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森林碳汇源于国际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其典型特征是通过经济激励，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减贫的共赢。随着《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和《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协议的起草或签订，国际森林碳汇交易市场及其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尤其是国内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纷纷在贫困地区试点展开，鼓励减贫的自愿减排“熊猫标准”（PS）出台以及中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启动，森林碳汇日益成为我国落实增汇减排承诺、解决惠农扶贫问题和建立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行动共同的着力点和现实路径。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尽管当前森林碳汇项目开展主要集中在边远贫困地区，但作为由市场机制主导的森林碳汇项目，其核心目标与关键是实现碳交易，很难自动关注和达成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的社会扶贫核心目标。在世界各国日益对气候变化和反贫困这两个全球性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国内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宏观背景下，如何发挥政策的支持和干预作用，制定科学、可行的引导性、激励性、保障性和规范性政策，规制市场运行，弥补市场失灵，从而促进在森林碳汇项目的规划设计、认证注册、组织建设、监测评估等环节中突出扶贫的内容和行动，提升目标人口瞄准、减贫路径、益贫效果以及监测的精准性，确保目标减贫农户能够真正从项目开发中受益，防止出现贫困地区自然资源外部化和去贫困农户化的现象就显得极为重要。

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森林碳汇发展优先布局区和项目主要试点区，也是少数民族和贫困人口的集中分布区，其中绝大部分为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主体功能区分类中的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区，但其宜林地等资源丰富，气候、土壤等立地条件适宜林木生长，具备开发森林碳汇项目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巨大的碳汇扶贫潜力。从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视角专题研究推进西南民族地区森林碳汇扶贫的政策，对更好地发挥西南民族地区开发森林碳汇项目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巨大的碳汇扶贫潜力，推进绿水青山“变现”金山银山，实现新形势下生态文明、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等都具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立足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扶贫双赢的战略高度，围绕本研究的主要目标与亟待解决的基本科学问题，本着“理论—实践—理论”的基本原则，遵循“理论研究—实证分析—路径探讨—政策建议”和“宏观分析—个案解析—微观考察”的总体思路，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从理论上阐明了森林碳汇扶贫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剖析了森林碳汇项目开发对区域和个体减贫的影响机制，厘清了森林碳汇扶贫利益相关者及其基本利益诉求，诠释了森林碳汇扶贫系统的构成要素，揭示了森林碳汇项目开发与扶贫相结合的动力机制，搭建了森林碳汇扶贫理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了西南民族地区森林碳汇扶贫现状与挑战的基础上，本书选取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既已陆续实施，并完成前期造林或再造林的森林碳汇项目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民族学、生态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和Logistic、有序Probit、AHP、SEM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从项目实施区域及其社区农户微观尺度，实证研究了在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实施的森林碳汇项目中的社区农户持续参与意愿、行为选择与参与障碍、精英带动与精英俘获、民族传统习俗与森林碳汇商业文化适应性、农户扶贫效应感知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创建了森林碳汇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评和验证了典型项目开发的阶段性综合扶贫绩效，提出了以关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为核心理念的森林碳汇扶贫发展思路、政策框架及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森林碳汇扶贫是以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为宗旨的森林碳汇产业发展方式。森林碳汇扶贫是中国在参与和引领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催生的一种新兴开发式、参与式、造血式扶贫形式，具有扶贫客体明确性、主体多元性、效应多维性以及鲜明的政策性等典型特征，形成的内生动力包括减排义务驱使、经济利益牵动和企业公共形象提升，外生动力包括减排标准约束、政府政策推动和社会需求拉动。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应对气候变化及森林碳汇产业政策自身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政府的适度干预，尤其是与各种产业扶贫、生态建设等政策相互融合，诱导和促进森林碳汇扶贫主体协同、扶贫资源整合、扶贫方式集成，才能为达成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的扶贫目标注入新动力与新活力。应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农户参与、第三方评估”的基本原则，不断建立和完善以贫困农户获益为核心的益贫机制，在推进森林碳汇市场繁荣、产业可持续发展及项目可持续经营的进程中，以政府政策推动下的市场化路径，达成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的扶贫目标。

