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休闲与自由时间的异化

马克思指出，休闲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自我的必要条件，是现代人走向自由之境界的“物质”保障，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追求目标。人类想要获得自由，必须赢得休闲时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彼岸世界只有建立在此岸世界的基础之上才能繁荣起来。在彼岸世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拉开了自由王国的序幕。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这个国家将逐步进入休闲时代，此时民众有钱有闲，旅游需求开始旺盛，休闲经济和产业蓬勃发展。2008年，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也将逐步开始跨进休闲社会，也是在此时，国家颁布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其中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这就意味着中国职工拥有了15天的带薪年休假，加上104天的双休日和11天法定节假日，一年的休假时间已经达到130天（教师的休假时间还要更长一些），如此算来，一年里三分之一多的时间都在休假，都在享受自由和闲暇时间。

休假制度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对人性的关心和对人权的尊重，带薪年休假最初是在20世纪30年代追求自由的法国人那里开始实行，逐渐遍及欧洲各国，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人人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为后来的社会和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百多年前，也是一个呼唤自由的法国人——卢梭，他振臂一呼，喊出了人类生存的全部困境：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振聋发聩的一声，说出了两千年来所有社会学家们的心灵郁结，也一再引发时代的共鸣，一百多年后，马克思的解决办法是：必须有自由时间，人的自由首先意味着时间上的自由。在他看来，一个没有自由时间只有劳动时间的人是只为生存活着的人，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人类应该首先在时间上解放自己，然后才可能在精神和心灵层面解放自己，所以他这样总结：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更是人的发展空间。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有两种时间，即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劳动时间是必然性所逼迫的争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时间，而自由时间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叫闲暇时间。他认为，考察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看这个社会给予个人多少自由时间，而人们又怎样使用自由和闲暇时间。也是在这一点上，他说自由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事实上，人类最优秀的分子都十分看重人生这最大的奢侈品——自由和闲暇时间，因为时间的供给丝毫没有弹性，不管对它的需求有多大，供给却绝对不会增加，自由时间与人生的价值、心灵的喜乐与国家的实力息息相关。对此，亚里士多德说：休闲是一切事物的核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条件；罗素认为能否聪明地利用闲暇时间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最终考验；爱因斯坦也承认，人和人的区别不在于工作时间，而在于闲暇时间；萨缪尔·约翰逊说：人类智慧的任何进步都是从闲暇而来；文化学者余秋雨更是一语中的：什么都是忙出来的，只有文化是闲出来的。

为什么自由时间或闲暇时间如此重要？因为自由是人的本质，人是这世间唯一懂得自由、追求自由和创造自由的物种，他不仅“会拥有他所选择的一切，还能成为他愿意成为的模样”，一个自由的人不仅生活在物质和现实世界，还必须生活在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必须有仰望星空的情怀。一方面，人是自然成员不能突破自然法则的制约；另一方面，人又发出了超越有限的渴望和梦想，寻找意义并努力实现价值。对于这一点，马克思的战友拉普洛夫说得最为透彻：“人类不仅为生存而斗争，更为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而这正是千百年来人类所谓努力的全部意义和目的所在，因此，闲暇时间的配置和使用不仅会成为幸福生活和价值提升的手段，成为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也必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日走在街头，经常看到这样的标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事实上，千百年来人类南征北战、上天入地所有的努力都是要不断增进人的幸福感，让人类生活得更有尊严。1971年不丹国王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名词——“国民幸福指数”（GNH），也提出评价一个国家和政府合不合格的重要指标，就是考察政府政绩的关键指标是不是真正关注人民的幸福，如果说GDP体现的是以物质、生产为本的话，GNH体现的则是以人为本、以爱为本。GNH指标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概念，即真正的发展除了促进经济上增长外，同时还应促进物质生活（包括科技带来的便利和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平衡，满足民众精神上、物质上和情感上多方面、全息增长的“最大幸福”，其中四项基本内容为：政府善治、文化发展、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是，这四项内容中经济发展排在最后，因为没有前三项的保障，经济发展一定是畸形和不可持续的，甚至是非常可怕的。这也印证了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即除非特别贫穷的状况，收入和幸福没有明显和必然的关系。

201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发布了一项《2013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该报告调研了100多个国家，结果显示丹麦、挪威、瑞士、荷兰和瑞典的幸福指数最高，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如卢旺达、布隆迪、中非共和国、贝宁和多哥等则被该报告评为幸福指数最低的国家，而举世瞩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仅位于第93位，著名社会学家、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先生给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冠上了一个新名词——“全民焦虑”。

