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文学地理学
〔英〕安德鲁·萨克 著 王冬青 译[1]
摘要 本文从文学和地理的跨学科视角出发，梳理了空间批评的历史谱系和批判性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域。作者首先追溯地理批评的两大路径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一是20世纪早期以来文化地理学提出的空间理论，二是主导后殖民研究、世界文学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跨国批评传统。继而主张新兴的批判性文学地理学叠合了上述两种理论视野，从而超越了关于文学再现空间的传统研究，能够更深入地反思文本、空间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此外，本文还勾勒了批判性文学地理学的四大关键问题，并呼吁推进一种“在地”思考，以丰富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历史主义与唯物主义立场。
关键词 批判性文学地理学 空间理论 跨国地理 空间/地点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exchange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this essay presents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literary geography” in relation to the historical genealogy of spatial criticism.It first examines the two trajectories of geocriticism that has informed and shaped literary criticism：one is the spatial theory developed by cultural geographers sinc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and the other is transnational criticism that has guided postcolonial studies，world literature and globalization studies.Drawing upon both critical frameworks，the writer of the essay argues that critical literary geography could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studies on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and move towards critical reflections over the complexities of text，space，and power.The essay then outlines four key issues concerning a critical literary geography，advancing a geopolitical and locational thinking that could contribute to our historical and materialist critiques.
Key words critical literary geography spatial theory transnational geographies space/place
一 通向地理学之路
近年来，文学中的“地点”（where）问题成为许多批评家关注的中心问题。我从事文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研究，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也在关注文学批评能从地理学和空间理论学到什么。我第一次有意识地使用这类术语，即“文本空间”（textual space）的概念，是在1993年一篇论述“意象派”（the Imagists）这个现代派诗人群体的文章中。[2]这篇文章考察了这些诗人如何再现现代城市经验，并特别讨论了一组关于城市中移动和交通的诗歌。此后，我又出版了专著《在现代性中穿行：现代主义中的空间和地理》（Moving Through Modernity：Space and Geography in Modernism，2003）和合编的文集《现代主义的地理学》（Geographies of Modernism，2005）。[3]令人欣慰的是，写作本文时，我显然不再孤单了，因为在过去十年中，在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对空间的文本性和文本的空间性的研究兴趣已经发展为一种较为明确的策略。在本文中，我将梳理这一阐释策略的发展谱系，强调批判性文学地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主要以现代主义研究中的近期著述为例。
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长期以来普遍受到地理学思考的影响。例如，20世纪70年代现代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之一，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和阿兰·麦克法兰（Alan McFarlane）的《现代主义：1890～1930年间的欧洲文学指南》（Modernism：A Guide to European Literature 1890-1930，1976），该书最有力的章节之一便是“现代主义地理学”，该部分有七章，讨论的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涉及德国、法国、俄国、英格兰和美国（尽管该卷副标题是“欧洲”），[4]其中许多章节仍在激发学界对现代主义的都市性做深入思考。