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相关理论
3.1.1 对外贸易相关理论
3.1.1.1 绝对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论
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论，这三者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和参加国际分工的益处。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提到，国与国绝对成本的差异会引起国际贸易，每个国家都有适宜其生产某些产品的绝对有利条件，如果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再进行交换，那么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世界的国民财富也会增加。当每个国家按照各自的有利条件进行生产、分工和交换时，各国的资源、劳动和资本将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劳动生产率会随之提升。斯密主张实行自由的贸易政策，他认为自由贸易能有效地促进生产发展和产量提升，限制贸易自由化的措施会影响国际分工并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及国民福利。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批判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提出了对国际贸易更具解释力的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和生产产品机会成本的差异。“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要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 “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成本理论在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其理论为自由贸易提供了有力支撑，当今时代，这一理论仍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贸易发展战略的重要参考。
赫克歇尔和俄林从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别出发解释比较优势的产生，各国要素禀赋差异导致产品生产成本及商品价位有所区别，即用要素禀赋论说明比较优势的来源。各国生产要素的存量不同和资源禀赋素质不同都会影响一国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发展，要素禀赋差异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
前述三个理论是把一国先天拥有的生产条件视为进行对外贸易的基础，这些理论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产业的市场表现，表明参与国际分工和进行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这些理论是在完全竞争、成本不变、没有运输费用、不存在技术进步等静态环境下进行思考的，却难以解释当今时代对外贸易的一些特点，如发达国家间贸易及产业内贸易蓬勃发展等多种现象，于是贸易理论领域出现了新的观点。
3.1.1.2 新贸易理论与新新贸易理论
二战之后，随着产业内贸易及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大量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对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等）市场进行分析的贸易理论，即新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些不完全竞争的行业存在规模经济，集中生产可以降低成本与价格，并享受规模经济利益，各国参与国际分工是由规模报酬递增规律驱使而非资源禀赋比较优势驱动的，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国际贸易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上有着重要作用。
新新贸易理论主要基于企业层面开展研究，以麦利茨模型为基础，模型以异质企业为中心，假设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具有异质性（生产率不同），并由此得出对外贸易给一国带来好处：对外贸易带来竞争加剧，效率高的企业借机扩张，效率低的企业萎缩甚至退出市场，因而社会资源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转移，导致整个行业的平均效率提高。新新贸易理论一方面从企业异质性角度提出了新的贸易理论观点，另一方面从企业这个微观层面来研究贸易的基本问题，使得国际贸易理论获得了微观基础和新的视角。
3.1.2 产业升级相关理论
3.1.2.1 以“产业结构演进”为基础的产业升级理论
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紧密相连。众所周知，英国是欧洲资本主义摇篮之一，早在17世纪初，其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产业结构研究较早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认为产业结构的不同是造成各国国民收入水平存在差异及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关键因素，他在《政治算术》中通过举例指出“工业比农业收入多、商业比工业收入多，即工业比农业、商业比工业的附加价值更高”。在此基础之上，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对多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了劳动力在各产业的就业分布规律：在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的阶段，人均收入很低；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首先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人均收入会提高；随着第三产业进一步发展，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人均收入会高于农业和制造业。克拉克的研究使得配第的产业收入差距得以印证，因此，这一研究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71）在克拉克研究的基础上，强化了国民收入比重和增加值比重在产业结构变迁中的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部门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占比不断降低；工业部门国民收入占比会不断增加，就业占比不变或略有上升；服务业部门的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国民收入的变化不一定与就业上升同步。总体看来，威廉·配第认识到国民收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与产业结构有关，之后，科林·克拉克用数据验证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转移规律，西蒙·库兹涅茨又运用现代统计方法，将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一般变化规律加以阐明。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都印证了这些规律，因此，配第、克拉克及库兹涅茨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不仅不同产业之间会发生产业结构变迁，产业内部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着重关注工业部门内部的变化规律，他将消费品工业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进行比较，根据系数大小将工业化进程划分成四个阶段，整个工业化进程就被视为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霍夫曼系数是逐步下降的。霍夫曼关于工业化进程的理论是在国民经济中仅有工业和农业的假设框架下分析的，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机器对手工的替代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资本品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渐渐处于主导地位。虽然现代经济发展中，霍夫曼定理不一定适用，但该理论仍然揭示了某一产业结构内部调整过程中的一般趋势。