事实上，当世界上很多国家建立国民快乐账户GNH以取代GDP时，中国人还处于对GDP的盲目崇拜中，狂飙突进的造富运动使金钱财富快速积累，而人的灵魂无处安放，一些人挥霍纵欲无度，生活方式完全偏离幸福生活轨道，人们把珍贵的休闲时间和创造时间变成低级享乐、追求刺激的时间，人们在金钱和物质的陷阱中难以自拔，这反映在闲暇配置领域，呈现“假休闲”、“逆休闲”和“浅休闲”等异化现象。

一 假休闲：休闲行为与休闲本质相背离

休闲的价值在于走向生命本身，回归生命的诗意，在于重构价值观、人生观，使人摆脱外在的羁绊，真正成为自由和快乐的人。宋代大儒程颢的一首七言律诗赞美了“闲”的美好，诗中这样说：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意思是说，一个人因为心情闲静安然，所以做什么都睿智从容，这样的生命可以进入宇宙自然的韵律中达到万物合一的精神境界，思想在天地间沟通，随风云变幻逍遥自在，这样体验精神至乐的生命不会为名束缚，不会被利捆绑，人不再是外物的奴隶，由此升华了生命，安顿了心灵，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但是，我国居民休闲的配置出现了严重的“假休闲”现象，即休闲行为背离休闲的本质，休闲者只重视“形而下”的物质享受、感官刺激和心理炫耀等物质层次，而很少注重“形而上”的涵养精神、启迪心灵和生命体验等文化层次，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的消费行为取代了本应诗意的休闲行为，假休闲者把休闲当作身份的标签、地位的象征，其动机在于享受和炫耀，形式在于随波逐流，越流行越好，越刺激越好。休闲几次之后身心俱疲，苏轼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成为这些人的最好写照。

比如，旅游购物就是近年来受人追捧的一项休闲活动，我们知道，旅游的目的是观光游览，沟通文化，使人有一种更包容、更开放的襟胸，最好能达至“得山水清气，极风云大观”的状态。但是对今天的某些中国人来说，旅游是为了购物，或者说是为了购买奢侈品。2012年1月11日，北京主办了全球奢侈品牌和消费官方发布大典，在这场被誉为奢侈品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中国捧来大奖：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数据揭示，直到2011年底，中国年度奢侈品消费额近128亿美元，占全世界消费总额的28%。

当一个社会逐步进入富裕时代，人们手里的财富不仅用来满足生存时，奢侈品的消费可以理解。但中国目前的奢侈品消费现状令人忧思。首先，就是未富先奢。我们知道，奢侈品消费的是心态，不是实际富有程度，国际上的平均水平是用自己财富的4%去购买奢侈品，而中国人常拿出40%的财富甚至更多的财产去购买奢侈品，而这些人不仅努力攒钱在打折时购买奢侈品，而且尤为钟情一些顶级品牌的小东西，如领带、皮包等，希望借此显示自己的财富。其次，只消费部分品种的奢侈品。国际上奢侈品的种类一般分为艺术品、高档交通工具、休闲旅游、居住方面、高档服饰、香水、皮包和手表之类，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奢侈品消费基本上表现在购买香水、手表、服饰等外在的个人用品上。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对文化艺术不“感冒”。再次，奢侈品消费队伍“年轻化”。一般来说，国外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一般都是40岁到60岁的中老年人，他们经过多年打拼积累了较多的财富。但在中国，73%的奢侈品消费者不满45岁，更有近半数的消费者年龄在18岁至34岁之间，这种现象值得警醒。最后，奢侈品购买者和使用者分离也成为中国怪象。本来通过消费奢侈品展现财富无可厚非，但当奢侈品代表的身份与部分腐败官员拥有的公共权力相结合时，就会变成社会的“毒品”。经济发展需要消费来拉动，虽然盲目和扭曲的消费在短期内可能起到促进作用，但从长远角度看，这将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阻碍！

