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代性矛盾的延续和未来之路
（一）短视频应用延续现代性矛盾
与早期电影艺术所掀起的视觉技术和文化狂热类似，短视频APP视听文化生产，亦存在灵韵衰竭问题，娱乐、表演、展示和膜拜价值完全取代审美价值，可展示性随着技术的进步成为德波描绘的景观社会的典型特征：呈现取代占有，实现异化的二次方。此种视听文化模式，产生于社会世俗基础的自我分离，在总体性景象群中建立一个虚幻的“景观社会”，使得“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30]，即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仿像和拟像”社会，“在现代生产条件无处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31]作为现代性产物本身的短视频景观社会，如同现代性一样与现代化过程不可分割，与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市民社会、世俗化、消费社会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其本身并非单一的过程和结果，其中充满了矛盾性和对抗性。
在此过程中，短视频应用的视听文化生产，运用互联网技术，把人从传统的感知方式中解放出来，为其提供狂欢共同体和自我呈现的空间，在把人变成现代化主体的同时，也把人牢牢钉在现代化的地图上，使人在现代性视听文化中产生极其复杂的体验：惶恐与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并存，赋予个体主观性和内在性更加景观性（表象性）和狂欢性的存在，促使人们在狂欢共同体中更加孤独和身不由己。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所言：最深刻的现代性必须通过嘲弄来表达自己。[32]短视频App的视听文化生产，更是将现代性的种种矛盾性和悖谬以视听方式增扩：人们在抖音和快手上狂欢，在此寄托孤独、寂寞和虚无，最终却逐渐远离现实生活，走向共同体的反面。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人们非常渴望坚守某种坚固的东西”，但却深陷短视频景观社会提供的幻象中无法自拔，走向焦虑不安和浮躁骚动，夹杂着自恋与自我混乱。自恋在短视频应用的文化生产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模式，其源于人们内在的焦虑和虚无。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指出“上帝死了”之后，人就彻底陷入反动的虚无主义中[33]，但尼采探讨的虚无主义不是当代的社会现象，而是贯穿几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不是信仰的消散，不是个别民族的产物，而是世界的深渊和贫困。[34]
短视频应用作为最新的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虚无主义的历史性脉络，让人活在尘世世界和主体性充溢的世界中，“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置造的东西，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自身贯彻的置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可在市场上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35]，点赞率、评论量、转发量等是可置造的基础和市场价值的体现，以此完成个体对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和生活意义的追寻。
（二）短视频应用视听文化生产的结构性缺陷
短视频App用户多以视听的方式谈论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进行自我呈现，努力靠近生活的表面和直观自我，期望走向网红的虚幻。例如，快手的网红“嘟嘟姐”2018年6月28日直播人气120万，40分钟吸金50万元，各平台用视频套路玩全民狂欢的手段应接不暇。[36]在网红经济的驱动下，短视频生产呈现出结构性缺陷，虽然短视频App清算了长视频的时间局限，具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和容量限制，10秒、15秒、30秒、57秒、1分钟，提升了生产效率，使用户能够自由支配散落在日常生活间隙中的闲暇时间，利用当下文化中的自恋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增强用户对闲暇时间的利用和支配权力，将闲暇时间的创造性从生产时间的束缚性中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由于技术限制和生产逻辑的程式化，创造性在对景观模板的复制和延续过程中被遮蔽，创造性和个性被消除。
