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结语

新兴的媒介传播时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在具体的生活场域中，“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正在向“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转变^[39]，主要表现为个体表达活跃、使命感增强、人际交往发达。总之，个体、社会、文化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带来个体生存、社会运行、社会结构之间活跃的互动关系，形成文化传播活动繁荣局面。

在学理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人类劳动的价值，突出“实践”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特征。英国文化学家吉登斯、约翰·汤姆林森等则在现代性的框架下将“文化实践”放置于诸多实践活动的首位。胡塞尔、许茨、哈贝马斯等哲学家早已在20世纪提出的“重返生活世界”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生活世界”遭遇科学世界的抑制，才引发了彼时欧洲文明的危机，而解决之道是重塑在传播基础上的“主体间际世界”。而高度发达的媒介传播时代同样面临人工智能等科学世界带来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当代传播的文化实践特性。有鉴于社会生活中强大的民情和习惯法，当代文化传播应当遵循相应的历史文化逻辑。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社会整体、历史转型、道德哲学与实践等的观察方式也为文化传播带来积极启示。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两相结合的趋势客观地突出了传播伦理作为当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理路。依照在伦理实体的基础上重构文化主体——伦理精神，经过伦理分层实现媒介融合——伦理贯通，通过伦理塑形达到感知世界——伦理超越等伦理策略，新的“社会精神气质”将得以培育。在此过程中，富有当代文化内涵的传播伦理形态将同步生成。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文为2017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传播伦理建构与社会文化实践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7YBCB065）的阶段性成果；西南政法大学“十九大”专项项目“传播视野下‘美好生活需要’的伦理内涵研究”（项目编号：2017XZZXQN-4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