比如，批评家一直承认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中的伦敦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尤利西斯》（Ulysses）中的都柏林，均是文本的核心存在，两部作品的字里行间浮现着持续嘈杂的城市生活。不过，早期文学批评家通常把这些文本的空间性理解为展现审美主题或比喻的辅助手段。比如：T.S.艾略特（T.S.Eliot）《荒原》（The Waste Land）对伦敦的描写被视为20世纪精神衰败的隐喻：杂乱的都市生活，棕色的雾霭，迈着缓慢沉重的步伐穿过伦敦桥进城的通勤者，这些偶然的细节旨在突出艾略特关于精神、社会和文化衰败的主旨。但是，这部作品中再现的空间和地点是否是“诗歌含义”的核心，或者这种都市空间性能否解释艾略特诗歌的奇异形式和风格，这些问题尚未成为文学批评的议题。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89年，那时文学和文化批评家都开始阅读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也译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尽管这不是全部原因，但哈维的著作，以及爱德华·苏贾（Edward W.Soja）于同年出版的著作《后现代地理学》（Postmodern Geographies）标志着空间和地理问题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开始浮出水面。[5]其中促成文学性和空间性相结合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他于1984年发表在《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上论述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可能是当代文学理论家首次有意识地使用地理学的方法论：詹明信使用的关键概念“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借用自城市地理学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6]如果说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是文本空间性理论的首度萌芽的话，那么很快其他时期和其他体裁的文学也开始接受空间视角的审视。就现代主义而言，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促使人们回到现代的语境中；詹明信认为后现代的核心是其空间性，和现代主义的时间性相对。[7]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空间和地理的问题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许多领域中合理而重要的议题。20世纪末以来关于新文学地理学的思考中，有两大互有交叉的路径。第一种来自研究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文化地理学家与空间理论家，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大卫·哈维、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类研究探讨现代主义再现和处理社会空间的多元方式，如对城市、风景和建筑的描述。第二种方向，通常受后殖民主义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影响，从全球地理和文学跨国运动空间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文本。在有关现代主义的研究中，这一方向产生了一些颇为惊喜的著作，关键人物和理念有：苏珊·斯坦佛·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提出的“星球现代主义”（planetary modernism）概念；劳拉·多尔（Laura Doyle）和劳拉·温克尔（Laura Winkiel）提出的“地缘现代主义”（geomodernism）理念；雅汗·拉马扎尼（Jahan Ramazani）针对“跨国诗学”（transnational poetics）的分析，以及杰西卡·伯曼（Jessica Berman）的“跨国现代主义的比较视角”（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ransnational modernism）。[8]本文将首先分析这两种路径的主要特征，进而探讨二者对未来文学研究的影响。
二 空间理论
20世纪初期，不仅许多现代作家开始探讨地理和空间性问题，同时还有几位地理学的重要思想家也开始按照“现代”形态重构地理学，从决定论式的进化论和种族主义框架转向新的观念，关注人类和多样地貌之间的复杂互动。正如伯曼（Jessica Berman）指出的，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艾伦·丘吉尔·塞姆普（Ellen Churchill Semple），及保罗·维达尔·德·布兰奇（Paul Vidal de la Blanche）所提出的问题，和20世纪初许多现代派作家使用的地理框架，如地点、绘图、中心/边缘、种族和身份，极为相似。[9]
