，但主要用于农业收割。在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石刀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农业生产工具。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中出土的石刀一般呈长方形，有些石刀中间穿孔，一面或两面开刃。青海乐都柳湾半山、马厂及齐家文化墓地中皆有石刀出土，这些石刀有的两侧凹腰，有的穿孔，都是为了方便系上绳索，以便套在手指上使用。[95]
此外，石铲、石锄、石镰及研磨器等农业生产、加工工具伴随着斧、锛、刀等常见工具，也大量出土。青海民和阳山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墓地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还有镰刀和锄，谷物加工工具有石杵[96]；青海民和县胡李家遗址出土了铲和磨石[97]，民和喇家出土了研磨器[98]；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也出土过研磨盘和磨石[99]；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大型磨盘，这些都是很有特点的农产品加工器具。[100]这说明当时的粮食加工技术已经比较先进，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最后，质地坚硬的石器还用于加工骨器、木器等，有时也制作成纺织工具及兵器。西藏墨脱县墨脱村曾发现了1件石凿[101]，西让村也曾出土了1件石凿[102]，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利用石凿进行钻孔的技术应当主要应用于骨器、木器及石器加工。西藏墨脱县卡布村发现了一件磨光石纺轮，中间有两面钻通的小孔，黑色，直径3.3厘米，厚1.1厘米。[103]柳湾齐家文化墓葬也有石纺轮出土[104]，说明石器有时还用于纺织。上述用于狩猎的一些石器，如石簇、石球，可能也用作兵器，青海民和喇家遗址F4中，曾出土用于战争的石刀、石矛各1件。[105]此外，石器还用于制作装饰品。青海民和核桃庄曾出土石串珠和绿松石珠、块。[106]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了大量石制串珠、石臂饰及绿松石，“以串珠为大宗，共有一万五千八百一十六颗，出在一百零八座墓中，最多者有墓583、607、604三座，数量达千颗以上。随葬石臂饰的有十一座，随葬骨片的有四十座，保存都比较完好。绿松石饰出在二十六座墓中，制作都很别致”[107]。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也出土了一些石制的装饰品，是体现卡若先民精神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实物，种类有筓、璜、环、珠、项饰、镯、垂饰等。这些装饰品大部分磨制光滑，制作精细，工艺水平较高。[108]
综上所述，青藏高原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的石器加工主要是为了满足渔猎和采集之需，新石器时代的典型石器则主要用于原始农业生产。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做工一般较为粗糙，器型包括石片、石球、刮削器等，一般都是从石核上直接打击制成的。中石器时代的石器制作虽仍以打制为主，但已对局部进行磨制，一般都从劈裂面向背面沿着边缘锤击加工，制作工艺较之前已有进步。青藏地区发现的细石器遗址也为数不少，制作这些石器的原始先民主要从事狩猎业，为适应高原狩猎生活，细石器往往较为小巧，制作工艺也较精细，且基本承袭了源自我国华北的细石器传统。[109]或者说，当时青藏高原的石器制作，与华北地区的细石器传统比较一致。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制品中打制石器仍占很大比重，磨制石器则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斧、锛、刀、锄、镰等工具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其中一些属于复合型工具，还用来加工木器、骨器或建造房屋等。石器制作工艺的进步反映出青藏高原地区史前人类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逐渐增强，也体现了原始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 制陶业