第二，制定和推广鼓励减贫的中国森林碳汇自愿减排规则是森林碳汇扶贫转型发展的基础。调查发现，与森林碳汇项目试点相伴而行的森林碳汇扶贫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简单地将在贫困地区实施森林碳汇项目等同于森林碳汇扶贫、片面地将森林碳汇项目等同于一般产业扶贫项目的认识仍普遍存在。从整体上看，把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扶贫目标纳入森林碳汇项目规划设计、认证注册、组织建设、监测评估等各个环节的格局尚未形成，局部以“扶真贫、真扶贫”为导向的森林碳汇扶贫实践尚处于政府主导下的探索性试验阶段，政策出台更多的是地方政府为契合当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紧迫要求、破解森林碳汇开发实践难题而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安排具有典型的短期性、突击性、碎片化特征，实践的延续性、可持续性不强。推动森林碳汇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管理制度供给不足，具有决定性作用、凸显扶贫功能的森林碳汇标准和方法学等规范性制度，以及与之关系重大的碳汇权抵押或贴息贷款、碳汇林保险、碳汇林间伐采伐等特惠性政策亟待建立，与产业扶贫、生态建设相关的财税、金融、投资、森林生态补偿、技术援助等普惠性政策亟待整合，如何因地制宜地制定和推广凸显“扶真贫、真扶贫”的中国森林碳汇自愿减排规则，不断强化森林碳汇扶贫配套政策供给侧改革，是推动森林碳汇扶贫由聚焦贫困地区的“单轮驱动”型向既有区域整体，又更加锚定贫困人口的“双轮驱动”型变革与转型的基础。

第三，强化扶贫功能应成为中国森林碳汇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选择。实证结果表明，在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实施的大规模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开发已经产生了多重客观扶贫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扶贫绩效呈上升趋势，但即便是同一森林碳汇项目在不同实施区域的扶贫绩效也存在显著差异。72.56%的样本农户认为森林碳汇扶贫开发利大于弊，利大于弊的森林碳汇项目开发扶贫效应感知价值对农户支持项目后期可持续运营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影响路径系数为0.61。这表明强化森林碳汇扶贫功能既是提升森林碳汇市场吸引力、提升森林碳汇项目市场份额、降低森林碳汇产业发展不确定性的客观要求，又是降低项目交易成本和实践风险，赢得项目社区农户广泛合作、长期支持，实现森林碳汇项目可持续经营的重要保障。因此，强化扶贫功能应成为中国森林碳汇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选择，不断提高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农户参与项目开发的获得感，是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减贫双赢的关键。

第四，切实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度和获得感是推进森林碳汇项目可持续运营的重要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社区农户持续参与森林碳汇项目开发的意愿不强，46.35%的样本农户持中立态度、24.69%的样本农户不愿意继续参与项目运营，其中，年龄、参与土地面积、家庭收入水平、兼业化程度、项目组织模式、前期收益满意度、后期收益预期、政府扶持力度、林业信息获取难易、道路交通状况等因素对农户持续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在林地相对细碎化的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实施大规模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密切关注收入水平低，参与林地面积小，更加依赖传统农业生计的贫困家庭的参与机会、参与程度和参与风险，扶助其公平合理地获得参与收益，有利于降低农户退出项目开发的风险、巩固前期造林成果，对实现项目长期可持续运营及其固碳量的建设目标至关重要。

第五，尽管森林碳汇项目扶贫开发存在精英俘获现象，但社区精英参与森林碳汇项目的组织意愿依然不强。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的森林碳汇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精英俘获现象，精英俘获程度总体为0.2544，其中，体制精英俘获程度为0.0954、经济精英俘获程度为0.2010、传统精英俘获程度为0.0919，经济精英俘获程度占比最大。与此同时，仅有五成以上（55.3%）的社区精英愿意动员组织、示范带动农户参与森林碳汇项目扶贫开发，其中，年龄、是否从事（过）林业相关工作、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对森林碳汇项目的收益认知、对项目建设的难易认知、与村民的关系、对森林碳汇政策的认知、精英类别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村精英的组织意愿。这表明推进森林碳汇扶贫实践，不仅取决于体制内精英的担当作为，而且与社区德高望重的老者、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宗族头人等体制外精英作用发挥程度密切相关。森林碳汇扶贫开发既不能把社区经济精英的个人合理、合情、合规利益排除在外，也应注意积极避免和防范其精英俘获。