因此，一些批评家开始参照同时代地理学研究来阐释文学文本，例如，扬·黑格朗（Jon Hegglund）借助麦金德的“空间自我意识和想象性投射”来解读现代派小说，或是克里斯·戈威尔特（Chris GoGwilt）对现代主义和地缘政治的论述。[10]现代主义研究之外的批评家也采纳地理和空间性的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一方面，小罗伯特·T.塔里（Robert T.Tally，Jr.）的著述开创了他称为“地理批评”（geocriticism）的方向，集中关注空间、地方和文学之间的动态关系；该术语来自法国批评家伯特兰·维斯法尔（Bertrand Westphal）的著作《地理批评：真实和虚构空间》（Geocriticism：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2011）。[11]维斯法尔认为，这一方法探讨实际地理和想象地理之间的关系，焦点“从作家转向地方”，从作者生平信息转向文本中的“空间指涉”。[12]另一方面，弗兰克·莫瑞蒂（Franco Moretti）的小说研究，见其论著《图论欧洲小说》（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1998）和他的小书《表格、地图和树》（Graphs，Maps，Trees，2005），开创了他所说的“远读”（distant reading）方法，运用文学绘图学的形式系统地勾勒小说的兴起和流散。莫瑞蒂的主要理念是，地理“不是被动的容器……而是一股活跃的力量，弥散在文学领域中，深刻地塑造着文学”。[13]维斯法尔的方法仍然聚焦于文本，以传统方式分析文学文本，而莫瑞蒂的方法则比之更具争议，因为他避开了对实际文本的“细读”，转而从一系列地图和图表入手，探究小说在何处被阅读、出版以及被从图书馆借走。
莫瑞蒂的观点，空间不是“被动的容器”而是“活跃的力量”，要归功于20世纪一位重要的空间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列氏在其权威著作《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1991）中，说明了地理空间绝不是社会活动发生的空白背景，而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同时又积极影响着人类社会。[14]列斐伏尔的著作不仅影响了后辈地理学理论家，如德瑞克·格里高利（Derek Gregory）、大卫·哈维、多林·马西（Doreen Massey）、爱德华·苏贾和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还影响了许多关注现代主义文学地理的文学批评家。该书明显借用了文化地理学和空间理论的不同概念与理论，并以不同方式来阐释文学文本。例如，尼尔·亚历山大（Neal Alexander）和詹姆斯·摩根（James Morgan）主编的《地区现代主义》（Regional Modernism）一书，探讨了地理学中“比例尺”（scale）的概念，分析现代派作家如何更多介入地方地理而不只是民族国家的地理；埃里克·布尔森（Eric Bulson）所著《小说，地图，现代性》（Novels，Maps，Modernity，2007）则分析了地图、导航/迷航（[dis]orientation）和定位对一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阐明了制图学对这一时期许多小说家有着怎样的关键意义。[15]
对文学分析有所启发的一个重要地理观念，是空间（space）和地点（place）的对立，批评家常常借之理解作家如何处理城市风貌，大致将作为抽象空间的异化的城市与城市中更具归属感的具体地点（如房间、咖啡馆和餐厅）区分开来。德·塞托对行程（tour）和地图（map）的区分凝练地彰显空间/地点的对立关系，这也是他“空间叙述”的关键环节，将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和文学风格联系了起来。对德·塞托而言，“每一篇叙述都是关于旅行的叙述——一种空间实践”，所有叙述都“穿越着，组织起某些地点；它们对这些地点进行挑选，并且把它们连接为整体；它们以此创造出了句子和路线”。[16]空间叙述总是在地图话语和行程话语之间摇摆：图绘的地方强调稳定性和固定性，行程话语则强调空间如何与移动和亲身经验关联起来。例如，许多现代派小说同时包含了这两种话语，作家既想规划和控制城市空间，也使用行程话语颠覆这种规划，后者通常出现在关于游荡者（fla neur）的叙事中。游荡者，即在城市街头随意漫游的人，由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首先发现，成为现代性的关键形象。再如，罗伯特·汉普森（Robert Hampson）的研究发现，在乔伊斯和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中，“同质、抽象的地图空间”被“异质、亲历的旅途空间”所取代。[17]
三 跨国地理
当代文学地理学的第二个路径，某种程度受文化地理学和空间理论的影响较小，而受后殖民主义和近年来的世界文学与全球化研究的影响较大。数十年来，后殖民研究引发了对英美和欧洲传统之外地区的现代主义实践的关注，如加勒比海和非洲。[18]其中，萨义德（Edward Said）对我们思考帝国和殖民地理的物质空间如何浸入文化文本有着重要影响。在《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一书中，萨义德指出，他这本书要做的是“对历史经验的地理式探询”，“正如没人能自外于或超越地理，也没人能摆脱对地理的争夺”，这种争夺正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基础。萨义德认为，这种争夺“不只关乎士兵和大炮，也关乎观念，关乎形式，关乎意象和想象”。[19]
此后的探讨推进了萨义德的论述，强调了全球化和跨国性，这体现在《牛津全球现代主义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2012）中的许多论文里。该书的编者主张超越萨义德等学者开创的后殖民批评，这是因为“从全球视角看待现代主义，不仅仅意味着在地理意义上增加一些先前被忽视或边缘化的传统”。[20]对现代主义的全球化理解试图超越民族传统（法国现代派或中国现代派），聚焦于跨国性，这意味着“跨越民族边界”，并在微观和宏观的地理视角间转换，或是编者所说的“地方复杂性和广阔视野”。[21]转向跨国化视角是为了更细致地认识现代主义的地理，因为许多前辈批评家都把现代主义看作一场国际运动，主张忽略“地方复杂性”（local complexity）。