陶器是原始社会人类发明的一项重要文明成果。陶器的出现不仅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也表明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青藏高原是我国史前制陶业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青海河湟地区的彩陶文化更是享誉中外。
目前，青海地区已知最早的陶器出土于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该遗址属马家窑文化早期石岭下类型，绝对年代距今5000～5800年。该遗址出土的陶器按质料可分为夹砂粗红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和彩陶。其中，夹砂粗红陶约占70%，泥质陶次之，彩陶最少。这些陶器大部分为碎陶片，能复原的很少。[110]青海柳湾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墓葬出土的随葬器具主要是陶制器皿，完整的和经修复可以基本复原的半山类型陶器共266件。这些陶器按质料分为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和夹砂红陶3种，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泥质灰陶最少。半山类型陶器的造型都为平底器，不见三足器与圈足器，也未见圜底器。在平底器中，颈腹部普遍附有对称的环形耳或小鋬钮，除腹部两侧置有对称的环形耳外，有一部分彩陶壶口沿两侧也附有一对小耳或小钮，有的穿孔有的不穿孔。除部分素面陶器外，陶器表面一般都有各种不同的装饰，最为常见的是彩绘，其次是绳纹、划纹，还有附加堆纹等。其中，有一种附加堆纹由小方块按串珠式排列，三排按平行排列，两排做成曲折三角形，共五排，饰在粗陶双耳罐的腹上部。这种附加堆纹既有装饰效果，又起着加固作用。[111]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的彩陶文化更为发达，“陶器发现的数量惊人，品种复杂多样。据统计，完整的陶容器就有一万一千多件。在一个地点一个文化类型就发现有这么多的陶容器，可以想象当时制陶业之规模”[112]。
这一时期，制陶技术的提高主要体现在窑室更大，火膛加深，烧制火候高而火力均匀，陶器的质地更加坚硬而器表颜色更加均匀柔和。[113]马厂类型陶器造型除平底器外，还有圜底器和尖底器，陶器器形有陶钵、盆、杯、壶、彩陶罐、彩陶壶、瓶、带嘴陶罐、长颈陶壶、单耳陶壶、侈口陶罐和粗陶双耳罐等。[114]基本与马家窑文化同期的青海同德县宗日文化遗址共出土完整或可基本复原器物542件，按质地和颜色可分两类，一类为泥质红陶，质地细腻；一类为夹粗砂乳白色陶，质地粗糙，饰有绳纹。[115]此外，宗日遗址出土的彩陶一般以紫红彩绘制图案，其中一件24人分两组集体舞蹈的舞蹈纹彩陶盆堪称国宝。[116]1973年，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在大通县上孙家寨清理马家窑文化墓葬M384时，出土了一件内壁绘有舞蹈图案的彩陶盆。这件彩陶盆为泥质红陶，器高14厘米，口径29厘米，最大腹径28厘米，底径10厘米，内壁以剪影式平涂手法绘有3组5人手拉手的舞蹈图案[117]，体现了青海东部地区原始农业民族用载歌载舞的巫术活动，来祈求“丰产丰育”的生动场景。[118]
青海齐家文化时期的制陶业整体上要比马厂类型更为进步。从乐都柳湾墓地出土的齐家文化类型陶器来看，这一时期的制陶工艺技术较之前有突破性发展，主要表现在除普遍采用泥条盘筑法外，已经出现慢轮制造技术，出土的双大耳陶罐和双耳彩陶罐的器壁上都留有清晰的轮旋痕迹。[119]同时，这时期还出现了薄胎的高足陶杯和双大耳陶罐，造型精巧别致，这些器物的耳把上还有刻划纹与镂孔等装饰。此外，还有陶盉与四耳陶罐等器物，造型新颖，盉的口侧置一管状流，便于倒水，颈侧则置一把手，便于提取。学者们根据用陶数量与工艺技术等因素，推测当时已出现相对固定的陶工。[120]因为这些种类繁多、工艺精湛、图案生动的彩陶，非专业手工业工匠难以完成。青海民和齐家文化喇家遗址出土的陶器普遍采用手制，小型器由手捏制而成，大型器则采用泥条盘筑或对接成形，同时兼用慢轮修整技术。陶质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泥质陶以红陶为主。器物类型包括高领双耳罐、敛口瓮、敛口罐、双耳罐、大双耳罐、大三耳罐、单耳杯、尊等，器表一般都经过打磨，以素面为主，个别器物有纹饰。纹饰有篮纹和弦纹两种，篮纹又以竖行为主。[121]从制作技艺看，喇家遗址制陶工艺综合了史前制陶技术的各项成就，已达到很高水平。