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也考察了制造业内部各产业部门的结构和地位变动，认为制造业向更高阶段跃进是产业结构转化推进的。他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不发达经济到成熟工业经济整个过程划分为六个时期，即不发达经济阶段、 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后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社会，进而得到人均GDP在各阶段的产业结构一般模式。钱纳里的研究揭示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动趋势，这种一般工业化分析范式在经济研究中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早期的研究如配第-克拉克定理，立足于经济发展史，结合对产业结构变化历程的观察，寻找一国的产业结构是如何随着经济的发展进行演进的，并试图寻求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后来，陆续有学者如霍夫曼、库兹涅次等，将统计工具和数学模型运用到经济学里，运用实证分析工具，力图用数据解读产业结构变化的阶段和规律，揭示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从低级结构向高级结构演进的趋势。上述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三次产业的产值与就业变化规律、工业结构演进规律等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产业升级的趋势和特点。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一般会表现为由“一二三”向“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的次序演进，这一演进次序在经济实践中也已得到印证。
3.1.2.2 以“不平衡发展”为导向的产业升级理论
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出版了《产业结构论》一书，他提出，“需求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考虑的问题，也就是“筱原基准”。筱原基准的提出，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更具有应用性和可操作性。生产要素禀赋等经济因素会随工业化进程改变，产业结构优化应率先在生产率上升快的主导产业中实现。后进国家可以利用国际市场改善本国的优质产业，通过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发展本国劣势产业，随着部分产业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原来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可能成为新的比较优势产业，从而获得国际竞争力，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赫希曼在其《经济发展策略》一书中提到，各经济部门发展速度不一，为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选择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较大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将有限的资本集中投资在特定领域，通过聚集经济与乘数效应带动区域内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罗斯托在《主导部门和起飞》一书中提出产业扩散效应理论和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他认为通过选择具有较强扩散效应（前瞻、回顾、旁侧）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主导产业部门的成长及更替，将会辐射传递到产业关联链上的各个产业，就可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罗斯托在考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后，发现国际贸易对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起飞阶段与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紧密相连，这也意味着工业化发展和产业的升级。
3.1.2.3 以“创造性破坏”为动力的产业升级理论
“创造性破坏理论”是经济学家熊彼特的重要观点，经济创新过程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创新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不断地创造新结构，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技术创新在少数企业率先实施→获得超额利润→众多企业加入模仿行列→该行业繁荣→刺激投资带动相关行业→激发社会的投资热情→促进新一轮经济增长→经济繁荣。相对应的，模仿企业增多→超额利润减少→需求萎缩投资减少→经济进入衰退期→超额利润趋于零→经济跌入谷底→直至新一轮创新出现。熊彼特赋予创新的含义是较为宽泛的：“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销售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经济发展是依靠创新竞争实现的。
以上理论对产业结构演进和升级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从配第-克拉克定理、到霍夫曼定理、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到标准产业结构；从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到创造性破坏的创新理论，各自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产业结构变迁和升级的变动规律和系统因素。
3.1.3 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相关理论思想
对外贸易、产业升级两者有着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外贸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却无直接以“理论”二字冠名的相关理论，即便如此，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领域理论是完全缺失的。关于外贸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在诸多经济原理中虽无直接命名的理论，但某些经济理论均涉及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在下文中以“思想”命名的形式予以列示。
3.1.3.1 “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论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含有的结构演进思想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了产业发展的“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论”，他认为后发国家为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异，应采用“进口→国内生产→出口增长”的阶段模式并周期循环。后发国家通过引进先进国家的产品和技术，扶持本国产业的建立与发展，国内生产成熟后再出口至国际市场。赤松要认为，后起国的产业发展通过进口以学习技术和开发市场，国内生产以逐渐提升产业竞争力为主要目的，出口以实现贸易顺差为主要目的，这样才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东亚各国经济在不同阶段相继起飞，形成了一个产业转移和传递的东亚分工模式——“雁形模式”。“雁形模式”的基础是东亚各国产业梯度不同，尤其与日本经济存在梯度差异，后进国通过经贸关系向先进国学习并吸收其资本和技术。以国家间的产业转移实现区域经济的雁形发展。其局限在于日本“领头雁”的作用日渐乏力，后发国家（地区）之间出现了“产业结构同构化”，并且后发国家（地区）对外部市场过分依赖。