苏珊·斯坦佛·弗里德曼在一篇重要文章中提出，强调全球性和跨国性的衍生地理网络具有深刻意义，因为“现代主义的新地理需要在全球寻找现代性的诸多中心，聚焦于联系这些中心的文化交流，并阐释高度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中的相互影响和改造”。[22]弗里德曼观点的两项重要意义在于，她既希望摒弃“现代主义具有明确的美学风格这样的非历史定义”，也不认为“现代主义是一个美学阶段”，有着一致的开端和结束。[23]如果寻找遍布全球的“多样现代主义”，就不是关注单一的现代主义时代，而是现代主义的不同体系，这些体系都和社会、经济和政治现代性相联系，其中一些体系和其他体系关联着，另一些则在完全不同的时间框架下运作。我们因此可以说，“印度现代主义”由一系列不同元素组成：在传统英美现代主义时期进行的本土审美和文化实践；引进的欧洲现代主义风格，其引介者通常是海外游历后归国的人士[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曾与很多钦佩他的英美现代派作家见面，如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和庞德（Ezra Pound）；而穆尔克·拉吉·安纳德（Mulk Raj Anand）则和布鲁姆斯伯里小组的成员有来往]；英美现代主义结束之后的作家和艺术家所采纳的是复杂的“现代”观念——当代小说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可以说是典型的印度现代主义者。[24]弗里德曼的观点及类似论述，深入挑战了既有的现代主义研究和教学，因为这极大拓宽了“现代主义”这个大概念所涵盖的材料；实际上，这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空间化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可能完全失去焦点，把全体20世纪和21世纪的文学都变成某种形式的现代主义。
可以说，空间理论推崇者理解的文学地理学和侧重跨国及全球现代主义的文学地理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黑格朗虽然借鉴了全球化和跨国研究的理念，但他是这样界定其研究视角的：“我不是在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的特定地理中看待现代主义的空间，而是把现代主义和政治全球化看作空间性历史中的相关事件。”[25]因此，黑格朗“从空间视角理解现代主义和全球化”，[26]而跨国批评可以说是通过全球化的视角观察现代主义的空间。
这两条路径的许多著作都采纳了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立场，探讨具体的空间和地理（如国家、地区、城市、街道和建筑）如何在文学文本中得以再现。这些实际地点常常与更具比喻性的地理和想象的地理相联系，分析现代派作家不只满足于精确的绘图，还想探询和修正人们在社会和文化现代性中体验空间与地点的方式。两条路径的核心问题都是空间性问题，特定环境对文本的影响，以及地理学对现有的社会和历史表征能够做出怎样的补充。下面我将讨论“批判性文学地理学”如何能综合以上两条路径，同时增加对于文学形式的正面关注。
四 走向批判性文学地理学
这一提法看似十分新颖，但是文学地理学的理念却有着更早的谱系，特别是在20世纪早期。[27]伍尔夫于1905年在《泰晤士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发表的第一则评论是针对两本关于“文学地理学”的著作：这两本书研究的是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对其文本中的地点做了图文并茂的介绍。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其笔名是菲奥娜·麦克廖德（Fiona MacLeod），于1904年出版了《文学地理学》（Literary Geography）一书，讨论“一些著名作家生活或描述的乡村所具有的突出特征”。[28]夏普关注了斯蒂文森（R.L.Stevenson）、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萨克雷、勃朗蒂姐妹（the Brontës）等作家笔下的“乡村”，以及一批英国作家如何描写泰晤士河和东安格利亚等地区。这一研究颇为有趣，既是旅行速写，也探讨了地方和记忆如何影响作家心理。同时期的维农·李（Vernon Lee）和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的研究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29]这一时期关于伦敦的研究也很多，如《伦敦的文学地标》（Literary Landmarks of London）和《老伦敦的文学地貌》（A Literary Topography of Old London）关注作家笔下伦敦城的文化地标。安吉亚·泽姆古力（Andrea Zemgulys）指出，这些文学地理学研究把伦敦塑造成一座文学和历史之城，并和20世纪初期伦敦市政厅推广的其他文化遗产项目相结合。[30]这些研究表明，与文学和文化现代主义相关的变化，如试图再现这一时期时空的根本变化，也在其他作家那里有所体现。这一早期的文学地理学也致力于理解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研究，这正是哈维发现的20世纪早期文化现代主义的特点。[31]这种文学地理学延续到今天，就成了流行的关于文化遗产的文学和风景书写，如英国国民信托（British National Trust）[32]出版的《文学足迹：风景中的作家》（Literary Trails：Writers in Their Landscape）和融合文学、激烈运动和伊壁鸠鲁式享乐[33]的著作《哈代故乡威塞克斯的酒吧漫步》（Pub Walks in Hardy's Wessex）。[34]
与这些论述不同，批判性文学地理学更具理论自觉，围绕着物质性、历史和权力这三极展开。批判性文学地理学以不同方式让文本具有重返社会生产空间的物质性：文本的“地方”分散在社会空间的历史中。[35]这样的空间唯物主义呼应着人文学科的其他思潮，如在许多文学研究中重新成为主导范式的历史主义。空间研究历史的部分动因可以追溯到米歇尔·福柯早在1977年说过的：“空间历史还有待书写——这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36]福柯强调不同形式的物质社会生活有着空间性和历史性，如学校或监狱，这对新兴的批判性文学地理学影响巨大。同样，福柯认为权力是生产而不只是统治，其重要性在于思考主体如何在特定空间内定位和生产，并对特定空间做出回应。从地理角度思考文学和文化文本，意味着在物质空间中理解文本，历史地看待地理位置，并同时关注不同空间如何反映、生产和抵抗权力形态。
