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方法”及其与“历史规律”的间性

一种历史理论，除了判断历史是怎样产生的，通过抽象和逻辑（或猜想）知晓历史的过程之外，更重要的是获得历史规律和历史自身采取怎样的方法来推动自身（即历史方法），历史规律理论主要注重社会运行的结构方面，历史方法理论主要注重社会运行的功能方面。在通常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理解中，历史规律理论是核心部分，甚至许多国外学者^[61]将历史理论与历史规律理论视为同一。存在这种情况与做法的主要原因是没能归纳总结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历史方法理论；次要原因是将历史规律与历史方法混为一谈，如在谈到生产关系时，往往将生产关系与历史方法理论中的核心范畴“交往”混为一谈。目前，已有许多学者提出生产关系与交往并不同等，不是一回事，问题是：认识到这一问题的研究者不知道或不知如何安放“交往”在历史理论中的位置，造成了“交往”的“尴尬”。

正如历史运动有自身的规律一样，历史运动也有推进自身的方法。就好比，每一个人都会死去，这是铁的规律，但每一个人活的方法不同。历史作为一个由自在到自为不断发展的过程，必然有实现这一过程的方法。只是，在研究历史自为过程中，历史方法常被忽略或被历史规律所代替。为什么历史方法会被忽略或被用历史规律所代替呢？一方面是马克思本人对历史方法的总结不够，这是主观原因；另一方面客观原因是马克思时代的历史仍然是“必然王国”，而不是“自由王国”，掌握历史规律要比把握历史方法更现实，当今也是如此。

马克思在考察历史方法时，认为构成历史方法的关键范畴也是历史性，有些范畴一直占据着历史运动的核心，有些范畴在历史运动中不断突出其功能。“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62]在这一段话中，生产、交往（交换）、分工（物质联系）在历史早期就已经是核心了，而联合这一范畴在早期的历史中处于非核心位置。不过，到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联合成为研究历史运动不可缺少的范畴，因而马克思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马克思所主张的历史方法是什么呢？霍布斯鲍姆曾认为：“在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引者注）一生的每个阶段上，他们总是用他们所想到的行动来分析各种形势。”^[63]马克思主张历史方法就是因为看到了历史的行动。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64]在这一段话中，马克思构建了历史方法理论范畴最初的形式。后来，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生产与交往这两个范畴及二者之间的功能关系是这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最主要范畴与内容，“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65]在非阶级社会中，分工与联合这两个范畴及二者之间的功能关系是这种社会历史阶段的最主要范畴与内容，“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66]

从而，历史方法表现为生产、交往、分工、联合四者及它们的功能关系。对历史方法的发现、归纳、研究、使用成为马克思历史方法理论形成的脉络。对于这一脉络在本书后续将有非常详细的论述。总的来说，历史方法是历史自身推进的方法，与历史规律是不同的，对历史方法和历史规律研究的理论共同构成历史理论的核心。

在此，还必须谈谈历史方法理论、历史规律理论运用的范围，历史方法、历史规律^[67]的存在期。

在理论运用范围方面，历史规律的主要内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矛盾运动，以及外化为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或发展、生态掠夺或补偿、个体异化或自由。很明显，无论是第一大矛盾中的生产关系，还是另一大矛盾中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范畴都有很强烈的阶级性、权力性、地域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两个范畴只存在于阶级社会中，只存在于古代国家、民族-国家之中，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也就没有法律、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之类的东西了。历史规律的地域性问题则表现在，由于当代是民族-国家，是国内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全球社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又是怎样实现的；一个民族-国家的上层建筑与全球社会的经济结构如何厘清；等等。马克思归纳历史规律理论基本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也是基于国家、市民社会、阶级等角度来写的。因而，用历史规律理论难以清晰解释诸如清朝GDP排名全球第一却被远道而来的西欧军队击垮、当代的全球社会现状等许多问题。历史方法理论则能更好地解决内外因在地域或全球社会中的对立问题。本书将在后面多次谈及“外部环境、外部推进”在马克思文本中的重要运用。

相对于历史规律来说，历史方法理论更容易解释历史更迭，生产、交往、分工、联合这些范畴既可以分析阶级社会，也可以分析非阶级社会，交往、分工、联合在阶级社会中可以容有阶级内容，在非阶级社会中，如分工就与私有制相分离了。运用历史方法理论同样能够像历史规律理论那样很好地解释各地域相互缺乏交往的社会情景。在当前全球社会中，运用生产与交往、分工与联合的功能关系则能更好地、更容易地解释清楚其结构、运作、问题等。

在存在的存在方面，历史方法存在于整个人类历史更迭中，尤其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建成之后；历史规律存在的核心期应该是阶级社会，或者是有阶级的社会（无论阶级问题是否居社会问题的主要方面）。在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建成之后，生产的主要内容不再是物质生产，而是文化生产，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的再生产。同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普遍交往将完全取代生产关系的内容。历史规律中最根本的矛盾得到了解决，历史规律也就不存在了，或者将根本转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