个性的消除是屈从于景观规则的附属物，在屈从式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个体感受不到自己真实的需求和真实存在，顺从和肯定“作为意识形态的景观，对表象进行肯定，将全部生活认同为纯粹表象。因此，景观的本质是认同性的，且无意识地支配着人们的欲望结构”[37]，促使人们将影像内容内化为自己的欲望，无法体认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和创造性。根据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观点，大众成为单向度的人，“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38]，“没有自我，也没有本我，其灵魂没有了内在的张力或活力，其观念、需要，甚至梦想，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的内在生活受到了彻底管理”[39]，除了按照技术设计去生产别无他想。在短视频的景观社会里，个体在层出不穷的新景观设置中加入不同的狂欢性共同体中，进行自我嘲弄和自我消解。
借此，在文化的审美性层面，以短视频应用为代表的视听文化生产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步，而是走向一种快节奏的消费和流逝的循环中，在其核心战略中，在它关于质与量的文化逻辑区分中，尚未理出清晰的路径，后者模仿和继承前者的技术逻辑与符号生产逻辑，不管其文化形式和技术形式如何创新，如何具有迥异性，这里体现出的所有对嘴游戏、动作模仿、音乐原创，或者音乐挪用，都体现出文化长久生命力的匮乏。虽然短视频应用的视听文化生产在盈利模式上逐渐清晰，但在文化生产和审美层面继承了游戏和娱乐逻辑，并且将其放置在视频生产战略的核心，即使技术赋权给予用户以创作游戏狂欢的“自主权”（虚假的）和自由性，本质则走向压抑和匮乏的复制升华。事实上，短视频App上的各种竞游被看作是网民打发时间，娱乐休闲的实践，“游戏只是劳动的延续，是对劳动强制性的审美生活”。[40]
此外，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景观生产是症候性的，例如，抖音以魔性、个性等为关键词尝试把握当下社会文化心理和精神状态。正是这些文化心理和精神状态才是解除短视频应用自身缺陷的良方，从当下社会痛点（精神和心理需求）出发，在对自我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对当下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进行真正的关照，借助算法机制挖掘这一时代中国人特有的情感结构和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进行原创性、定制性和垂直性内容生产，使其具备长久生产力，从而去除对景观社会逻辑的简单复制。
在综合性景观不断更新的现状下，需要在时尚潮流中觉察新视听内容的社会深度性、历史边界性和文化深刻性。目前，看似丰裕的景观生产，实际走向对生活和个体真实存在的剥夺和异化，人们通过短视频景观使自己对象化和客观化，以游戏式和娱乐性方式将日常生活细节公开呈现，虽然可成为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的档案馆，但是除非这种景观转化为有用性与意义性共存、娱乐性与艺术性共存，从用户需求出发，扩大内容功能，增强用户体验，坚持新颖和原创内容的差异化策略，以大V和网红的专业生产为主，辅助以个人个性化的生产，运用算法机制和大数据进行智能推荐，增强用户黏性，否则很难成为具有生产性的存在，无法与用户真正需求对接，进而较难具有长久生命力。
短视频文化生产的结构性缺陷，在于没有质疑其最终目的和生产模型的合理性，只是对这种模型进行了再生产和再复制，以及将这种再生产和再复制与当下的技术条件和生产方式相结合。同时，这种结构性的缺陷，也源于对短视频生产逻辑的相对性和局限性的认知不足，处于发展高峰期的短视频应用尚未发展出它的全部矛盾。因此，对短视频应用进行根本性的批判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问题和危机的提前思考与预知。技术激发着潜在的视听文化生产和创作，在提供便利性的同时，也促使原创性的文化生产陷入游戏性消解和娱乐疲劳陷阱中，对原初视听文化的简单重复，破坏了短视频应用的未来基底。
在原始的狂欢和游戏过程中，文化生产从来不是目的或手段，但是正是由于在不断地社交性分享和集体狂欢过程中，一些短视频应用的视听文化生产，不断地遭到社交性技术的否定和抹杀，在无限的消费中挥发自己。为避免快速的挥发和烟消云散，可借鉴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提出的警示：“当我们不假思索地抛弃历史，抛弃思考，奔向现代性生活，期望抵达一个真实的存在，但是虚无、寂寞和孤独是前所未有的……却不知我们要去什么地方？那么，请，停下来思考，重读一下手心上的指示，在那里找一找生命线是如何断裂的，遵循着它的指导。”[4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俄媒体交流、战略传播与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16ZDA217）、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对外传播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A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