这因此解释了批判性文学地理学的“批判性”何在：不是简单地梳理文学文本再现的风景，而是以更复杂的方式思考空间和权力，思考空间和地理如何影响文学形式与风格。批判性文学地理学是一种自觉以跨学科方式进行的研究策略，借鉴地理学以及上述区分空间/地点的观念和思路，以及批判性制图学[哈利（J.B.Harley）和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观点，节律分析和表征空间（列斐伏尔），第三空间（苏贾），异托邦（福柯），时空压缩（哈维），等等。同样重要的理论资源还包括地理学者对性别[多林·马西、吉莲·罗斯（Gillian Rose）]和帝国（德瑞克·格里高利）的论述。
许多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也注意到了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37]例如，德瑞克·格里高利发现，新型文化地理学崇尚“风景的文本化”，认为批评家正在“将空间……当作文本来解读”。[38]根据我本人的学科背景，我的论述从这一轴心的另一头开始——我一直在尝试从空间角度解读文本，思考如何表述这一思路，并阐述空间转向对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意义。参照空间和地方、社会空间、时空压缩与空间历史等地理概念来阅读、阐释文学文本，这一过程就是我所说的批判性文学地理学。下面我将论述这一批评方法的四个关键问题。
五 文本空间
批判性文学地理学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空间的形而上学本质。许多当代批评家从形而上学意义上来理解地图，这可能因为詹明信的“认知图绘”成了当代文化阐释的主导隐喻。迈尔巴·卡迪-基恩（Melba Cuddy-Keane）早在2002年就曾指出，“我们正在目睹空间图绘和知识图绘的结合”，这表现在“图绘”一词出现在许多著述的标题里。[39]不过，如果只是将地理术语作为隐喻使用，而不详察这些术语的意义，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尼尔·史密斯认为，空间隐喻在理论话语中的使用，如图绘、边缘/中心、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亦译“解域化”）、位置，常常牺牲了对具体物质空间作用做出细节分析。他认为，空间隐喻倾向于将实际空间看成死的或空的容器，所有物体或事件都可以放进去。我们不应拒绝批评中的空间隐喻（如果有可能拒绝的话），但史密斯建议应该尝试理解隐喻空间和物质空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并且按照列斐伏尔的看法，不把空间视作中立的画布，而是“社会空间”，是由影响社会生活的社会性目标所推动的。[40]史密斯的观念再次突出了新型文学地理学对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强调。正如迈克·克朗（Mike Crang）和薛伟德（Nigel Thrift）所主张的，无论是理论还是社会进程，都“无法脱离地理空间和历史延续而存在”，于是梳理一部文学作品的地理和历史位置如今就成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重大挑战。[41]
批判性文学地理学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文化文本对空间的再现。这里有必要借用列斐伏尔对“空间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再现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所做的区分：大致而言，前者指空间的正式组织，后者指非正式的、常常是审美性的空间概念。[42]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是广义的：包括内部和外部，包括心理、身体、城市、居所和房间的空间。运用列斐伏尔和其他地理学家的概念，我们可以更细致地探讨，比如说，文学和文化文本中描写的特定城市的空间史：超现实主义者笔下的巴黎，简·里斯（Jean Rhys）笔下的伦敦，或是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笔下的马赛。这里并不是泛指这些城市，因为当我们的地理视野聚焦在更小的空间时，便会关注到城市中的具体地点。现在，借助本雅明对拱廊街等消费空间的分析模式，我们可以思考文本如何再现特定的街道、车站、咖啡馆、纪念物和商店，以及这些地点如何支持或抵抗官方的空间再现。在更大的范围上，都市再现的另一关键维度是不同全球性城市之间的跨国联系，这是由殖民者或流亡艺术家的经验所拓展的。[43]
第三个问题关系到这些再现对文学和文化文本的形式特点产生的影响。我们不仅要把文学文本中的再现空间和文本所描述的物质空间联系起来，而且也要反过来理解社会空间如何以对话的方式塑造了文本的文学形态（forms）。这里牵涉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他在新批评的影响下，将空间形式视作文本固有的理论方法；此处的空间被视为文本在纸面和页面的延伸，或是文本在不同时期的阅读过程中展开的叙事模式。[44]批判性文学地理学将梳理社会空间如何闯入文本空间形式的内部结构。文学文本再现社会空间，但社会空间塑造文学形式。“文本空间”一词即指写作中的空间形式和社会空间的这种互动，需要突出的是文学的空间特性，如印刷术以及页面的排版、隐喻的空间，以及文本中不同意义的空间之间的转换，或是叙事形式的形态，见于开放结局的小说或是循环结构的小说。讨论社会和历史环境如何影响文学的形式特征总是充满困难，空间、地理和文学形式之间的联系也同样不确定。尽管如此，我们仍不仅需要讨论主题意义上的空间和地理，也需要注意到它们如何深刻影响了文学和文化文本在形式上的构成。将小说作为空间文本来研究，绝不只是简单地思考文本如何再现一处有趣的地点。
