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论：崛起过程中的中国制造需要工业创新驱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上述经济史的比较研究表明，时下处于中美贸易战风口浪尖上的中国，如果想从根本上打赢这场不公平的贸易战，仍需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立国之本的制造业的发展上。那么，如何能够实现行之有效的发展？来自国情调研与经济史认知基础上的几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重要或者说不可或缺的。
1.去除泡沫与浮夸，客观地衡量自身产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
2019年，恰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认真总结我们以往走过的道路，无论对于我们打赢面前的这场贸易战，还是对于我们今后建设现代化强国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新中国几十年工业建设的基础上，尤其是经历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长达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产业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首先，我们在制造业的规模上先后实现了对主要发达工业国家的赶超，中华民族有了能够改变自身命运的强大物质基础。[43] 其次，以巨大的发展能力为支撑，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善了生产条件与发展环境。[44]最后，与应对危机、实现稳定增长相伴随，最近十年来中国制造业的角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正在开始从一个落后的追赶者逐步转向创新者。[45] 显然，中国工业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创新意识的增强，都为我国工业化的推进与国力的增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中国工业的巨大历史性进步，给予我们的应当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坚定信心，而非盲目自大、以天下第一自居的理由。因为中国工业乃至经济总体的发展水平非但没有取代美国，[46] 就是以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衡量还存在很大距离。虽然中国的某些行业、某些企业在高端制造业的某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47] 并且这样的行业和企业正在逐步增多，但中国产业总体上，由于缺乏关键技术和核心业务，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在许多领域受制于工业发达国家企业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的扭转。[48]使用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价值及其占出口的比重（VS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绝大部分行业的这一指标都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49]说明中国对进口技术含量高的中间产品的深刻依赖程度。可见，中国是在崛起，但我们仍然是一个处在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工业创新能力与制造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是目前我们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的最主要差距。
2.从工业先行者的足迹中认识工业创新的规律，不拒绝向竞争对手学习
然而，与存在的上述差距相比，我们真正的危机在于意识不到这种差距。[50] 而恰当的危机意识，方可使国人发愤图强，脚踏实地地推进我们现代化强国的建设。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因素尽管很多，但是忽视历史，或者说不能正确地进行产业发展史的国际比较，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在我们尚未完成工业化的现实条件下，曾经出现过的“去工业化”倾向。[51] 除了与产业运行本身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关之外，来自外部的诸多表面化现象的简单类比，都可能造成我们在推进工业化问题上的若干扭曲性的认识，进而影响我们对世界制造业发展新趋势的历史认知。再比如，目前在推进《中国制造2025》国家发展战略过程中，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以及我们向先进制造业迈进目标的提出，一种把制造业的发展机械地划分为不同性质，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在逐渐地蔓延。[52]由于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产业演进和变迁的过程，依照产业建立和发展的先后确有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之分，但它们彼此并不构成后者淘汰前者的简单关系，而是一个彼此存在有机联系的完整产业体系。造成这种割裂性认识的原因，在于我们对工业创新的规律缺乏应有的认识。获得这种规律性认知的重要途径，就是深入研究作为工业化先行者的发达工业国家的产业发展轨迹，而且不拒绝向我们的竞争对手学习。例如，像美国那样，在环境与自身发展状况变化中，不放弃对制造业的反思与革新。像日本那样，依据国情，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工业创新模式，等等。处于伟大的变革时代，我们要能够在客观的国际比较中把握正确的发展航线，就必须善于在比较中学习，而不能不识规律、盲人摸象式发展。
3.以战略性思维应对冲击，以恰当的路径选择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53]记住我们自身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不仅在于客观地认识我们与工业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发展中的差距，更重要的还在于能使我们在今天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努力建设发达的现代化强国过程中秉持必要的战略性思维。战后伴随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进步与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不断遭受冲击。例如，21世纪以来的最大一次冲击，就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群体经济增长态势的影响。与西方世界遭受沉重打击萎靡不振同时发生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54]但是，事实上，冲击并不等同于改变。翔实的研究表明，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与金融实力领先于世界的地位并未被撼动。[55]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走向强国的过程中，仍将不断地遭受外部种种强力的限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某些领域的发展有可能挑战到了前者地位的情形，将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诸如昔日光伏产品在欧洲、华为等电信企业在美国的遭遇，以及今天来自西方大国的种种“威胁论”，尤其是目前美国在它一手挑起的贸易战中对中国实施的严厉制裁就是典型的例证。事实表明，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尚未被彻底打破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以战略性的思维来应对这场深刻的外部冲击，而不能抱有任何的幻想与侥幸心理。只有明确国家制造业发展战略，把产业的发展植根于本国的土壤，才能在面对各种外部冲击时从容应对，以增加其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进而能够在接受外部信息的过程中形成主动变革的能力，使本国产业的发展既服务于民族复兴的目标，又不脱离时代的方向。因此，战略性思维是中国打破外部封锁与束缚，从根本上赢得发展主动权的保障。[56]
