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商业

一般而言，商业贸易活动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但也不能由此排除原始人类从事商业活动的可能。先秦时期，青藏高原地区的商业活动大致经历了创始、初步发展及逐步兴盛三个阶段，早期贸易当以以物易物为主，后来逐步有了货币交换，贸易活动十分典型地体现了青藏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一些交易物品在当时还具有重要的政治内涵。

一 商业贸易

旧石器时代，先民们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阶级分化尚未出现，可能有邻近部落之间零星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但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

新石器时代以来，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贫富差异的初步出现，以及人类迁移活动的加剧而带来的生活半径的不断扩大，原始商业活动也因此得到初步发展。青海东部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类型墓葬中，多次出土了海贝、蚌壳、叶蜡石、绿松石等产于中原及沿海地区的物品。如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墓葬中就曾出土了海贝和叶蜡石，“叶蜡石多产于福建寿山和浙江青田等地。海贝产自南海”^[182]，均非青藏高原地区所产之物。此外，半山类型的26座墓葬中曾出土了产于湖北、陕西一带的绿松石40件。^[183]青海贵南尕马台齐家文化墓葬中约有1/3的墓出土过海贝，数量少者几枚、十几枚，多者达几十枚，甚至百余枚，同时伴有石贝、骨贝出土。“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的卡约文化墓葬中，几乎都有海贝出土，这说明海贝是尕马台遗址的一种典型文化遗物。”^[184]青海地区出土了产于我国南方沿海地区的海贝，这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经有关学者研究，海贝的出土根据年代远近形成由少到多的趋势，出土海贝上的人工穿孔也呈现由小到大的变化过程，辛店、卡约墓葬中石贝、骨贝的数量逐步增加，到后期还出现了青铜贝，说明以贝作为实物货币经历了使用频率由低到高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有学者认为，贝在当时主要是一种装饰品，或是财富的象征，而对作为实物货币流通的程度不能估计过高。^[185]和青海地区的情形大致相同，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来自南方的海贝，如在昌都卡若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就曾发现了用于佩戴的穿孔贝。考古工作者认为：

穿孔贝属于宝贝，此类贝主要产于南海，但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黄河上游诸石器时代文化中，经常可以发现以宝贝作为装饰品的情况，这似乎是我国原始文化的共同特征之一，所以国外有的学者是以宝贝的传播作为一种文化因素的传播加以考虑的。卡若遗址远离南海，竟然也发现了这种贝，这除了证明它的居民与我国其它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居民有着共同的意识以外，也反映出了当时部落之间的交换，不论是直接或间接的，已经到达了很远的范围。^[186]

这种认识是比较符合青藏高原历史实际的。

结合现在学者们对青藏高原出土海贝等产自中原的物品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这些物品应当是通过不同部落之间以物易物的形式，逐步从中原地区进入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海贝、绿松石等在当时一般被当作装饰品或财富象征而受到人们格外的珍视，甚至具有一定的货币职能，它们在青藏高原的出土既是中原文化东向发展的考古学见证，也反映出青藏地区原始居民与中原地区早期先民具有共通的文化心理。海贝、绿松石等物品既有可能是以物易物的重要内容，也有可能是邻近部落之间商业活动的货币媒介。

辛店、卡约文化时期，居住在甘青地区的羌人可能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文明发展程度已经完全承纳了货币交换所需的各种条件。1978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卡约文化455号墓葬中出土了32枚金贝，1981年，青海贵南沙沟乡关塘卡约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两枚青铜贝。这些与中原地区的货币使用过程基本一致，都说明大约在春秋时期，当地羌人已经利用金属贝进行商业交换。崔永红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部分羌人已经从事游牧业，游牧业的经济特性更倚重商业贸易，以换取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因而这一时期的商业活动可能较为兴盛。^[187]这有一定的道理。

二 玉石之路

青藏高原盛产玉石，特别是横亘于青藏高原与新疆地区之间的昆仑山是我国重要的玉料出产地。昆仑山所产玉石中，最为著名的是产于北麓的和田玉，考古学材料证明，距今4000～5000年，和田玉已输往中原地区，其中良渚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商代妇好墓中都曾出土用和田玉制成的精美玉器，有学者据此提出“玉石之路”这一概念。^[188]一般而言，玉石之路的主要路线是指产自新疆于阗等地的玉石，沿和田河或克里雅河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至塔里木河，从天山南口穿银山道或兴地沟至哈密，然后一路东行穿过河西走廊或北方草原进入中原。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大多由昆仑玉制成，其中，青海喇家遗址所出土的7件玉器皆为软玉，“经初步鉴定，认为属于广义的昆仑山玉，很可能玉料来源于昆仑山东麓的格尔木，也就是广义的和田玉”^[189]。齐家文化一般被认为是沟通中原及东部地区玉文化与西部玉料产地的中介，加之齐家文化与四川三星堆文化之间具有很密切的文化联系^[190]，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除上述玉石之路的主要路线外，可能还有一条从昆仑山南麓经柴达木盆地到达河湟地区，再向东部地区延伸，或经藏彝走廊，向西南地区运送玉料的路线。玉石之路不仅是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贸易交往的重要通道^[191]，也是青藏高原地区与中原及西南地区的重要商业通道。