第四个问题回到了关于制图学如何影响批评的争论。如果隐喻图绘的思路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或许应该像莫瑞蒂那样运用实际的地图，突出对文本空间性的更为唯物论的理解。几个其他研究项目采用了数字人文和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GIS）的方法来勾勒文学文本的特征。[45]这类制图学方法带来了一些问题：一些研究（如莫瑞蒂的）认为图绘具有客观性，这一观点受到了J.B.哈利和丹尼斯·科斯格罗夫等地理学家的批判。[46]批判性文学地理学的另一条颇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是分析特定文本中的地图和绘图，分析这些文本中制图学如何成为一种视觉文化。[47]可能是出于对全球化的反应，地图越来越贴近文学文本，在批评和创作中都是这样。这类空间文本的典型就是游记，传统上一直使用地图作为题图或插图。理查德·菲利普斯（Richard Philips）注意到，帝国写作中的冒险故事较早开始使用地图，这类文本在历史上有很多，如《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和《金银岛》（Treasure Island）。[48]但许多20世纪经典著作的近期版本也使用地图：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附有当年（1904年）的都柏林地图；最近出版的企鹅版的伍尔夫小说也配有简图，在《达洛维夫人》和《岁月》（The Years）中注明提到的伦敦的不同地点。除了20世纪初期的作品，还有一些大获成功的当代惊悚小说和侦探小说也以地图作为题图：彼得·赫格（Peter Heg）的《情系冰雪》（Miss Smilla's Feeling for Snow，1993）配有一幅斯德哥尔摩地图；唐娜·里昂（Donna Leon）和迈克尔·迪布丁（Michael Dibdin）的小说附有威尼斯地图。[49]这些地图暗示，位置是这些作品中的又一个角色，有助于增加人们对这种叙事方法常常过于老套的小说类型的兴趣。这类文本的制图学内容也有助于在读者心目中塑造具体地点的形象：我们通过文本化空间的视角看到了物质空间，于是都柏林成了乔伊斯的都柏林，唐娜·里昂粉丝眼中的威尼斯是布鲁内蒂警察总长[50]眼中的威尼斯。隐喻空间正是如此引导我们关注了物质空间。
这类作品配图式地图看似只是中心叙事的外围，那么从认识论角度而言，它们有何意义呢？我们不只是将“图绘”看作隐喻，而是有必要把地图重新视为一系列物质符号，从而理解文本使用真正的地图作为叙事成分的意义所在。游记中常常包含有用的信息，我曾解读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于1936年撰写的利比里亚游记《没有地图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51]一张地图，如格林小说开头的那张，处于文本的边缘；但这一图像也是作者旅行和读者追溯旅程的向导。旅行叙事中的地图常常表明，游记作家必定要制造一种叙事开始前未曾发现的空间，这样才能赋予其旅行以意义。有意思的是，关注地图如何成为空间的再现，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法，可以改变我们阅读文字文本的方式，传达旅行空间的意义，这也便于了解视觉和文字能指之间的互动。哈利发现，地图的装饰特征不应被当作“无关紧要的花边”，“椭圆形框嵌的徽章和装饰性的标题也是表达文化含义的基本方式”。[52]把有制图意指的元素同文本的文字含义联系起来，这为批判性文学地理学提供了新的关注点。
结论
著名的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曾说：“地理文本应该具备文学形式。”[53]我对此说法加以调整，认为文学批评家应该更慎重地思考空间和地理如何塑造文学形式。因此，“文本空间”的概念结合了文学形式和社会空间，这和苏贾提出的“第三空间”的概念相类似，该概念结合了“真实和想象的空间”，或者说，结合了物质空间和对空间的想象性再现。[54]这种阐释学的步骤，思考物质空间和隐喻空间的交织，追溯再现和权力的问题。此外，地图的角色，特定地理对空间形式的影响，这些都是批判性文学地理学的关键要素。通过关注空间形式、权力与抵抗及地理再现的模式和历史，批判性文学地理学同只关心文学如何再现空间的研究区别开来。这一研究方法呼应了苏珊·斯坦佛·弗里德曼提出的“地缘政治认识”（geopolitical literacy）的主张，即“探究地缘政治的维度如何影响和反映我们以及他人的所有文化构成与文化身份，这需要用空间的、地理的思维来补充时间的、历史的分析”。[55]
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如果我们拥有非历史（ahistorical）思考形式的批评术语，那么为什么没有“对非地理（ageographical）和非位置（alocational）的批评方式”？[56]所有文本都是在某处（somewhere）写作、发表和阅读的——现在需要关注的正是这许多的“某处”。作家们在特定地点中生活、离去和穿行，这些地点表明了他们对世界的感知，许多文本直接描写了地点、空间、城市、国家和岛屿；以不同于现有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阐释模式来思考这些环境对文本的影响，正是向批判性文学地理学迈出的一步。这一研究方法必定会让我们更为关注受地理学影响的术语。批判性文学地理学偏向唯物主义，因为它分析文本体现的空间历史，并尝试运用这种地理知识来深入理解文本的意义，这些意义通常与空间和权力问题相关，如简·里斯作品中城市的殖民地理和性别地理。[57]批判性文学地理学的根本，也是研究空间再现和生活地点对作家影响的根本，是回答以下问题：所有这些空间面向如何影响文本的意义？我们又如何对此加以阐释？如果批判性文学地理学能够对批评实践中的这些关键问题给出创新解答，那它就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研究。
[1]安德鲁·萨克（Andrew Thacker），诺丁汉川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英语文学教授，专长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的研究，特别关注杂志和书店等的现代主义体制；王冬青，香港大学英文系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文化研究与中外文学文化关系。本文选译自小罗伯特·T.塔里（Robert T.Tally，Jr.）主编的《劳特利奇文学与空间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iterature and Space），New York：Routledge，2017，pp.28-38.