卡约、辛店及诺木洪文化时期，青海地区的制陶水平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分布甚为广泛。青海平安、互助两县发现的卡约文化遗存共有190余处，这些遗址中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彩陶少见，器形多为双大耳罐、单耳罐及瓮，除素面陶器外，一般有刻划纹、附加堆纹的陶器也较常见。[122]青海循化阿哈特拉山卡约文化墓地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粗红陶为主，夹细砂和灰陶为辅，在陶器中普遍羼有碎陶末。一般在器表和口颈内部施一层红褐色陶衣，器底较小，内凹成圈足。陶器器型可分为堆纹口沿罐、小口双耳罐、单耳杯、明器、直口壶、球腹罐、大口双耳罐、双大耳罐等。[123]青海湟源发现的卡约文化遗址中的陶器主要是夹砂粗陶，夹砂陶不但容易破碎，而且碎块都较小，大多不易辨出器形，能够辨认的器形有长颈双耳罐、单耳罐、无耳罐、豆、盘、碗、鬲等。[124]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出土的陶器有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两种，以夹砂灰陶较多。夹砂灰陶色较纯，大多呈浅灰色，也有些呈深灰黑色的。夹砂红陶色不甚纯正，常有灰色的斑块。[125]
彩陶不仅是河湟地区的手工业产品，而且在青藏高原的其他地区也有所发现，其中西藏就普遍存在彩陶。西藏地区出土陶器、陶片的遗址主要有藏北申扎、双湖，昌都卡若，拉萨曲贡，山南隆子县、贡嘎昌果沟，林芝红星等地。其中，昌都卡若和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最具代表性。[126]
昌都卡若出土的陶片计20000多片，绝大多数破碎太甚，大部分难以复原。其中，能够辨认器形的有1234件，分罐、盆、碗三种，代表性的器物是双体兽形罐，线条圆浑，古朴生动。
总体而言，卡若遗址陶器器形简单，均为平底器，陶质为夹砂陶，纹饰以刻划纹为主，其他还有绳纹、摩刷纹、附加堆纹、剔刺纹、印压纹、篦纹、篮纹和彩绘。[127]从出土的陶器火候不高、颜色不纯等情况来看，“当时可能尚未使用陶窑，而是如同现代云南的傣族和佤族一样，在露天的火堆中烧制陶器”[128]。卡若陶器坯体成形技术为原始手制法，多用泥条盘筑法，故出土的陶制工具甚少，仅见陶纺轮一种，共6件，且纺轮并非专门烧制，而是利用残陶片磨成圆形、中穿一孔而成。有少量出土的彩陶，其彩绘是直接绘在夹砂陶的磨光面上的，黑彩暗淡，容易脱落，与马家窑马厂类型的彩陶相似。此外，卡若先民惯用的钻孔修补陶器的方法，也常见于半山、马厂文化类型。[129]这都说明卡若遗址彩陶文化与河湟地区的马家窑彩陶有一定的亲缘关系，是在后者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西藏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的制作工艺水平明显高于昌都卡若出土的陶器。曲贡遗址陶器陶质分夹砂和泥质两种，陶器制法虽多采用手制，但已有慢轮修整的痕迹，造型比较规整，有的器表打磨得十分光滑。器型有罐、钵、豆、盘、钵等，多为单耳或双耳，器底为圜底或带圈足。[130]曲贡陶器陶胎致密，烧造火候较高，陶器更加坚实耐用，陶色有黑、黑褐、红、红褐、灰几种，以黑陶和黑褐陶为主，也有少量的红陶和红褐陶。装饰手法采用了磨光、磨花、剔刺、刻划等工艺，纹饰有重菱纹、菱格纹、戳点纹、划纹、三角折线纹、圆圈纹、网纹、平行线纹、涡纹等。[131]
西藏山南隆子县石棺墓中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器。其中，斗玉乡夏拉木石棺墓中出土的小口球腹罐、细颈双口球腹罐等，呈浅褐色、深褐色，形制独特[132]，这在西藏迄今为止所发掘的墓葬出土器物中并不常见。西藏贡噶县昌果沟遗址出土陶片162件，陶质为夹砂粗陶、夹砂细陶和泥质陶3种，以夹砂粗陶居多，夹砂细陶次之，泥质陶最少。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作为刮削之用的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的陶刮器，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陶刮器相比，显得简单粗糙。[133]西藏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片，主要为夹砂陶，泥质陶较少，陶色以红褐色为主。可辨认的陶器主要有罐、钵、杯等，绝大多数为圜底器，器耳较为发达，多饰有压印的绳纹、弦纹、水波纹、刻划纹、小圆点和菱形构成的几何纹等，器耳上则多见剔刺的点状或条形纹样。[134]此外，考古工作者曾在藏北申扎、双湖找到夹砂粗褐陶片，陶胎内含有少量颗粒均匀的石英微粒，素面上有一层黑色陶衣，胎质坚硬，火候较高，与林芝、墨脱和昌都一带的新石器时代陶片在制作技艺上多有不同。[135]这些陶片虽伴随着旧石器、细石器出土，但年代应当晚于昌都卡若遗址中出土的陶器。
