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越南的避讳正式开始于1232年陈太宗颁布避讳令,至阮朝结束。仅有陈朝、黎初和阮朝颁布避讳令,而漫长的中兴黎朝则没有颁布避讳令,主要承继了光绍二年(1517)“凡临文写用删书籍皆不之禁”的传统,因此中兴黎朝亦没有严格的避讳形式。中兴黎朝的避讳不统一,没有一定之规,大量使用前朝的避讳形式,使中兴黎朝的文献形式和避讳方式变得更加复杂。在漫长的中兴黎朝历史中,越南的官方和民间碑刻均大量造立,国家又处于南北分裂的状态,因为没有政权力量的强力束缚,汉字也在这个阶段自由发展。在没有避讳字法令的情况下,人民自由造碑,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避讳,丰富了前代的避讳字形。中兴黎朝的避讳形式主要是变更字形,没有同音避讳。尽管如此,在前人大量的研究基础之上,以及对原始资料的考察,我们还是发现了中兴黎朝的碑刻文献中没有被注意到的避讳形式,即一种新的避讳符号,19个新的避讳字形和《阮侯世科碑》中15种新的私讳字形。这大大增加了汉字在越南南北纷争阶段的字形,有助于学者理解和研究这一阶段的文本,进一步促进中兴黎朝文本学和文献学研究的发展。越南的碑刻有撰者、润者、刻者,但因为现在没有纸质文本可以与碑文对照,还不能确定避讳字形是书写时即已经避讳,还是由润者避讳或者是在造立时进行避讳,这将是笔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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