“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论”立足日本国情，描述了后发国家内部产业发展方向和走向高度化的途径，由于日本学者多以日本作为研究对象，将日本视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而现实中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持续低迷，因此，该理论在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有一定适用性，而在一般意义的适用性上存在一定局限。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将市场营销学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而发展的，它从动态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产生和国际贸易利益。弗农认为产品如同生物一样，也是有生命周期的，产品循环的顺序是：新产品开发→国内市场形成→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出口→更新的产品开发。产品经过这一顺序不断循环，带动了工业结构由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向资金密集型占主导，进而向技术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演进，从而实现一国产业升级。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一国想要具有国家竞争优势，其产业结构演变模式就需要与国际市场的发展变化紧密结合，不断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实现创新发展，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助推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发展的国际一体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强调比较优势论与资源禀赋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上的动态化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提供了启示。
3.1.3.2 “干中学、技术差距论”含有的经济效率与技术改进思想
阿罗提出“干中学”学说，他认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不断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是思考学习的结果，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劳动者会思考、探索并尝试改进生产过程。同时，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来自行动，经验的积累就显示为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他在科布-道格拉斯不变规模收益的生产函数之上，把从事生产的人获得知识的过程内生于模型，通过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推导出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干中学”体现了知识积累的正外部性，潜移默化地提高了知识总量及生产效率，在生产运营与管理服务中不断获取经验，并将经验再融入生产运营，以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外溢。在经济实践中，通过“干中学与学中干”，可以加速创新与积累的过程，提升经济效率，助力产业升级的实现。
技术差距理论是波斯纳在《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化》中提出来的，他把技术作为区别于劳动和资本的另外一种生产要素，研究了国家间技术差距或技术变革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技术差距可以使技术领先国具有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使之有能力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随后技术逐渐被进口国所模仿，比较优势减弱甚至消失，贸易结束。具体逻辑为：各国技术创新发展速度不一→技术创新发明国发明出外国尚未掌握的新产品或新工艺→国际间技术差距→创新国有技术垄断优势→模仿国对该产品有需求→创新国出口该创新产品→产品在国际移动的同时存在技术溢出→模仿国开始模仿该产品→模仿国逐渐掌握该技术→技术差距消失。虽然技术差距论撇开了技术转让的条件及适用性，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仍然可以看到进出口贸易带来的技术转移和溢出对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3.1.3.3 “产品空间理论”含有的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思想
基于社会网络的产品空间理论，是基于比较优势动态演化下，对一国初始能力禀赋的重新审视，产品间生产能力的相似性对产业升级路径有相应影响。产品空间理论认为产品是生产能力的载体，每种产品所蕴含的生产能力是不同的，产品与产品之间生产能力有不完全替代性，它们之间的转换受产品空间距离远近的影响。两种产品距离越近，其生产能力越相似，产品转换成本越低，转换就越容易。全球产品间生产能力的相似性构成了全球产品空间，一个国家既有生产能力与潜在产品生产能力的差异，体现出产业升级的跳跃幅度和演化路径。产品空间理论用“猴子和树木”来比喻产业升级的状态。如果将一个国家出口篮子中的每种产品都视为一棵树，诸多产品就构成一片树林，树木间的紧密稀疏状态受到生产能力相似性差异的影响，其距离远近是不同的。如果把企业视为在树上生活的猴群，猴子从一棵树跳跃到其他树上时，自然受到树木的稀疏程度和猴子起跳方式的影响。一个生产能力强的经济体，其包含的“树木”紧密，承载的知识和能力大，产业升级机会更多。由于不同经济体具有发展差异，生产能力异质性在产品空间上造就了不同的产业升级演化路径和升级方向。产品空间理论在应用到产业升级中时，往往从空间相似的角度入手，结合显示性比较优势、产品邻近度、产品密度、产品复杂度等指标，分析既有生产能力禀赋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该理论可以将产品间的联系通过图形呈现出来，产品分类越细致，其分析效果越好。通过产品空间理论可以看到升级路径是对比较优势的依赖抑或偏离，及其推动产业升级的差异影响。由于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代表了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因此，产品空间理论反映了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的思想，这一理论将成为产业升级在国际市场进行分析的有用工具。
3.1.3.4 “全球价值链理论”含有的国际分工思想
价值链理论是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价值增加活动可以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企业的竞争是价值链的竞争，尤其是在某些特定战略环节上的竞争。格里菲、斯特恩等从生产过程、组织规模、空间分布等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全球价值链的含义。当前，开放经济中生产运营的“片段化和专业化”，使中间品贸易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与价值链和全球生产分工紧密相关的“全球价值链”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全球价值链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 分工理论等的继承与扩展。全球价值链理论将商品生产运营整个过程分解成不同阶段，各国专注一个或几个阶段实行专业化生产，进而把世界各地的相关企业和组织纳入庞大的生产、市场运营网络，所有阶段最终构成一种跨越国界的生产运营体系。全球价值链下产品的生产由不同国家完成，其比较优势则取决于不同国家所从事的特定价值链环节，比较优势由过去的“整体产品优势”转变为“价值链环节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不断加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和水平，尤其要提升其在价值链中的获取增加值的能力，这样才有助于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