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与语言方向的迷失
今天的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为世界贡献了物质和金钱，但是一个大国的崛起，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文化，以环境和资源甚至人民幸福为代价的经济幻象很可能会像充气气球一样随时爆裂，事实上，没有文化的富裕国家和个人就像一个肥胖的白痴一样没有底气和尊严。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民族活过的痕迹，是真正使人成为人的精神力量，是其生活方式历史积淀的结果。今天的中国人可以不懂诗词，可以不懂书画，可以不知苏东坡、王羲之，甚至可以不书写中国字，却不可以不会英语，因为所有的地方都要考英语。中国的孩子学画先学素描，学琴先学钢琴，学字先学英语，当然，学习这些没什么不好，我们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可以借他者镜像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是可千万别把我们自己弄丢了。当有一天，我们满嘴洋文、一身西装去和人家对话时，我们拿什么和人家对话？当我们把自己的根无情地拔掉，我们怎样嫁接到人家身上？
其实，文化认同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认同，人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像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文化难民，这可能比由于战争等原因被迫离开自己的故土成为政治难民更为可怕，文化上的除根也许是一个民族最难以面对的悲惨的事情。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国界已经被日渐抹去，而“文化国界”却越来越重要，因为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自立、存活和发展的灵魂，也是一个社会正常、有序运行的“软件”，缺了这个，一切都是无本之木！
今天的中国，人们常常得意扬扬地赞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然而，拥有传统文化资源和拥有文化生产力绝对是两回事。没有乡愁的文化注定是无源之水，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是无本之木，GDP的数字无法真正生出心灵的喜乐和内在的温暖。事实上文化生产力是文化意识力、解释力、创造力的组合，换言之，今天的学者有意识、有能力、有智慧去发展中国文化，让传统文化焕发当代生机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如果说西方学者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长处，那就是西方学者对自己的文化做出了基于现实的、鲜活生动的各种解释。解释意识和能力的双重缺失导致了今天的中国人很大程度上既无法继承自己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无法正视当下的现实实践。
近年来，中国文化在焦虑萎靡的中国人面前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当然有物质功利社会对它的无视和排挤，但文化自身的责任不能推卸，文化沦为书本上的知识、考试的分数、评职的论文、政绩的数字，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脱离了现实与心灵，不能照亮生活、不能抚慰人心、不能救赎苦难，被无视、被边缘化的现象是存在的。
我们知道，社会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引领社会文化的风向舵手。马克思一直认为，社会学的力量不在于用“喧嚣的语言”解释世界，而在于用真诚的关怀改变世界。社会学能改变世界是因为它彻底，而彻底的社会学一定都是出于对苦难人类的深情挚爱，对生活方式的深刻洞察和对未来前景的深邃构建。其实，马克思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提出的理论，而且在于他说真话，在于他的真关怀、真批判、真探索和真引导。社会学的可信赖源于社会学家的可信赖，当社会学家没了对人生根本问题的关注时，就不可能有真正可以信赖的社会学诞生。
如果说社会学的可信赖在于社会学有真体验和真关怀，有敢于说真话、说实话的襟胸，那么社会学的可爱就在于社会学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能领悟汉语的优雅品格，使人喜爱、惹人亲近，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事实上，没有语言的思想是不可能的，语言性格决定了社会学的性格，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思维类型和文化走向。正如德勒兹所说：“语言有不同的方向，智慧就有不同的形状。”然而20世纪，汉语世界非但没有借助汉语的天然典雅秉性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文明进行平等对话，反而磨平了自己的特色，东施效颦般一味学习他人，不仅扭曲了汉语的美丽，也未能焕发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
事情远比这复杂得多，从世界到认识再到语言，人们希望通过“退”来“进”，如同收回拳头才能有力打出去。没想到，一进入语言后，人们就发现，从此陷进了再也拔不出来的语言泥潭。科学与日常语言派发生内讧，在对语言自身如何认识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从此人们就只好在语言里画地为牢，不能向世界攀登了，这叫作“拒斥形而上学”。其实，真正根本性推进语言理论的还是伟大的结构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他提出一个惊天动地、不同凡响的思想：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无关，只与自身系统相关。语言符号包括语音形象（能指）和概念内容（所指），两部分如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合二为一，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既是任意的，又是约定的，一句话的意义只有在纵横交错、显隐合一的关系网中才能确定，换言之，原来人们认为的语言与客观世界相适应的观点，就完全走错了方向。也就是说，符号体系一旦建立，人就住在符号世界之中，语言就成了存在的家。
