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游戏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第一节 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失衡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写的极为重要的《经济学手稿》导言中，从人的生命活动的社会形式及生存状态角度提出了社会形态演进“三形态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1]一句话，人类发展历程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人的依赖关系”；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阶段的特点是“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

在第一阶段，“人的依赖关系”是指个人没有独立性，个人依附于他人（群体或个人），不过是“狭隘的人群”的附属物；到了第二阶段，个人获得了独立性，摆脱了对人的依附关系，然而，这种独立性却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换言之，人受制于物、依赖于物、成了物的奴隶，人与人的关系也演变成人与物的关系；到了第三阶段，人超越了对物的依赖，才能获得“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这三个阶段的形态，不仅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历史规定性，更是人类逐步认识自己、逐步从蒙昧走向觉醒的艰难过程。第一阶段是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在这个自然经济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尚未形成自觉意识，造成人对他人和群体的依赖。此时人没有自我的意识、没有独立性，生活方式完全受制于他人，体现为在政治生活中受专制主义压迫，在经济生活中受禁欲主义禁锢和在文化生活中受蒙昧主义主宰。第二阶段，生产力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市场经济超越自然经济走上历史舞台，这时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高贵，有了主体性和独立性，然而这只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最大问题是“抹去一切职业的灵光”“把一切都沉浸到金钱的冰水当中去”，这时的人们在政治上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和权利；在经济上反对禁欲，要求享受生活；在文化上要求理性和自由，这种转变催生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工具理性的思维和民主法治的体制。此时人们最容易进入另一种愚昧状态，人从政治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又掉到了经济的陷阱之中。

马克思有一颗最悲悯的心，他最懂得人生的艰难，最懂得物质和资本是怎样使人丢掉了自己，最懂得市场经济将怎样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于是他又设计了、描画了超越市场经济的美好蓝图——建立在共同的社会财富上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发展，这个阶段的个人不再为他人捆绑，也不再为物质裹挟，人不再像动物一样只在必然王国里爬行，而是走进自由王国中展翅飞翔，就是他展望的共产主义美景。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二阶段，这是一个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不断深化的过程，是社会和个人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迅猛过程，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社会化过程——以交换原则实现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发明显地突出了两方面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是人的生活方式与人的异化（物化）状态的矛盾，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严重失衡，即人成为物的奴隶。另一方面，是现代科技飞速发展与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社会问题的矛盾，人对物质的疯狂掠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生态危机，即所谓的“人成为大自然的主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正好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有口皆碑！城市的大街上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水马龙，商场里琳琅满目，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对中国人来说当然是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但稍稍清醒一点，有点历史知识的中国人都会知道，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个世纪里，曾经有19个世纪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且不说富庶的唐宋时期，就说明清时期，比如1500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24.9%，1600年占29%，1700年占22.3%，1820年占32.9%，1870年占17.1%，均为世界第一。而1978年、1990年、2000年却分别占1.8%、1.6%和3.6%，只分别排在世界经济的第10位、第10位和第7位。如果没有战争和各种运动，相信在21世纪中国还应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事实上，由一个国家的边界定义“经济体”本身也不严谨，因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成熟的指标是有多少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受益多少，而不是经济规模有多大，因为决定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是人均GDP，即整个经济总量除以消耗这些经济产出的人口数量。这样来看，中国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真正赶上和超越美国。

事实上，国际上综合考察一个国家经济能力成熟的指标除了人均GDP外，还有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基尼系数。它不仅用于衡量国家内部收入分配差异，而且也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有多少人享受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即公平程度。基尼系数是一个比值，数值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公民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可以享受国家福利的人数越多，即社会的公平度越高。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0.4为警戒数字，高于0.5就被视为严重的贫富不均。

2016年4月26日，清华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做了题为“怎样看待我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演讲，他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16（全世界其他国家迄今为止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数据），改革开放后，198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382，1994年是0.434，1997年是0.4577，到了21世纪，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基尼系数不低于0.5。北师大李实教授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5到0.55之间，这个数据非常高，大家知道超过0.5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度了。前两年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课题组调查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这是很大的贫富差距。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民族，能够不满怀恐惧地展望一个悠闲和富裕的时代”。其实，这正是现代中国不得不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经济的增长带给我们什么？我们恐惧什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如果没有文化的支撑又将会走向怎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