第六，发挥非正式制度和村民自治的作用是推动西南民族地区森林碳汇扶贫的重要策略。实证结果表明，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农户对传统文化认同显著高于以森林碳汇项目为载体的现代商业文化认同，样本农户平均的传统文化认同得分为4.05，平均的商业文化认同得分为3.48。整合和分离是农户对待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采取的两种主要适应策略，其中，女性、中年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项目土地面积越大的农户，文化适应程度越高。这表明在边远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实施市场机制主导下的森林碳汇项目，仅仅依靠合同规范、经济激励和行政手段等是不明智的，应充分关注项目社区本土文化、传统习俗，尤其是传统农耕文化中朴素的生态理念、生态意识，发挥非正式制度和村民自治的作用，不断强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效融合。

第七，充分发挥社区功能是森林碳汇扶贫的重要保障。样本分析结果表明，伴随项目实施的推进，项目社区的总体功能水平处于增长状态，且2016年的总体目标功能水平明显高于2013年，表明在碳汇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社区在发挥项目推进功能的同时，其社会、经济以及环境水平亦得到了相应的提升。从2013年到2016年，各个社区的组织宣传功能、收益分配功能、项目维护功能的值有所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收益分配功能和项目维护功能的提升非常明显。这说明随着森林碳汇项目的推进，社区功能将由组织宣传功能逐渐向项目维护功能转变，社区对项目的组织、实施、后期维护和收益分配等均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推动项目可持续运营与减贫双赢不可或缺的单元。

第八，建立完善项目运行的长效稳定机制，防范潜在的自然与市场风险，是保障项目给地区经济发展和扶贫带来涓滴效应的长期驱动力。研究结果显示，森林碳汇项目的实施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囿于项目周期较长，这种推动作用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项目实施的时间越长，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项目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居民储蓄水平、提升地区政府财政收支水平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因此，继续拓展森林碳汇项目的覆盖区域，加大专项投资力度，引导项目向生态脆弱的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能力，实现区域发展、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的有机统一；对项目的成效评估不能仅局限在项目开展后的短期阶段，而应更加注重项目的长期效应；适度引导项目参与农户对项目长期效益的关注，进一步增强其参与意愿；加快改善地区融资环境，充分发挥森林碳汇对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和扶贫的涓滴效应。

第九，降低情景风险是推进西南民族地区森林碳汇扶贫开发的重要抓手。研究结果显示，农户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直接影响其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其中，农户感知经济、社会和生态利益对其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36、0.35、0.22，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经济利益＞感知社会利益＞感知生态利益；农户感知经济、心理和情景风险对其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8、-0.25、-0.16，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情景风险＞感知心理风险＞感知经济风险。由此可见，保障项目社区农户经济利益最大化，积极降低包括森林碳汇项目开发在内的林业生态建设所带来的衍生负面影响，是提高农户参与项目开发获得感，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贫双赢的重要策略。

囿于自身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加之西南民族地区农户居住分散、语言沟通障碍、交通不便、调研成本高等多种无法克服的困难，难以获得各项目实施区域大样本或时序数据，研究中存在以某一时间点或局部区域状况来反映整体状况、以当前建档立卡贫困户代替全体贫困人口等问题，研究结果与西南民族地区森林碳汇扶贫的整体状况难免存有差异，研究结论尚需实践检验。森林碳汇产业与制度创新始终是森林碳汇扶贫的两大基石。由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制度安排仍在不断变化，相关国家或地区陆续建立的国内范围或地区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低碳政策差异显著，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及其碳汇造林再造林实践尚处于发展阶段，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REDD）、伐木制品等新兴议题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对于如何追踪国际气候谈判成果与制度变迁最新进展，如何衔接后小康时代的相对贫困问题，如何面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探讨不同森林碳汇机制下的森林碳汇扶贫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中涉及较少，仍需多学科、跨领域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的广泛参与，不断深化研究和分享成果，为中国乃至世界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减贫双赢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