其实，汉语的意味悠长是由汉字的基因造成的。我们知道西方文字是拼音文字，是听的文字，被听的语言在习惯上总是联结一定的线性思维，总是把某种概念和意义固定。而中国的象形文字，是看的文字，总引发更多的发散思维和联想，也有更多的意韵在其中，中国书法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并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与此密切相关。比如汉字“哲”在甲骨文中是“折”，从斤（斧），即“断”；金文中变成了“悊”，下面是“心”；现代汉语中的“哲”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变化为今天这样的形构的。古老的象形文字显示：哲学的价值在于“用心断疑”，而不是口头报告和笔下文章。智慧的古人认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不只活着还要追问意义，也许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断疑本身就体现人的价值。中国美丽文字象征的韵味让洪堡特很是喜爱，他说汉字形构就已经呈现了哲学。这一点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也十分认同，表示同汉字这个美丽可爱的贵妇相比，西洋文字简直就是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贱婢和贵妇的区别就在于其文字本性，贱婢求实用，而贵妇求心美。贱婢通过使用文字捕捉对象来叙事，成就科学和哲学等分析和逻辑语言，这时语言就以一种“无根”的表面方式生存遮蔽本身，这种人云亦云的概念推理使人与物完全隔绝。而汉语这个贵妇的魅力在于，即使叙事也如写诗一样优美而典雅，中国的《易经》《老子》《庄子》都是诗性韵文。贵妇知道“言不尽意”，那个藏在语言后面的心灵原初语言才是真言，而它却只能靠比喻、象征等方法才能出场，这就是佛教禅宗、老庄哲学、魏晋玄学等不断提示逻辑语言空洞，道不可言、得鱼忘筌、禅语机锋等更是冲破语言牢笼的原因，所有这一切只为守住生命的天赐机缘，因为心灵的语言不是静态工具，而是民族文化的真正生机。
中国人最清楚，当我们剥去语言表象、中止逻辑言说后，心灵原初语言才开始呈现。这种情况其实每个人都有感受，比如，我们沉浸在艺术里、欣赏美景时，我们醉了、热泪盈眶了，心灵被完完全全充满，找不到任何语言表达，在这样的瞬间，心灵语言从远处扑面而来，在我们哑口无言中促使我们实现自身，这是不带有任何习俗逻辑的最素朴、最自然、最晶莹剔透的天籁。它的本质是“直接呈现”，不借助工具，但需“缘分”。换言之，不是我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生产我、语言在说我，我才是语言的产品！这样的感受，诗人最懂，中国人称为“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
这样的观念造就了中国人的独特文风。在西方人看来，语言是表达思想观念的工具，思想内容是核心，是比形式修辞更重要的东西。而在中国人看来，概念、体系、思想等不过都是一种预先设计和机巧，是生命理性表层的乏味计算。真正的好文章宛如美丽女子，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好的文章就是美丽心灵流淌的美的文字和词采，就是人的素朴心灵和万物相遇相知时的天籁之音，所有的思想内容都要借词采而生发，没有了情味悠长的动人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因此，中国文章中真正动人的常是话语的语气、节奏、声音、色彩和韵味，这些生命的律动最能契合我们心灵的节拍，而我们论人论文的神韵气息也都是从这些语言风格中品出来的，正如钱锺书所说：“他们只注意到文章有体貌骨肉，不知还有神韵气魄。他们所谓的人不过是睡着或晕倒的人，不是有表情、有动作的活人，鉴赏家告诉我们，活人的美跟雕像的美有一大分别，雕像只有姿，没有态，只有面首，缺乏变化的表情，活人的表情好像生命沸水上的花泡，而雕像的表情则仿佛水冻成冰，又板又冷。”[2]
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历久弥新的正是这些灵动、典雅、朗朗上口的诗词美文，因为它们遵循的是鲜活的心灵逻辑而不是僵硬的学术规范，就宛如中国传统学术没有文、史、哲的区别，外在的分割实在没有意义，只有生命本身，只有问题本身才有价值。在中国人心里，文品就是人品，只有那些饱含着深情眷恋与生命色彩的文章才能赋予学术鲜活的生命，因为语言的真、学术的真与胸怀的真从来不曾分离。
今天的社会学似乎必以概念说话，然而，概念本身就是语言，语言里面总是凝结着书写者的性情，换言之，学术表面上是用概念论证，实际上是用词语抒发，事实上，不管怎样的论著，即使是使用最干枯艰涩的学术语言，都可以被敏感的读者读出气味，而读者就是凭借这不显形的味道，闻到文章背后有个怎样的“人”，有颗怎样的“心”。
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中国最好的社会学也许不应像康德那样艰涩地论证，而应像李杜诗、苏辛词、《桃花源记》、《洛神赋》这样深情的抒写。《判断力批判》让人点头，而中国美文却让我们流泪，康德触及的只是理性表层，而中国美文却潜入我们生命根底，因为只有那携带中国基因，适合中国胃口的东西，才能滋养中国人的心灵。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文字从来都不是训人的先生，不是刻板的学者，而是面带春风、口吐莲花，在顺境中提醒我们、在苦难中支持我们、在风雨中陪伴我们的温柔伴侣。两千多年来，美丽的中国文化就这样用《诗经》里流淌出的“温柔敦厚”滋润着民族气质，大唐盛世与其说来自经济的富庶和政治的开明，不如说源于诗性的涵养，那个对花眷恋、对月饮酒的民族最懂得“诗”绝对不是语言形式，而是最美的文化品格和最真的生命形态，是走在语言深处与世界的深情相拥。事实上，只有真正洞见了这一点，优雅的汉语才可能真正引导中国文化上路。
然而，21世纪，这样美丽的语言却离中国人越来越远了，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即使用汉语读书写作，也依旧不能领悟她的精髓神采，不能深解她的典雅韵味，这不啻是当代中国人的最大悲哀。事实上，汉语的西化不仅导致社会学的西化、文化的西化，而且更直接导致中国人心灵的西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找中国文字和语言，就是在塑造中国社会学和文化，而当我们真正珍惜自己的语言不盲从，关心自己的生活不作秀时，中国社会学才能可爱又可信，中国人才能找到久违的温暖的精神家园。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104页。
[2] 钱锺书：《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第4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