[2]Andrew Thacker，“Imagist Travels in Modernist Space，” Textual Practice，vol.7，no.2，July 1993，pp.224-246.
[3]Andrew Thacker，Moving Through Modernity：Space and Geography in Modernis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 Peter Brooker and Andrew Thacker，eds.，Geographies of Modernism，London：Routledge，2005.
[4]Malcolm Bradbury and Alan McFarlane，eds.，Modernism：A Guide to European Literature，1890-1930，Harmondsworth：Penguin，1976.
[5]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Conditions of Cultural Change，Oxford：Blackwell，1989； Edward W.Soja，Postmodern Geographies：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London：Verso，1989.此处提及的两本著作均有中译本，参见〔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行文中的中英文书名均省略副标题；下同。
[6]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146，1984，pp.53-92； 参见Kevin Lynch，The Image of the City，Cambridge，MA：MIT Press，1960。
[7]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1，p.16.
[8]Susan Stanford Friedman，“Planetarity：Musing Modernist Studies，” Modernism/Modernity，vol.17，no.3，2010，pp.471-499； Laura Doyle and Laura Winkiel，eds.，Geomodernisms：Race，Modernism，Modernit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5； Jahan Ramazani，“A Transnational Poetics，”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vol.18，no.2，Summer 2006，pp.332-359； Jessica Berman，Modernist Commitments：Ethics，Politics and Transnational Modern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p.29.
[9]Jessica Berman，“Modernism's Possible Geographies，” Geomodernisms，eds.Laura Doyle and Laura Winkiel，p.285.
[10]Jon Hegglund，World Views：Metageographies of Modernist Fi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4； Christopher GoGwilt，The Invention of the West：Joseph Conrad and the Double-Mapping of Empi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Christopher GoGwilt，The Fiction of Geopolitics：Afterimages of Culture from Wilkie Collins to Alfred Hitchcock，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Christopher GoGwilt，The Passage of Literature：Genealogies of Modernism in Conrad，Rhys，and Pramoedy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11]参见Robert T.Tally Jr.，Spatiality，London：Routledge，2013； Robert T.Tally Jr.，ed.，Geocritical Explorations：Space，Place，and Mapping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同时参见Bertrand Westphal，Geocriticism：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
[12]Bertrand Westphal，Geocriticism，pp.112-113.
[13]Franco Moretti，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1800-1900，London：Verso，1998，p.3； 同时参见Franco Moretti，Graphs，Maps，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London：Verso，2005。
[14]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1991.
[15]参见Neal Alexander and James Moran，eds.，Regional Modernis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 Eric Bulson，Novels，Maps，Modernity：The Spatial Imaginary，1850-2000，New York：Routledge，2007。
[16]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115；该书有中译本，参见〔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7]Robert Hampson，“Spatial Stories，” Geographies of Modernism，eds.Brooker and Thacker，p.63.
[18]特别参见Mary Lou Emery，Modernism，the Visual，and Caribbean 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Simon Gikandi，Writing in Limbo：Modernism and Caribbean Literatur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 David I.Ker，The African Novel and the Modernist Tradition，Bern：Peter Lang，1997。
[19]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London：Vintage，1993，p.6.
[20]Mark Wollaeger and Matthew Eatough，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4.
[21]Mark Wollaeger and Matthew Eatough，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p.5.
[22]Susan Stanford Friedman，“Periodizing Modernism：Postcolonial Modernities and the Space/Time Borders of Modernist Studies，” Modernism/Modernity，vol.13，no.3，2006，p.429.
[23]Susan Stanford Friedman，“Periodizing Modernism，” p.432.
[24]参见Ariela Freedman，“On the Ganges Side of Modernism：Raghubir Singh，Amitav Ghosh，and the Postcolonial Modern，” Geomodernism，eds.Laura Doyle and Laura Winkiel。
[25]Jon Hegglund，World Views：Metageographies of Modernist Fi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8.
[26]Jon Hegglund，World Views：Metageographies of Modernist Fiction，p.19.
[27]写作和地方的联系显然更加久远，如地方保护神（genius loci）传统，或者像爱尔兰中世纪文学的《风土志》（dinnshenchas），讲述地名背后的故事。
[28]William Sharp，Literary Geography，London：Pall Mall Press，1904，foreword.
[29]特别参见Vernon Lee，Genius Loci：Essays on Places（1899） 和Vernon Lee，Ariadne in Mantua（1903）； Arthur Symons，Cities and Sea Coasts and Islands（1908）。
[30]参见Andrea P.Zemgulys，Modernism and the Locations of Literary Herit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31]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Conditions of Cultural Change，pp.260-283.