与战略性思维相联系的恰当的路径选择，则是指中国应当坚定地以发展制造业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产业支撑点。继而从自己产业转型面对的结构性问题出发，[57] 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合于自己结构性问题的解决途径或方式，切实地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发展能力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上树立不可或缺的全局性意识。能够体现全局性意识的重要工作包括：（1）我们需要利用后起者所拥有的独特优势，有针对性地学习完成工业化所必要的知识。[58]既包括正确借鉴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与教训，[59] 也包括及时纠正自身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认识上的偏差。[60]（2）需要明确揭示我们民族整体的产业发展目标，改变较长时间里存在的产业的无序发展状态。将推进自己的装备工业现代化、已掌握的现代高科技的产业化和加大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三者作为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统筹规划，合理调整，梯度推进。（3）为有力打破外部的种种制约，我们必须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态和最有效的方式投入工业创新。切实改变政策上、体制上实际存在的创新缺失状态，利用国家与产业各自优势的交集，真正形成一套有坚实基础且能适应技术经济发展变化的中国式创新运行机制。（4）为实现制造强国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以足够的政治智慧，将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大国的现实国情，转变成一种有用的发展资源。也就是要把我们目前发展不平衡的劣势变为发展优势，进而能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的深入展开寻求一个伸缩自如的发展空间，全方位地营造各种有利条件。只要我们能够在工业创新的驱动下切实地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恰当的产业发展历史路径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那么任何外部势力都将无法阻挡我们完成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Industrial Transi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China's Response to Sino-US Trade Disputes
Li Yi
Abstract：The current Sino-US trade dispute is essentially a gam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ength of major power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center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history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at as a rising power，China's industri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the overall level of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are the main gaps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dustrial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f we can proceed from the national conditions，adhere to the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recognize the regularity of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from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he pioneers，and not refuse to learn from competitors，and be able to respond to the impact and transformation issues with strategic thinking calmly，choose the appropriate path to enhance their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then any external restrictions and shocks trying to block in our efforts to build a modern and powerful country will be futile.
Keywords：Sino-US Trade Disputes；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erspective of Economic History
[1]李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外国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2]参见彼得·纳瓦罗、格里格·奥特里《致命中国》，转引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报告》，2017年1月22日。
[3]就贸易战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言。
[4]而不是把博弈的胜利寄希望于他人的得失权衡上。
[5]即剑指《中国制造2025》，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其重点打击的目标。
[6]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否定中国制造业取得的历史性进步，而是要有立足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完成中国经济转型所需的问题意识。因为问题意识可以使我们在经济转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确的方向，进而极大地激发起全民族一致的创新精神，携手奔向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7]冈崎哲二：《经济史上的教训》，何平译，新华出版社，2004。