从上述原始陶器出土、分布的考古学证据来看，青藏高原原始制陶业首先源于青海河湟地区，这一地区的制陶技法与风格承袭了陕甘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制陶工艺的一般特点，经过河湟地区原始先民3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陶器制作工艺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尤其是彩陶工艺在我国原始手工业与艺术领域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河湟地区的陶器制作技术可能也经过藏彝走廊传入了西藏地区，这和原始农业技术、农作物的传播方式大体一致。这充分反映了西藏与河湟地区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方面的相互影响。
在制陶工艺上，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半山类型阶段，以及距今4300～5300年的昌都卡若文化阶段，陶器均为手制成型，小型器物一般用手捏成，较大的器物采用泥条盘筑。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阶段，陶窑规模进一步增大，烧陶的火候更高，陶质也更为坚硬。从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中出土数量惊人的陶器来看，当地居民应当是专门制作陶器的部族，他们或者以指定服役的形式向更高一级的部落专门贡献陶器，或者专门用陶器换取其他部落的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当然也有可能以陶器的数量和精美程度作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不论哪一种形式，都充分表明当时这里的陶器手工业技术的发达和手工业经济的活跃，体现了青藏高原尤其是河湟地区的社会分工比较明显。到齐家文化阶段，慢轮修整技术已完全成熟，陶器工艺较之前有了大的飞跃。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也多用轮修技术，还采用“磨花工艺”，使得陶器表面更加光滑。[136]这都说明距今3500～4000年，青藏地区的制陶工艺有了长足进步。距今3000年左右，随着青铜冶炼业的兴起和青藏高原游牧经济比重的增加，陶器的生活、生产功用日趋下降，这都导致了原始制陶业的逐步衰落。
在陶器器型与艺术审美上，新石器时代早期青藏高原的陶器型器古朴、稚拙，主要以平底器为主，这既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人们的生活习惯相呼应。[137]随着制陶工艺水平的提高，陶器的器型日趋多元化，圜底或带圈足的器物成为主流器型，器物的纹饰也更加丰富多彩。青海马家窑文化各个类型的彩陶“以其最流行的主题纹饰与其他花纹搭配，组合成无数种精美的图案，形成既有相对统一的主题风格，又有层出不穷的变化形式的彩陶艺术，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138]。马家窑文化彩陶还暗含着我国传统艺术的两大法则，一是由上而下“俯察”的艺术创作手法，二是以移动的散点透视形成“游目”的审美原则，代表了我国原始社会艺术文化的辉煌成就。[139]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位于黄河上游的青藏高原尤其河湟地区是原始社会先民们居住、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早在距今4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期，河湟地区的先民们就过着以农业和畜牧业经济为主、渔猎经济为辅的定居生活。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化，其中尤以彩陶最为典型。彩陶的制作与加工工艺，是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和谐统一的代表，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有审美意义。
