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越南后黎朝前期石刻文献的价值
（一）文献学价值
16世纪之前，石刻文献是越南文献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北属时期及李朝、陈朝相比，越南后黎朝前期石刻数量较多、形态多样、记载内容丰富。对此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可以弥补越南早期文献的缺失，扩充越南石刻文献内容；还可以与同时期的中国、日本、韩国石刻文献进行比较，作断代式的东亚石刻文献研究。据此不但能构建越南石刻文献学，还能为东亚石刻文献资源库的建立奠定基础。
（二）历史学价值
石刻文献作为一手材料，真实可靠，可补旧史之阙、纠旧史之谬。如，内阁官版《大越史记全书》卷十《黎皇朝纪》记载太祖高皇帝黎利“冬十一月，往征太原、石林州逆贼闭克绍、农得泰。是时克绍、得泰争立，故征之。帝至石林州前门，有诗题云：‘不辞万里整师徒，惟欲边氓赤子苏。天地不容奸党在，古今谁赦叛臣诛。’”[8]此题诗石刻现存于高平省安石县明开社壁上，全文为“不辞万里整师徒，惟欲边方赤子苏。天地不容奸党在，古今谁赦叛臣诛。忠良自可膺多福，暴悖终难保一躯。带砺不移臣子节，名垂万世与山俱。顺天四年辛亥正月二十日题”。很明显，与原刻相比，史书中少了两句诗文。且在诗文第一句中，史书作“惟欲边氓赤子苏”，原刻为“惟欲边方赤子苏”。史书中“边氓”即边民。“赤子”一般有两个意思：1.初生的婴儿；2.比喻百姓、人民。“边民的婴儿”很难讲通；若取第二个义项，又与“氓”意义重复。原刻中“边方”即边地、边疆；“边方赤子”则可理解为“边境的百姓”，这样便文从字顺了。由此可见史书有误。
（三）文学价值
越南后黎朝前期石刻文献文体繁多，从文章体裁的角度考察，其主要有赞、颂，是对人和事的歌颂与褒扬；墓碑、墓志，是对死者的哀悼与纪念；诗歌、散文，是文人学士抒发性情、表达情感的文学作品；契券、界碑，是日常生活实用的应用性文献；寺庙题记、发愿文，用以表达宗教情感愿望，追寻精神寄托。各种文体内容不同，风格各异，表达千姿百态，为研究文体学、文章学提供了最真实、最原始的材料，值得全面清理和具体探究，比如各种文体的风格特征、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各种文体的使用状况等。此外，越南后黎朝石刻铭文大都出自当世名人之手，如《蓝山永陵碑》出自名儒阮廌，《桂侠流芳之碑》《大越太保平乐侯之墓》出自光顺四年癸未科状元梁世荣；还有一些题诗石刻，是由当朝皇帝亲自书写。因此，从作家作品角度，对文章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用典使事进行考察，归纳总结出不同作者的行文特点，对于越南文学史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四）文化学价值
文化的研究包括天文、历法、职官、民族、礼制、宗法、姓氏等，内容庞杂，涵盖宽广，研究领域广泛、空间巨大。越南后黎朝前期石刻文献中出现了大量官名，蕴含了丰富的职官研究材料，如帝王功臣碑中的撰书者，《蓝山永陵碑》“荣禄大夫入内行遣知三馆事臣阮廌奉敕撰”；《蓝山祐陵碑》“翰林院侍读学士兼知御前学生局近侍祇侯各局臣阮天锡奉敕撰”；《大越蓝山昭陵碑》“光建大夫翰林院承旨东阁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正治卿臣申仁忠、礼部尚书嘉行大夫兼东阁大学士匡美尹臣覃文礼、达信大夫东阁学士修善少尹臣刘兴孝奉敕撰”；《大越蓝山裕陵碑》“嘉行大夫东阁大学士匡美尹臣阮仁浃，礼部右侍郎达信大夫兼东阁大学士修善少尹臣范盛，达信大夫东阁大学士修善少尹臣程志森奉敕撰”；《大越蓝山敬陵碑》“奉直大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资政上卿臣覃文礼，通幸大夫东阁大学士资政卿臣阮仁浃，右侍郎朝列大夫兼东阁学士修善尹臣范盛，朝列大夫东阁学士修善尹臣程志森同奉敇撰”；《赠舒郡公郑公之碑》“光建大夫翰林院承旨东阁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正治卿申仁忠撰”。还有进士题名碑中的考官，如《大宝三年壬戌科进士题名碑记》“当时提调官则尚书左仆射臣黎文灵、监试官则御史台侍御史臣赵泰、暨巡绰收卷弥封誊录封读等官，各供其事”；《太和六年戊辰科进士题名碑记》“秋八月二十三日，上御集贤殿，降赐清问，命特进入内司寇同平章事臣郑克复、题调御史台御史中承臣何票、监试门下省左司左纳言知北道军民簿籍臣阮梦荀、翰林院承旨学士臣陈舜俞、国子监祭酒臣阮子晋读卷”。若能系统收集此类材料，分类梳理，或就某一官名的职能进行历时考察，或将后黎朝前期职官体系与陈朝及中国明朝作比较，讨论其中的继承与变革，并重点对同名异实的官名进行剖析，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
（五）语言文字学价值
石刻文献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有传世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越南后黎朝前期石刻文献是仅有的“同时材料”。在文字方面，保留了大量的传承俗字和一些少见于中土的变异俗字，如《古迹灵祠碑记》“轮奂巍岌”中的“巍”作“
”。这些字料为近代汉字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有助于勾勒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流变轨迹，开拓汉字学的新视野。在音韵方面，石刻文献中的铭辞多数用韵文写成，为研究该时期的汉越音韵部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材料。在语法方面，越南语的定语一般置于中心语之后，如《天南洞主御制诗》“笑李朝事诞之君臣”，汉语语序当为“笑李朝君臣之诞事”，“君臣”和“诞”发生后置。这体现了汉语文言语法在越南的发展变化，对越南汉籍语法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在语用方面，碑刻特殊的语言表达习惯，修辞方式的多样化，尤其是大量典故的使用，为石刻文献的语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越南汉字资源整理及相关专题研究”（17ZDA308）、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跨文化汉字研究中心项目“俗字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及影响”（2018khz004）阶段成果之一。
[2] 作者简介：刘正印，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3] 越南历史上有前黎朝和后黎朝，后黎朝又分为后黎朝前期（1428～1527）、后黎朝后期（1533～1788）。
[4] 陈文：《科举取士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世界历史》2012年第5期。
[5] 见附录。另有些石刻文献的内容虽传抄于世，但原刻及拓片俱佚，此类不计算在内。
[6] 石刻名称多取自额题或首题，部分是根据石刻记录内容或所在位置等相关信息自拟。
[7] “□”指此处文字漫漶不清。下同。
[8]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