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早慧现象文化趋向的嬗变

综合来看先秦时期的早慧记载，大致可以感受到如下基本特点：一是传说色彩比较浓厚，更大程度上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心态，非必有其实；^[36]二是随着列国之间纷争日趋白热化，早慧事例越来越具有注重事功的内在价值追求，这在甘罗、子奇的事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秦汉王朝上承战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早慧现象自然沿袭了战国注重事功的流风余韵。前引楚汉战争中外黄令舍人之子劝说项羽停止坑杀平民、吕后时张辟强剖析政治形势，都有力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不仅秦汉时期的早期如此，甚至可以说，整个西汉一代的早慧现象亦大体如此。

汉武帝时期的御史大夫张汤，“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37]小儿治狱虽然具有游戏性质，但其判案文书竟然“文辞如老狱吏”，某种意义上颇似“生而知之”者。^[38]桑弘羊也是汉武帝时期的早慧者，“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39]西汉晚期的丞相张禹，“禹为儿，数随家至市，喜观于卜相者前。久之，颇晓其别蓍布卦意，时从旁言。卜者爱之，又奇其面貌，谓禹父：‘是儿多知，可令学经。’”^[40]占卜在现代人看来属于怪力乱神，但秦汉时代的占卜是一种对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构成深刻影响的实用型学问。

张汤、桑弘羊、张禹是西汉时期年代较晚的早慧者，三人的早慧从内容上看，均可视为以实用为旨归。进入东汉时期，早慧现象的特征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学问型、道德型早慧大放异彩。^[41]道德型早慧的涌现，其原因是复杂的，有取士之法的影响，也与东汉人“尚名节”^[42]的时代风气有关。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道德型早慧本身以及对之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皆与儒、道等思想（或称“文化”）流派在东汉的特殊发展状态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

汉初很长时期内，学问是不大兴盛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43]这个记载表明，汉初对“年少”的界定很宽泛，以十八岁的年纪而“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在时人看来已非常难得。汉武帝以后，儒术渐起，习经之风日浓。在《汉书》中常见到“少好学明经”的说法，^[44]在利禄的诱惑下，“少好学”的行为本身并不奇怪。不过，从《汉书》的叙述方式中，很难判断所谓“明经”的状态是否在少年时即已达到。史载韦玄成“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其接人，贫贱者益加敬，繇是名誉日广。以明经擢为谏大夫”。^[45]看来，“明经”或许是“少好学”以来多年学习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少好学”具有早慧特质。

与西汉相比，东汉从建国伊始便是个“学习型社会”，^[46]光武帝本人以及他的许多开国将领皆习经，此风持续兴盛，其登峰造极的历史表现便是孕育了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累世通经、累世高官的大家族。出现荀悦、任延等未成年便通一经或数经的早慧者，正与这一社会文化背景相对应。关于这一对应关系，说得更直接一点儿，就是社会文化土壤与人才产出的关系，属于常识。这里想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学问型早慧大行其道的东汉社会，这一早慧者群体内部在文化取向上存在差异，除了大多数早慧者服膺入世的传统儒家理念，还有一些学问型早慧者偏向于避世保身的道家。

东汉前期，颍川人杜安，“字伯夷，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京师贵戚慕其名，或遗之书，安不发，悉壁藏之。及后捕案贵戚宾客，安开壁出书，印封如故，竟不离其患，时人贵之”。^[47]时人所贵的，正是杜安远离人事纠纷的先见之明。东汉中期，陈留人吴恢获任南海太守，其子吴祐年十二，亦随父到南海。吴恢计划在简牍上抄写经书，吴祐认为，南海虽然僻陋，但珍珠、象牙之类的珍奇之物不少。当年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还朝时带了几车草药，便遭人诬陷，指责他搜罗了不少奇珍异宝。如今父亲以简牍写经，一支简牍也写不了几个字，而经书文字多，一部书写下来，简牍已堆积如山。将来离任时，载之上道，很容易遭人非议。“嫌疑之间，诚先贤所慎也。”这便是吴祐对其父说这番话的主导思想。吴恢听后，认为“吴氏世不乏季子矣”。^[48]季子即春秋时期的吴国王子季札，此人屡次拒绝登王位，吴恢将儿子比作季札，看重的正是他所具有的谨慎、退让之风。

东汉中后期，颍川有钟觐。他是名士李膺的姑表兄弟，“与膺年齐，并有令名。觐又好学慕古，有退让之行。为童幼时，膺祖太尉修言：‘觐似我家性，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于刑戮者也。’复以膺妹妻之。觐辟州宰，未尝屈就。膺谓觐曰：‘孟轲以为人无好恶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于人何太无皂白邪！’觐尝以膺之言白（钟）皓，皓曰：‘元礼（李膺字），祖公在位，诸父并盛，韩公之甥，故得然耳。国武子好招人过，以为怨本，今岂其时！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觐早亡，膺虽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陨身世祸”。^[49]钟皓是钟觐的父亲、李膺的姑父。他担心李膺固执“好恶是非之心”“好招人过”，恐有后祸。而钟觐面对仕途诱惑，“未尝屈就”，守身克己，“有退让之行”，在钟皓看来，这样的个性实为“保身全家”之道。钟皓的言论深刻地揭示了东汉有识者对出世、入世这两种早慧类型的优劣判断。

东汉泛起道家文化取向的早慧现象，并不是先秦道家或汉初黄老自主复兴所致。实际上，它是儒者群体在经过与皇权的长期互动之后发生分化的结果。自西汉中期步入汉帝国的权力世界以来，幸与弃、达与穷等普遍生存状态难免对儒者群体的心理造成持久的冲击。进入东汉时代，读书人数量很多，生存空间又要受到外戚、宦官等权势群体的挤压，他们的出路、命运问题比前朝更为严峻。在此情形下，一部分儒者勇往直前，“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50]志扫天下。而另一些儒者转向保守，考虑的是如何保身持家，道家的处世理论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指导。

在东汉道家、原始道教兴起的社会背景下，甚至还出现了一种现象，与部分儒者群体处世态度道家化的倾向相映成趣。《太平经》记载后圣九玄帝君的早年事迹：“既诞之旦，有三日出东方。既育之后，有九龙吐神水。故因灵谷而氏族，用曜景为名字。厥年三岁，体道凝真，言成金华。五岁，常仰日欣初，对月叹终。上观阳气之焕赫，下睹阴道以亏残。于是敛魂和魄，守胎宝神，录精填血，固液凝筋。七岁，乃学吞光服霞，咀嚼日根。行年二七，而有金姿玉颜，弃俗离情，拥化救世，精感太素，受教三元，习以三洞，业以九方。”^[51]同儒家心目中上古圣王的光辉形象一样，后圣九玄帝君作为早期道教的偶像，也被塑造成了玄而又玄的早慧者形象，此番想象只有在东汉道家文化滋长的情况下方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