玉为石之美者，用玉、赏玉是中华文化的一大传统，中原及东部地区的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及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玉器出土，可见玉石文化源远流长。曾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创造辉煌灿烂的原始文化的齐家文化部族也是用玉民族，他们所使用的珍贵玉料可能先由靠近昆仑山玉料产地的部落采挖后以交换、馈赠的形式输入河湟地区，然后由齐家文化先民使用或传递至中原及西南地区，通过玉石之路进行玉料交换的现象是先秦时期青藏高原与中原、东部地区及西南地区进行文化及商品交往的重要方式，也是丝绸之路未开通之前中原与青藏高原地区产生经济联系的重要途径。

总之，先秦时期的青藏高原地区就已经有一定的商品活动，其交易既有物物交换，也有以海贝、金属、玉为一定货币媒介的交换。随着青藏高原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活动半径的逐渐扩大，其商品交往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当时的商品交换中，既有内地乃至沿海地区的商品流入青藏高原地区，也有青藏高原的诸如玉器、畜产品等流入中原等地，其影响是双向而非单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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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2、3期合刊。

[2] 黄慰文：《柴达木盆地发现旧石器》，《人类学报》1985年第1期。

[3] 石硕：《从人类起源的新观点看西藏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

[4] 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5]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6～19页。

[6] 参见黄慰文《柴达木盆地发现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1期；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l979年第6期。

[7] 石硕：《从人类起源的新观点看西藏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第151～153页。

[9] 白寿彝总主编、苏秉奇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451页。

[10] 张义军：《在历史遗存中探寻羌族的起源和文化》，《中国民族日报》2008年6月13日，第8版。

[11] 也有学者认为，青海羌人源于宗日文化，并非始自马家窑，并延续至卡约文化。参见闫璘、柳春城《羌人渊源考释》，《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12] 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海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13]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2页。

[14]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第47～48页。

[15] 参见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尚民杰《青海原始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4页。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胡李家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1期。

[17] 尚民杰：《青海原始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18]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第252页。

[19]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第193页。

[20]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第12页。

[21] 安成邦、冯兆东、陈发虎：《甘青地区全新世中期的环境变化与文化演进》，《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6期。

[22] 崔永红：《简论史前青海先民的经济活动及其与生态环境之关系》，《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3]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第220页。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165页。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154页。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28] 参见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粟炭化粒的发现》，《四川农业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29] 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

[30] 侯毅：《从最近的考古发现看北方粟作农业的起源问题》，《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31] 刘军社：《黄河流域史前粟作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32]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

[33] 许新国：《循化阿哈特拉山卡约文化墓地初探》，《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154页。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153页。

[36] 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37]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48页。

[38] 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39] 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40]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11页。

[41]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11页。

[42] 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43] 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44]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12～13页。

[45] 谢端琚：《喇家遗址发掘与齐家文化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7日，第7版。

[46] 参见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日土县塔康巴岩画的调查》，《考古》2001年第6期；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科学出版社，2001。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胡李家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1期。

[48] 参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青海民和核桃庄小旱地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2期；白万荣《青海古代文化分布概述》，《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154页。

[51] 谢端琚：《喇家遗址发掘与齐家文化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7日，第7版。

[52]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14页。

[53] 白万荣：《青海古代文化分布概述》，《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54] 高东陆、许淑珍：《青海湟源莫布拉卡约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1期。

[55] 青海省考古队、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湟源县境内的卡约文化遗址》，《考古》1986年第10期。

[56]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海南藏族自治州群众艺术馆：《青海贵德山坪台卡约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57] 王杰：《试析卡约文化的经济形态》，《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

[58]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民和核桃庄》（附录《民和核桃庄史前文化墓地人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第305页。

[59] 白万荣：《青海古代文化分布概述》，《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60]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61]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84页。

[62] 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63]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15页。

[64]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65] 青海省考古队、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湟源县境内的卡约文化遗址》，《考古》1986年第10期。

[66]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54页。

[67]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68]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71页。