青藏高原尤其河湟地区的彩陶以其数量多、范围广，造型文饰优雅，色泽华丽，内容丰富而享誉国内外。河湟地区彩陶一般属于仰韶文化或马家窑文化系统，但就已出土的彩陶来看，还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特征，可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河湟地区的马家窑类型彩陶在公元前3100～公元前2700年，半山类型彩陶是马家窑文化的发展阶段，距今有4200～4500年的历史，同时也有一定的彩陶属于公元前2200～公元前2000年的马厂类型文化。
河湟地区马厂类型的彩陶产生于马家窑文化的后期阶段，与半山类型一脉相承。马厂文化彩陶的代表性器物有彩陶壶、彩陶罐、彩陶盆、彩陶瓮、彩陶瓶、彩陶杯等。与马家窑和半山类型比较，马厂类型的彩陶制作略为粗糙，但器型和花纹更加丰富。马厂类型彩陶的主要花纹有圆圈网格纹、螺旋纹、菱形纹、回纹、雷纹、人形纹、连弧纹等。彩绘多用黑红两色，也有单用黑色的。在彩绘之前先于陶坯上涂一层红底色或施红色、白色陶衣，然后再施彩绘的陶器非常盛行。彩陶器中的双耳小罐、单耳杯、短颈高腹壶等，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马厂类型的彩陶，一方面保留着半山类型彩陶富丽繁缛的风格，另一方面却有了许多变化和创新，图案逐渐显得简练，形成了刚健有力的风格，以多样化的表现手法，进一步丰富了彩陶艺术。相对而言，马厂类型的彩陶在彩绘方面有了新的突破：除了黑红两色相间并用外，还有一种以两条红线合镶一条黑线的手法。马厂类型后期，还出现了先在器物上施红色或白色陶衣或衬底，再画黑色花纹的彩绘方法，色调浓厚，用笔恰到好处。马厂类型的彩陶图案花纹主要由直线构成，因此与其他类型相比较，具有刚健庄重的特点。通过细密的直线纹和粗壮的宽带纹的斜正、疏密、虚实的结合，构成了想象力丰富、变化多样的图案。
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尤其河湟地区是我国彩陶的发祥地之一，其在手工业经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 皮革与纺织
在原始社会，皮革加工由来已久。早在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的先民早就学会了利用猎获野兽的皮毛制作服饰，以抵御严寒、美化身体。青藏高原自然地理条件特殊，利用、加工皮革的需要更为迫切。
青海贵南县拉乙亥遗址曾出土骨锥2件、骨针5枚，骨锥针尖会经过仔细磨制，骨针针眼加工也甚为精细，是从两面磨薄后对钻而成的。[140]可以肯定的是，青藏高原中石器时代出土的骨锥和骨针一定是用来加工兽皮的，借此反推，万余年前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先民们应当已经开始加工皮革。
西藏卡若遗址出土了带锯齿的骨片、骨锥和骨针[141]，带锯齿骨片可能是用来剥兽皮的工具，而骨锥和骨针显然是用来缝合动物皮毛的。拉萨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一根针尖穿一针鼻的骨针，其原理与现代缝纫机针几乎没有区别，在我国史前遗址中首次发现。[142]青海民和县阳山遗址也出土有骨锥[143]，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墓葬也发现了骨锥和骨针。[144]这都说明，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原始先民们普遍加工皮革，上述遗址中出土的石锤、带锯齿的骨刀、石刀可能都是用来鞣制皮革的工具。[145]
考古发现充分说明，青铜文化时期青海地区的皮革加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89年，考古工作者在乐都柳湾发现了一件辛店文化时期的彩陶靴。学者们根据这一彩陶靴推断当时的人们已制作皮靴，且已摆脱用整块兽皮包裹脚面的原始制靴办法，“帮底分件”的结构已经出现。[146]时代较晚的诺文洪文化遗址中曾出土3件牛皮靴，“革履的原料是牛皮，用较厚的作底，薄的作面。底和面缝合是先钻孔，再用皮条缝住。标本0103在鞋口前端附有牛毛作装饰。标本051底部两端和后跟部分稍宽，并向上卷起，再用皮条把它的鞋面缝接起来。底的前后两部分，因行走已磨破损，有用皮补缀的痕迹。装饰品有用石、骨、牙和蛤蜊壳等制作的”[147]。可见，西周至战国时期，青藏高原的皮革加工工艺已达到较高水准，先民们已经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来改善生活。据崔永红先生分析，当时的皮革加工业依附于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并未突破家庭手工业的范畴。[148]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是，当时的皮革加工也存在于农民家庭副业手工业或牧民家庭副业手工业之中。
