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严格的培训与规定可确保士兵持枪安全

以色列对现役士兵做出的自由持枪规定自然是出于上述多方因素综合考虑得出的，但枪支作为具有高杀伤能力的武器，以色列在对携带枪支的士兵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也存在顾虑。虽然政府对士兵们有着保持高度的信任，但带离基地的武器被不恰当使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在公共场所射杀、暴力冲突、不熟悉枪支使用规则等），士兵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这对国家安全来说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因此，为最大限度地降低士兵错误使用枪支的概率，以色列进行了细致的规划和系统的处理，在思想责任、技能学习、实际操作上都给予了极高的关注。

1948年5月26日，宣布建立国防军的两周后，大卫·本-古里安公布了以色列国防军四号条例，宣布建立独立的海陆空军战队，适龄士兵被要求绝对忠诚地服务，严禁在外建立武装组织，保卫国土完整和对抗恐怖主义是重要的任务。这成为以色列士兵思想方向的基石。自此之后，以色列政府对其士兵的思想和素质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1986年修订的国防服务法第23条指出：“在国防部服役的士兵的教育水平低于规定的小学教育水平的情况下，按照规定的方式和条件，将其常规服务中的3个月时间用作教育。与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委员会协商，经教育与文化部部长同意后决定制定该规定。”[18]以色列注重教育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对平民的教育中，同样着眼于军队这群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的人。在日常教育中，以色列的新士兵们需要学习战士的价值观、基本原则、国防部的安全守则等。作为一个士兵，必须清楚地划分道德问题和杀戮之间的界限，携带枪支是为了集体最大的利益的实现——即为国家的福祉和安全而奋斗，作为枪支的拥有者，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实际的枪，更是保护国家和人民的使命。这潜在地定义了作为武器拥有者的士兵们的责任，暗示了士兵需要消灭任何明确与隐含的威胁国家安全的敌人。军队还经常组织士兵前去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尽力让所有保家卫国的战士们了解自己的使命。这一文化教育过程是较为彻底的，将其军事文化和基础教育结合在一起，不仅提高了士兵的素质，而且对士兵进行了精神认知上的洗涤，警示士兵必须时刻注重枪支使用安全。

在精神教育之外，实战操作训练更加严格。所有的年轻人以白板的身份进入军营，但被带入基地并接受军装制服之后，他们便开始被逐步改造。对于枪支携带和使用的训练是长期的。军队的议事规则中规定，士兵不能够玩枪，在拿到枪支的时候，需要抱着如同与枪支“结婚”般订立终身契约的认真态度，一旦丢失派发给他们的个人枪支，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19]惩罚将根据实际情况，判处1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严格的规则使得士兵警醒，像美国那样的大规模收集枪支、以玩枪为乐的情况基本是不存在的。进一步明确枪支的重要性后，士兵将会有几个月的时间接受基础的训练，其中包括理论研究、监督和测量枪支的射程范围，团队训练和个人训练交替进行。每一排的军官都高度负责。一名以色列网友称其教官在多年后仍然认识他们那一排的士兵。训练过程中，不同级别的项目开始前，士兵都必须大声朗读安全说明，军官向上级进行不定时的训练汇报，确保安全原则的落实。[20]子弹的给予同样不是随意的，在任何课程中，子弹都必须按照士兵名字定量地给予，因此士兵并没有随意获得大量子弹的途径，为所谓的潜在的“滥用枪支”的危险上了双保险。

在外出时，士兵如果携带了自己的来复枪或者乌兹冲锋枪，必须做出规定的安全动作。携带枪支的过程中，饮酒被严令禁止；随意走动时，枪支的枪膛必须清空，弹匣需要摘掉放在背包里；军营规定，背枪时士兵须将背部向上倾斜，用一个肩带维持枪的稳定，使得枪口斜对角指向地面，永远不能将枪口指向任何人（在安全情况下）。卸下枪支时，士兵要执行必要的统一操作，在早期阶段，士兵的卸枪动作必须由教官进行指导：所有士兵必须在无人的空地，倾斜向上将枪支卸下。卸下后，枪支必须紧靠在自己的身边，向下杵在地面上。当然，很多时候士兵是将弹药取出的。这也使得士兵的枪支成为唬人的工具。许多以色列士兵在出入公共场合时，枪支配备了一种橙色塑料安全警示零件——枪膛无弹指示哨。当枪支中没有子弹时，这种塑料零件才会紧贴枪管，这对持枪士兵周围的人来说是一种警示，没有枪支的平民可以据此判断士兵的安全性，为防止走火伤人等意外情况的出现而提前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这种装置既保证枪弹分离，又能使士兵在最短时间内上膛开火。士兵的职责能及时履行，平民才能感受到安全。

此外，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以色列现役士兵拥有自由持枪的权利的同时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以乘坐公交车为例，公交车司机通常会将第一排座位预留给这些背着枪的士兵，以便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机——这是士兵们作为合法持枪者应尽的义务。

得益于严格的规定和训练，以色列士兵在使用枪支之前，个人素质修养和使用枪支的能力都得到较大的提升，这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防卫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