[32]“英国国民信托”，全名为“历史和自然遗产保护国民信托”（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是英国最大的会员制慈善组织，成立于1895年，旨在保护英国自然环境和历史遗迹，旗下管理着780英里的海岸线，24.8万公顷的土地，500多处历史居所、城堡、古代纪念碑、花园、公园及自然保护区，依靠社会捐款和经营所得对自然和历史遗产进行保护与修复，并对公众开放。——译者注
[33]伊壁鸠鲁（Epicurus）是古希腊哲学家，主张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享受愉悦，因此其学说常被称为“享乐主义”。但和我们今天日常意义上的纵欲式享乐不同，伊壁鸠鲁认为愉悦来自心灵的宁静，因此需要节制无止境的物欲，减少其引致的痛苦和纷扰。——译者注
[34]Christina Hardyment，Literary Trails：Writers in their Landscapes，London：National Trust，2000； Mike Powers，Pub Walks in Hardy's Wessex，Dorchester：Power Publications，1997.
[35]参见Julian Murphet，“Literary Theory and the New Geography，” Post-Theory：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eds.Martin McQuillan，Robin Purves，and Graeme Macdonald，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9，pp.200-208。
[36]Michel Foucault，“The Eye of Power，” 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ed.Colin Gordon，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80，p.149.
[37]关于地理学界对文学论述的概览，参见Sheila Hones，“Text as It Happens：Literary Geography，” Geography Compass，vol.2，no.5，2008，pp.1301-1317。另见Barbara Piatti and Lorenz Hurni，eds.，“Cartographies of Fictional Worlds，” The Cartographic Journal，vol.48.no.4，2011； Marc Brosseau，“Geography's Literatur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vol.18，no.3，1994，pp.333-353。
[38]Derek Gregory，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Hoboken，NJ：Wiley-Blackwell，1994，p.140.
[39]参见http：//www.chass.utoronto.ca/～mcuddy/mapping.htm，p.1， 访问日期：2016年2月15日。
[40]Neil Smith，“Homeless/global：Scaling Places，” Mapping the Futures：Local Cultures，Global Change，eds.Jon Bird，Barry Curtis，Tim Putnam，George Robertson，and Lisa Tickner，London：Routledge，1993，pp.98-99.
[41]参见Mike Crang and Nigel Thrift，eds.，Thinking Space，London：Routledge，2000。
[42]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pp.38-46.
[43]参见Jessica Berman，Modernist Commitments。
[44]Joseph Frank，The Widening Gyre：Crisis and Mastery in Modern Literatur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8.
[45]参见David Cooper and Ian N.Gregory，“Mapping the English Lakes：A Literary GI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vol.36，no.1，2011，pp.89-108；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制造者实验室（the Maker Lab of the University of Victoria，Canada）使用ZAxis 工具图绘现代主义城市，参见http：//maker.uvic.ca/dh14/，访问日期：2016年2月14日。
[46]参见J.B.Harley，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ed.Paul Laxt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以及Denis Cosgrove，ed.，Mappings，London：Reaktion，1999。
[47]参见Sally Bushell，“The Slipperiness of Literary Maps：Critical Cartography and Literary Cartography，” Cartographica，vol.47，no.3，2012，pp.149-160。
[48]Richard Phillips，Mapping Men and Empire：A Geography of Adventure，London：Routledge，1997.
[49]Peter Heg，Miss Smilla's Feeling for Snow，London：Flamingo，1994； Donna Leon，Doctored Evidence，London：Heinemann，2004； Michael Dibdin，Dead Lagoon，London：Faber，1994.
[50]布鲁内蒂警察总长是唐娜·里昂创作的系列犯罪小说的主人公，该系列小说的故事均发生在威尼斯。——译者注
[51]参见Andrew Thacker，“Journey with Maps：Travel Theory，Geography and the Syntax of Space，” Cultural Encounters：European Travel Writing in the 1930s，eds.Charles Burdett and Derek Duncan，Oxford：Berghahn，2002。
[52]J.B.Harley，The New Nature of Maps：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p.160.
[53]Halford Mackinder，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Teaching Out of Nature Study（1908）； 转引自Chris GoGwilt，“The Geopolitical Image：Imperialism，Anarchism，and the Hypothesis of Culture in the 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Modernism/Modernity，vol.5，no.3，1998，p.49。
[54]参见Edward W.Soja，Third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Blackwell，1996，pp.6-11。
[55]Susan Stanford Friedman，Mappings：Feminism and the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130.
[56]Susan Stanford Friedman，Mappings，p.130.
[57]参见Mary Wilson and Kerry L.Johnson，eds.，Rhys Matters：New Critical Perspective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pp.133-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