纺织业的出现可能晚于皮革加工，但对原始先民的社会生活、生产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在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遗址中几乎都有纺轮出土，这说明青藏高原的原织纺织业起步较早。在青海乐都柳湾，“半山类型的人们相当重视纺织业，在半山类型墓葬中发现有一百多件石、陶纺轮。陶纺轮大小相若，制造精致，有的纺轮正背面甚至侧面都饰有各种不同的几何形花纹，主要系用刻划或锥刺的技法画出圆圈纹、五星纹、十字纹、X字纹、梅花纹等纹样。这种巧妙的艺术装饰表明，纺轮不仅是实用的纺织工具，也是可供人民欣赏的艺术品”[149]。在西藏昌都卡若，“从出土较多而精致的骨针、骨锥以及纺轮来看，当时的人们除了利用皮毛以外，无疑已有纺织品的存在。在一件器底的内部，留着布纹的痕迹，每平方厘米范围内经纬线各有八根，可见织物粗糙，纺织技术还处于很原始的阶段”[150]。这种类型的毛纺织品，就是比较粗糙的毛褐的实物。在青海民和阳山，“大量纺轮的随葬和陶器底部有席纹的存在，说明当时普遍存在着纺织和编织生产”[151]。当然，这类毛纺织品还显得比较粗糙，应该属于毛褐之类。
青藏高原原始纺织业所依赖的原料可能主要是动物的毛绒，因毛绒易腐烂，故在上述考古遗址中难以寻找其踪影。不过，从时代较晚的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出土的情况来看，当时的人们利用毛线和毛绳进行纺织。毛线和毛绳的原料“多用绵羊毛和牦牛毛两种。绵羊毛的只有黄褐两色。用牦牛毛纺成的绳，今日青海省牧区还普遍使用。当时毛绳多用羊毛，可能与饲养家畜以羊为主有关”[152]。另外，我们从青藏高原盛产骆驼的情况看，驼毛也应该是毛织品的原料之一。用毛线织成的生活用品有毛布、毛布制品、毛带、毛绳、毛线、革履、装饰品、乐器等，其中，“毛布及其制品原料多用绵羊毛。经过染色，布的颜色以黄、褐两色为主，也有少数用灰黑、红和蓝等色组成条纹，编织在上述两色之间的”[153]。毛带也多用绵羊毛织成，颜色有黄、褐两色，以黄色居多。[154]此外，崔永红先生根据邻省出土的相关考古实物，以及青海东部农业区农作物种植种类的相关记述，认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时期，青海河湟地区居民纺织的主要纤维是麻，乐都柳湾、民和阳山等地陶器底部的布纹痕迹当为麻布。[155]
四 骨器、玉器、木器加工业
骨器是原始先民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骨器加工业的历史也甚为悠久。在青藏高原，由于狩猎业、牧畜业在原始居民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用来加工骨器的材料也较为多见。
除上述西藏、青海出土的骨锥、骨针等纺织工具外，其他类型的骨器也大量出土。西藏昌都卡若出土的骨（角）器共有366件，占生产工具总数的4.4%左右。其中包括骨锥、骨针、骨斧、骨抿子、骨刀梗、带锯齿骨片、印模骨具等。除角锥是用动物的角制成之外，其余均是用动物的肢骨或肋骨加工而成。[156]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骨针、骨锥和梳形器，从制作工艺看，当时骨器的加工精度很高。[157]青海乐都柳湾发现了嵌有石叶的骨柄刀，这是一种具有多种用途的复合刀具，在甘肃与青海的部分遗址中也有发现，具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此类工具在中原地区尚未发现。[158]这与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发达是息息相关的。青海民和核桃庄出土的骨器共有1000多件，种类也较多，包括针、镞、珠、管、梳等，既有生产工具，也有生活用具，还有较多的装饰品。[159]2000年，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的骨器共有4件，“其中F4：24放于F4：14敛口瓮中，残碎，器形不详。其余3件有锥和匕”[160]。青海省化隆县半主洼卡约文化墓地出土的生产、生活工具中，骨制品所占比例较大，主要有骨镞、骨饰、贝饰、骨针、獐牙饰几种，共计117件。[161]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出土的骨器类别有铲、凿、匕、刀、磨光用器、镞、锥、针、梳形器和纺轮等。[162]骨器的原料可以辨认的有牛、马的骨骼，多以肩胛骨制作铲和刀等，肢骨制作镞、凿、匕、磨光用器、锥和针等，肋骨制作磨光用器。角器的原料一般是利用兽角制成的匙形，通体磨光，器壁较薄。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出土了1件笛形器，是用细长的横剖面略呈马蹄形的兽类长骨制成，在残长8厘米的上面穿有4个直径0.4厘米的孔，孔距分别为1.2厘米、1.3厘米和2.7厘米。类似的笛形器，在西宁市西郊朱家寨遗址卡窑文化的墓葬中曾出土过1件。此外，还出土了1件哨形器，用较粗的兽骨制成，一端磨有一个扁椭圆形的孔。[163]可见，原始先民们有时还用骨做成乐器，说明当时的生活丰富多彩。