[8]转型作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的就是变化。在今天的后危机时代，不止于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等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后工业国家，都面临着关于工业结构转型的课题。
[9]例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2018年1月9日发表在《环球时报》上的文章《美国并未实质性衰落，中国崛起还得打30年“持久战”》，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10]这种长时段的历史观察与分析有几个好处：第一，它有利于我们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工业国家发展轨迹中找寻和认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第二，它对今天中国等新兴大国所面临的复杂结构转型问题的破解，提供了一种战略层次上的理性思维。
[11]创新包括人们经常提到的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多个层面。
[12]参见李毅《日本的工业化轨迹与工业创新研究：后起者的视点》，《日本学刊》2016年第4期，第74～90页。
[13]作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传统支柱产业的钢铁工业，即是应用新技术实行重点改造的产业部门。在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在钢铁业使用氧气顶吹炼钢，到1971年这种方式的生产已占总体的53%。同时钢铁工业也是美国最早使用计算机控制生产过程的产业部门，1972年应用于钢铁工业的计算机是日本的2.5倍还多。受科技革命的推动与军事技术和军工生产的影响，电子工业是二战后美国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新兴工业部门。1971年使用的电子计算机占西方主要发达工业国家的71%。相应地，整体上的电子工业产值，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30年里增长超过了8倍。
[14]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在三次产业比例的变化与工业内部的结构变化上，如制造业所在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1950年的37%下降到1973年的31.2%，下降了5.8个百分点，而产值则从1950年的1060亿美元增加到1973年的4079亿美元，增长幅度达284.8%。
[15]伴随产业与 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上升，美国的人均GDP也从1950年的14000美元上升到1972年的25000美元。
[16]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日本和欧洲的强势竞争中，曾由美国主导发展的多个重要制造业部门相继失守。而且作为其竞争对手的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制造业表现出了更高的增长率（相对于这一时期美国制造业2.5%的平均增长率，日本的增长率为4.4%，而德国高达5.3%，为7个发达工业国家之最）。
[17]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制造业年度普查1986》的统计，这些部门的附加价值、就业人数占美国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为28.2%和21.9%。
[18]报告深刻地分析了变化的国际竞争环境，详尽地揭示了掌握着技术发明权的美国制造业接二连三失掉市场这一过程的所有相关环节，锋芒直指整个美国的制造业体系，连同它一贯的思维模式所造成的影响。
[19]世纪之交，中国实行的“863计划”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美国这一时期的经验。
[20]Sematech 是一个由14家美国半导体生产厂家组成的企业团体，目标是推动美国新制造技术的发展。他们与大约139家芯片制造设备和材料生产厂家合作，目的是要在1992年底前在芯片的工艺流程，特别是在芯片的加工、试验和组装设备方面赶超日本。
[21]有力的证据是，1993年2月克林顿与副总统戈尔起草了题为“以科技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个增强经济实力的新方向”的备忘录，“承认政府可以在资助私人公司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能从技术创新中获得收益”。对研究开发实行减税，放松在高技术领域里的政府管制，促进技术开发、扩散及转移，鼓励小企业创新活动，鼓励军事与民用两用技术项目的开发，从事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建立合作关系，这些都成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实行的主要政策内容。
[22]例如仅奥巴马政府在2009～2014年就先后颁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在美国制造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等法令，并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
[23]2012年3月，时任总统奥巴马宣布联邦政府与工业部门将共同斥资10亿美元，遴选出制造领域具有前沿性、前瞻性的15项制造技术，以及相应的15个制造创新中心，形成一个包括全球竞争力产品和采用尖端制造技术在内的全国性网络。
[24]参见林珏《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转型路径与进展情况》，载李毅等《经济转型：国际比较的视角与国家案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5]目前由其一手挑起，且广受诟病的对华贸易战也包括在其中。
[26]显然，面对这个涉及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价值链已经生成的时代，这并非明智的选择，他也未必能够成为赢家。
[27]事实上，自美国历史上的工业发端开始这种变革就一直在持续地进行着（参见韩毅、张琢石《历史嬗变的轨迹：美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二战后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的继续而已。
[28]参见李毅《日本制造业演进的创新经济学分析：对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一种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9]例如，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复苏与增长的波动性，以及近年来多有曝光的日本企业的“丑闻”，常常会被国人当作中国超越日本的依据。
[30]在工业创新主体的实践认知上存在误区，也同样是我们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
[31]参见日本総務庁統計局「科学技術研究調査」历年版数据。如据2017年度该调查的数据（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其中制造业研发经费投入为11.5748万亿日元，占企业研发经费的86.9%。在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企业研发经费占经营收入的比重）上，制造业为4.25%，高出企业平均数0.92个百分点。
[32]这里的科研实力包括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
[33]苔莎·莫里斯-铃木：《日本的技术变革：从17世纪到21世纪》，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第262～263页。