[69]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23页。

[70] 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第14页。

[71] 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2、3期合刊。

[72] 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第105～109页。

[73] 戴尔俭：《西藏聂拉木县发现的石器》，《考古》1972年第1期。

[74] 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75] 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76] 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77] 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7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贡噶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9年第4期。

[8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51页。

[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85页。

[82]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民和县阳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83]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250页。

[84]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85]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5页。

[86]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88页。

[8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85页。

[88] 尚坚、江华、兆林：《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

[89] 尚坚、江华、兆林：《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

[90] 尚坚、江华、兆林：《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

[91]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山南隆子县石棺墓的调查与清理》，《考古》1994年第7期。

[92] 尚坚、江华、兆林：《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

[9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94]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10页。

[95]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6页。

[96]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阳山》，文物出版社，1990，第62、139页。

[9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胡李家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1期。

[9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85页。

[99]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101] 尚坚、江华、兆林：《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

[102] 尚坚、江华、兆林：《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

[103] 尚坚、江华、兆林：《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

[104]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193页。

[1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2002年第12期。

[106]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民和核桃庄》，第27页。

[107]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24页。

[10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145页。

[109] 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110]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111]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32页。

[112]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252页。

[113]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18页。

[114]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97～98页。

[115]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

[116] 霍福：《青海宗日舞蹈盆的文化符号学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117]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文物》1978年第3期。

[118] 邵明杰：《上孙家寨彩陶盆舞蹈图案新论》，《四川文物》2010年第2期。

[119]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200页。

[120]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200页。

[121]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喇家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2期。

[122]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平安、互助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第9期。

[123] 许新国：《循化阿哈特拉山卡约文化墓地初探》，《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124] 青海省考古队、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湟源县境内的卡约文化遗址》，《考古》1986年第10期。

[125]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26]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58页。

[1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120～133页。

[1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140页。

[1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152页。

[1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131]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59页。

[132]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山南隆子县石棺墓的调查与清理》，《考古》1994年第7期。

[1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贡噶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9年第4期。

[134]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西藏扎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135] 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136]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61页。

[137]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60页。

[138]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第8页。

[139]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79页。

[140] 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1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116页。

[142]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63页。

[143]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阳山》，第139页。

[144]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193页。

[145]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23页。

[146] 柳春城、许新国：《乐都柳湾出土彩陶靴考略》，《青海文物》1990年第2期。

[147]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48]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24页。

[149]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251页。

[1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154页。

[151]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阳山》，第139页。

[152]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53]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54]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55]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21～22页。

[1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116页。

[1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158]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250页。

[159]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民和核桃庄》，第29页。

[1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2002年第12期。

[161]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化隆县上半主洼卡约文化墓地第二次发掘》，《考古》1998年第1期。

[162]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63]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145页。

[165]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252页。

[166] 幸晓峰、叶茂林、王其书等：《青海喇家遗址出土玉石器的音乐声学测量及初步探讨》，《考古》2009年第3期。

[167] 叶茂林、何克洲：《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玉器》，《考古》2002年第12期。

[168] 彭燕凝：《齐家文化玉器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69]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阳山》，第139页。

[170]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28页。

[171]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72] 李健胜：《拉乙亥文化述论》，《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173]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174] 赵生琛：《青海西宁发现卡约文化铜鬲》，《考古》1985年第7期。

[175] 马兰、刘杏改：《大通黄家寨及杨家湾墓地清理简报》，《青海文物》1989年第2期。

[176]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化隆县上半主洼卡约文化墓地第二次发掘》，《考古》1998年第1期。

[177]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民和核桃庄》，第26页。

[178]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理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79]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64～65页。

[180] 有关中原地区冶金业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争议较大，安志敏、李水城先生认为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及其青铜冶炼技术可能对中原地区产生过影响。参见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青铜器》，《考古》1993年第12期；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2005年第3期。

[181] 赵世超：《殷周大量使用青铜农具说质疑》，《农业考古》1983年第3期。

[182]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259页。说当时的海贝产自南海也不尽然，东海似乎也是其来源之一。

[183]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第49页。

[184] 李健胜：《拉乙亥文化述论》，《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185]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31页。

[18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都卡若》，第154页。

[187]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32～33页。

[188] 参见杨伯达《中国古代玉器面面观》（上），《故宫博物院刊》1989年第1期；杨伯达《中国古代玉器面面观》（下），《故宫博物院刊》1989年第2期。

[189] 叶茂林、何克洲：《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玉器》，《考古》2002年第12期。

[190] 彭燕凝：《齐家文化玉器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91] 臧振：《“玉石之路”初探》，《人文杂志》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