在原始社会，玉器不仅用来装饰、美化生活，质地坚硬的玉器还是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此外，在一些用玉部落中，玉器是部落酋长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巫师“绝地通天”的法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装饰品是体现卡若先民精神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实物，种类有筓、璜、环、珠、项饰、镯、贝饰、牌饰和垂饰等，质料有石、玉、骨、贝等。[164]这说明，西藏地区早期的居民们已有用玉的习惯。在青海地区，齐家文化时期的原始部落一般被认为是用玉部落。乐都柳湾齐家文化出土了较多使用质地坚硬的玉石料制造的工具，在已鉴定的玉石料制造的工具中，有软玉制造的斧、锛、凿、纺轮等，还有用铁碧玉、石英、叶蜡石、大理石制造的石斧与纺轮等，磨制得非常精致。“用质料较好的玉石料制造生产工具与其他器物，可以说是柳湾的齐家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当时农业生产水平和制石工艺水平比马厂类型更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165]民和喇家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有玉璧、玉瑗、玉管、玉刀、玉斧和玉锛等。其中，玉璧、玉管经过音乐声学测量，“显示这些玉器明显具有调音和不同音高的间响功能，有着比较好的音乐性能”[166]。所出土的一件青绿色玉刀长41.2厘米、宽6.5厘米、厚0.8厘米，质地细腻，磨制精细[167]，可能是一件象征部落首领权力的礼器。齐家文化的玉器加工工艺包括切割、钻孔、琢磨、抛光等工艺。玉材切割以片切割为主，钻孔分单面、双面两种，琢磨、抛光技术的应用因器物不同有所区别。[168]上述喇家遗址中出土的巨型玉刀就经过了精细的琢磨和抛光，一般玉器则往往留有较明显的打磨、抛光痕迹，玉器加工技术在此时已经比较成熟。
应该说，原始先民加工木器的历史更加悠久，相对而言，木器原料来源普遍，加工较易，早在狩猎、采集阶段，人们就已经习惯使用木棒或带尖的木杆捕获猎物或进行采集。农业生产工具石斧、石锛等，同时也是加工木器的重要工具。青海民和阳山遗址中出土的同类石器的分化在生产工具上表现不太明显，但在木工加工工具上却十分突出。其中所发现的石凿可分为大中小3种，“可以凿出不同大小的卯眼和修理不同的木料。表明为了加工出不同用途的木料而制造出了不同的工具，反映了当时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69]。马家窑文化墓葬使用的棺木制作技术依出土年代早晚呈粗放至精细发展的态势，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中还首次发现了榫卯结构的木棺痕迹，说明当时的木器加工技术已较精密、复杂。[170]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曾出土残车毂两件，“发现于圈栏出入口外，用粗松木材制成”[171]。这是青海地区发现的已知最早的木车，说明大约在西周时期青海地区的羌人就已经会制造畜力挽拉的木车。这些均说明青藏高原地区木器加工出现的时代久远，且后来发展得比较快，对当地社会经济和生活水平的影响非常深远。
五 青铜冶炼业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冶炼技术的出现也一般被视为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考古学证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我国最早进入铜器时代的区域之一。距今4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时期，青海地区已进入青铜文化阶段，在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中，红铜器和青铜器的出土较为普遍。青海贵南拉乙亥乡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出土了铜镜、铜指环、铜泡等50余件。经专家鉴定，这些铜器既有红铜，也有铅青铜与锡青铜。