[34]这既表现在日本在追赶欧美时期刻意坚持科技的企业自主发展上，也表现在现代企业建立时对企业技术发展方向的自主选择上。
[35]参见康拉特·赛康德《争夺世界技术经济霸权之战》，中国铁道出版社，1998。
[36]这里所说的市场环境，既包括能源、资源供给市场，也包括消费者需求市场。
[37]《日本经济新闻》2016～2018年有关三井化学公司的报道，http：//www.nikkei.com/search/site/？searchKeyword。
[38]20世纪30年代，它的成立即开创了日本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的历史。在二战刚结束的40年代中期，它就把供应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并跻身为世界一流的汽车生产企业，作为自己的行动目标。50年代，丰田已能够独立生产出自己的系列产品。60年代初，它借集团旗下企业共同出资建立丰田中央研究所，以增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70年代，丰田又通过成功研制独特的废气处理装置，跨过了美国国会通过的废气排放标准的障碍。80年代，丰田通过激烈的国际竞争，占据了美国市场重要的汽车生产商和销售商的位置。即便在经济低迷的整个90年代，它依然能够凭借领先的模块化设计方式延续着增长的势头。
[39]如针对脚垫问题，更改了油门踏板的形状；为解决踏板问题，在其内部插入强化板，在导致问题的接触点上设置间隙，以及加强使踏板复位的弹簧反弹力；为解决防抱死问题，修改ABS控制程序等。
[40]见トヨタ自動車株式会社決算報告，平成22年11月5日，http：//www.toyota.co.jp。
[41]见丰田中国官网2018年1月29日报道，http：//www.toyota.com.cn/news/show.php？newsid=5052。
[42]例如我国许多的传统产业都是与高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的基础产业和关键的材料产业。所以，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产业两者之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43]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仅以1450亿美元的制造业增加值与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但此后的快速增长，在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和日本之后，2010年据美国研究机构的测算，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已超过美国0.4个百分点（金培：《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5期）。
[44]最突出的是中国以道路、桥梁、机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爆发式”成长。例如，中国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1978年为1113亿元人民币，而到2008年就已上升到140590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1%，甚至超过了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金戈：《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45]这种转变比较突出地反映在中国的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进步上。例如中国已经制造出使用自主设计研发CPU的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自主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量子卫星通信网络，依靠自己的力量建造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等。
[46]例如2016年，与中国经济占全球总额的14.84%相比，美国的这一比重为24.56%，高出中国9.72个百分点（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7）。
[47]比如航天，比如华为。
[48]包括有些企业通过创新开发出新产品，但生产产品的工作母机乃至生产线在相当长时间里还依赖外国进口与引进。
[49]据相关统计，2001～2007年，所有行业的这一指标都超过了20%，其中电子通信设备的这一比例高达66.76%（孙佳：《中国制造业：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升级的紧迫性》，《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50]例如一个时期以来某些学者到处宣传，乃至著书立说“中国已经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就是突出的例子。
[51]即习惯于追求所谓的“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简单地将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看作产业发展的质量和工业化发展成就的最主要衡量标志；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以及存在世界最大规模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基本国情，在强调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对传统工业产业的实际关注度不够；对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性基础行业的忽视和不作为，以及包括一些大型骨干企业把相当一部分的资金用于工业以外的投资，以获取远高于制造业的丰厚利润，等等。
[52]例如一些专家学者在解读党的十九大以后的实体经济发展时，就习惯将传统的煤炭、钢铁、纺织等产业的发展单纯地仅与化解产能过剩挂钩，认为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而取代它们的则是新能源汽车、高铁和生物制药等产业，并将后者称作先进制造业。
[5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2017年10月18日。
[5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4月的 《世界经济展望》统计，1990～2000年，发达经济体对世界人均实际GDP的贡献率高达82.6%，但金融危机后形势发生了逆转，如2010年、2011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高达69%和80%。
[55]王文：《美国并未实质衰落，中国崛起还得打30年“持久战”》，《环球时报》2018年1月9日。
[56]因为，打破产业发展的外部依赖与坚持全球化的发展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57]因为尽管全球性危机过后尖锐的国际与国内市场问题，使中国内部存在的资源环境、产业升级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等结构性问题凸显。但究其本质这仍旧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即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由不发达走向发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58]这是一个重要的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学习和认知过程。
[59]例如2008年的美国等国偏离实体经济所导致的经济危机。
[60]诸如我们对知识经济时代制造业发展地位的认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