二 逆休闲：劳动生产率提高与自由时间减少相背离

众所周知，科技飞速发展的一个根本动因就是劳动力解放，使人从烦琐的劳作中抽身，有时间、有精力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也就是说，自由时间的增加应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正比。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伴随中国科技和经济迅猛发展，政府从1995年开始实行双休日并一再增加公共假期，但是中国公民的实际闲暇时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日渐减少。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仅以中国制造业为例，1990年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4.2小时，1996年上升至45小时，2004年达到46.5小时。男性更是从1990年的每周工作45.9小时上升到2006年的47.2小时。而国家统计局《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显示，27%的农民工每天工作10小时，10%的人每天工作11～12小时，4%的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近半数的人每周工作7天，四成的人每周工作6天，一半的人没有假期。2006年《小康》杂志做了网络“休闲调查”，数据表明：63.5%的人每周自由时间低于20小时，近一半人说自由时间越来越少了。这说明自由和闲暇时间并没有随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而是严重不足，人们越来越忙碌了。网民表示，在物质主导的时代，工资的增长抵不上通胀的压力及房价的飞涨，人们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弥补人民币贬值的损失。

“逆休闲”现象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大众的自由时间为代价，还是百姓愿意将闲暇时间换成物质酬劳？这是任重道远但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 浅休闲：休闲广度与生命深度相背离

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中国人休闲时间里的休闲内容也日趋多元，旅游、学习、健身、美容、上网等不一而足，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到，打麻将、看电视、玩电脑、玩手机、炒股票日益成为民众的主要休闲方式，而这一类休闲活动呈现出物化、表面化、庸俗化趋势，难以产生对生命深度的体验和挖掘，我们称之为“浅休闲”。

有关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的休闲生活主要以看电视、打麻将为主，而中青年则成为电脑游戏和智能手机的俘虏，闲暇配置缺乏主动性，宝贵的闲暇时间处于盲目和随波逐流的状态，休闲变成了打发时间的代名词，不少中国人心灵空虚、信仰缺失，找不到精神家园，混一天是一天，很少有人探寻人生的意义，人的自我实现成为一句空话。

走在中国的机场、车站、公园、饭店、办公室……，到处都是“低头族”“屏奴”，他们每隔一会儿就会打开手机，看短信、查邮件、刷微信、看照片，即便什么都不干也会打开看一下手机，人们普遍感受有了智能手机后，时间再也不够用了，除了工作之外，看新闻、看电影、玩游戏全靠它。

如果说互联网改变了众多精英的世界，那么移动互联网或智能手机则在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它让人们感到从未有过的便利和快捷，同时也让人们沉迷其中难以自拔。最近，德国波恩大学的研究者通过实验证实，智能手机存在强大的致瘾性。数据显示，手机用户平均每人每天查看150次手机，除了休息时间外，每人平均每6分半钟看一次手机。手机依赖综合征已成为一种新型流行病，美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治疗中心创始人科尔·拉科尔对此表示很大的担忧，他说：“多年以前，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是没烟可抽；而在今天，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则是手机不在身边。”事实上，很多时候，人们对手机的依赖就好像是对毒品的依赖，是对生活和人生的一种消极应对方式，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避免思考、逃避责任和压力。

“屏奴”们把全部身心放在小小的屏幕上，忘记了身边渐渐老去的父母、忽略了需要关爱和引导的孩子，他们在网上悲天悯人、口若悬河、深情款款、妙语连珠，却对周围的朋友、邻居、同事麻木不仁，沉默不语，他们把手机变成寸步不离的“人生伴侣”，却把陪伴亲人、朋友的时间挤了又挤，有人戏称：对今天的婚姻来说，其实最大的杀手不是第三者，而是手机。的确如此！

自从有了社交网络，似乎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晒”的。“晒客”不断在网上晒美景、晒萌娃、晒豪车、晒名包……，通过向他人展示和炫耀自己的美好生活，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和尊重。

只要有点时间他们就打开手机，任由移动互联网把自己拖向碎片化、浅薄化的人生，不再有时间安静地思考一些有深度的问题，不再追问意义，而是一知半解，不再考证事实而是人云亦云，不再阅读书籍而是娱乐度日。精神浅薄化、文化快餐化、时间碎片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病症。

最为可怕的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中国百姓的阅读量也呈逐年下降趋势。据报道，中国人均读书仅为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的55本、犹太人的64本相比，阅读量少得可怜。事实上，看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看他读了什么书，看一个社会和民族到底走向何处，就看它的民众是不是在读书，在读什么书。

为此，有人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当我们看到一个男人躺在床上疯狂玩弄手机，仿佛又看见了100多年前的男子躺在床上沉迷地吸食着鸦片，姿势是何等的相似，神情又是何等的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