其中，在M25号墓中出土了一面铜镜，压在墓主人胸下。这面铜镜直径9厘米，厚0.4厘米，表面平滑，背面为不规则七角星纹图案。角与角之间饰以斜线纹，因镜钮已经坏损，另在镜的边缘凿有两个小孔作系绳穿挂之用。该铜镜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放射性分析法鉴定，其铜和锡的比例是1：0.096，属青铜质，铜镜制作规整，铸造工艺精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面铜镜既是尕马台遗址最为典型的文化遗物，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出土年份最早的一面铜镜。[172]1980年，青海互助总寨齐家文化墓地中出土了2件铜刀，其中一件“形体较宽，一面开刃，刃部有使用痕迹，长13.5、宽2.3、厚0.2厘米”[173]。尽管青藏高原齐家文化阶段的铜器制作工艺尚处初级阶段，但它们的出土证明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这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卡约、辛店文化时期，青海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1963年秋天，青海西宁发现了一件卡约文化时期的青铜鬲。这件青铜鬲保存完好，口沿外侈，短颈，深腹，袋状锥形足，通高15.4厘米、口沿11.8厘米。该青铜鬲口部附一堆成半圆形耳，高2.1厘米、内径1.7厘米，颈部饰三道凸弦纹，腹部饰双道人字形凸弦纹。这件铜鬲的出土地距朱家寨北山根卡约文化墓不远，考古学者判断其年代大致是商代。[174]1983年，湟源县大华中庄出土了一件青铜权杖首，鸠头状杖銎之上，一端塑铸一只猛犬，另一端为一头母牛。这件造型生动的青铜器可能是多范合铸而成，反映了当时青铜手工业技术的高超水平。1985年，大通黄家寨卡约文化墓地出土了一件鸡形铜权杖首，采用了青铜镂空技术，制作难度较大。[175]此外，青海化隆县半主洼卡约文化墓地共出土完整铜器98件，多是一些小饰品，包括铜铃、铜锥、铜连珠饰、铜刀、铜钺等。[176]青海民和核桃庄小旱地墓地有铜器出土的墓葬共24座，出土铜器计133件，种类有铜泡、铜铃、铜饰、铜球等。[177]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出土的铜器有斧、刀、钺形器和镞等4种，同时还采集到铜渣和炼铜用具的残片，铜渣表面有铜绿，容易破碎。[178]
据学者研究，距今2600～4000年，西藏各地区也先后进入铜器时代。目前，在昌都贡觉、拉萨曲贡等地的遗址中出土的铜刀、铜镜大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遗物。其中，曲贡村出土的铜镜系铁柄铜镜，镜面呈圆形、板状，表面光洁，略呈银白色。这种铜镜可能产于本地，也有可能是氐、羌民族南迁时的文化遗物。[179]集铜、铁、银于一面铜镜中，反映了当时铸造技术的水平比较高，即使是氐、羌民族南迁时的文化遗物，也会对当地的手工业技术产生积极影响。
一般而言，青藏高原的青铜冶炼技术形成的总体时间可能早于中原地区，考虑到青藏高原地处东亚与西亚之间，而西亚又是北半球最早产生青铜冶炼技术的地区之一，故中原地区最先接触的外来青铜冶炼技术有可能是从青藏高原及河西走廊东向传播过去的。[180]青藏高原的青铜冶炼技术到卡约、辛店文化时期日趋成熟，已出现了多范合铸和镂空技术。从器物类型上看，青藏高原的青铜器多为铜镜、铜泡、铜铃、铜饰等生活装饰器物，也出土了用于战争的铜刀、铜钺、铜镞等，这与中原地区以青铜冶炼技术完善原始礼乐文化的传统多有不同。到西周至战国时期，中原礼乐文化西向发展并影响了甘青地区的羌人，青铜礼乐器物也开始出现，但在制作技艺上已落后于中原。学者们普遍认为青铜冶炼技术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对原始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赵世超先生经过研究发现，自然界中稀有的青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铁器未出现之前人类主要使用的农业工具为石器、木器、骨器等。[181]以此说反观青藏高原的青铜冶炼业，我们需谨慎审视青铜冶炼技术对当时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铁器普遍推行之前的青铜器时代，在青藏高原地区应该说是青铜器、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混合使用的时期，尽管不同时期混合比例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