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研究(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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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介绍及研究方法

贝尔谢巴为以色列南部区首府,是内盖夫沙漠的最大城市。贝尔谢巴露天市场(Beer Sheva Urban Market)位于贝尔谢巴老城区和中心区之间,该市场的店主中犹太人约占40%,阿拉伯人约占60%。露天市场是贝尔谢巴贝都因人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相比较以色列其他城市的贝都因人,这里的贝都因人大多愿意向外界介绍他们的生活。作为以色列居住在城市中的贝都因人,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现代化生活。他们生活在犹太人占多数的城市中或者城市周边地区,有着固定的工作,因此过着近乎定居的生活。他们主要与犹太人做生意,因此他们的工作时间、经营方式也多是“犹太化”的,他们熟练使用希伯来语,在安息日休息。

尽管贝都因人在以色列南部区密度较大,并且与犹太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是贝都因人作为在以色列生活的阿拉伯人中的少数民族,对于他们身份认同的研究并不多。贝都因人从游牧生活到定居生活,从阿拉伯世界的少数民族到融入以色列社会,其中必然经历了身份认同的转变。从历史来看,贝都因人的身份认同与西方世界乃至主要的阿拉伯世界的主流都有所不同——他们更重视土地,更重视血亲关系,更重视部落荣誉,等等。随着他们逐渐融入以色列社会,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均受到了以色列主流社会的冲击,我将这种变化称为“身份认同的现代化”。基于这种“身份认同现代化”的观点,这篇文章将从四个角度研究都市中的贝都因人的身份认同与观念。

本研究的一手资料是基于对贝尔谢巴露天市场的贝都因店主的访谈,访谈均是以阿拉伯语进行的,这样可以使贝都因人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更为清晰,在理论分析的过程中也更容易避免误解他们的本意。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特殊性,对于群体的身份研究永远不可能做到兼顾每一个个体,本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管中窥豹。

选择在露天市场进行调查的原因有:(1)贝都因店主是与犹太人接触最为密切的贝都因群体之一,因此他们的身份认同更容易受到犹太人的影响,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的背景下,这可以预测贝都因人身份认同的总体发展趋势,更有前瞻性(2) 与其他职业相比,商人在工作时更愿意与外界交流,并且他们的工作状态是无隐私的,更方便观察他们的工作细节。

在本次调查中我选择了7个贝都因人作为调查对象。之所以选择这7个贝都因人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在身份认同领域具有代表性。本文通过调查在贝尔谢巴露天市场中工作的有代表性的7个贝都因人的思想观念以及他们对以色列主流社会的看法,从3个角度分析以色列对现代贝都因人产生的影响。以下的几个问题是本次研究的重点:现代贝都因人的身份认同的根基在哪里?在身份认同重塑过程中,都有哪些体现?不同的身份认同成分之间的联系是什么?现代贝都因人的身份认同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犹太人来实现的?除了与犹太人的互动交往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例如他们的部落,他们的住处相对于城市的距离,所属部落的等级,他们的政治立场,等等。我在访谈中考虑了以上的不同因素并且做了记录。

弗兰克·H.斯图尔特(Frank H.Stewart)的研究表明,贝都因人是不擅长经商的民族,真正意义的贝都因人大批经商是从以色列国建立之后开始的。[1]从贝都因人与犹太人商业活动中可以看出,贝都因人的商业活动和习惯受犹太人影响很大,从游牧生活到以经商为收入来源本身就是贝都因人身份转变的重要体现。在与贝都因店主的谈话中,店主与市场管理部门签订了合同,其中规定了他们的业务范围,每年应支付的费用,摊位的面积,等等。在贝都因人的传统中,约定是以口头为主的,签订合同是一种现代的商业行为,这种现代商业行为的本身也是由犹太人决定的。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综述和访谈。由于关于贝尔谢巴贝都因人的资料很少,我参考了关于整个内盖夫沙漠中的贝都因人身份认同的书籍和文章。与此同时,我采访了一些贝都因店主以获取第一手资料。这两种方法可以互为补充,既可以对整个贝都因社群的现状有所了解,也可以对不同部落、不同村庄的贝都因人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在采访中,我调查了每个受访的贝都因人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以及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看法。为了确保受访者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访谈被分为多次进行,每次都是单独受访。访问过程不是以提问形式进行的,而是让受访者主动介绍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访问中,为了保证不受我的调查逻辑的影响,除非在极不切题的情况下,我没有打断他们的话。同时作为一个非犹太人,在调查阶段更容易与贝都因人拉近关系,贝都因人不会因为我的身份而刻意隐藏真实的想法。

必须要承认的是,尽管我在采访和分析过程中保持尽可能的客观和理性,但是这次调查的结果只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贝尔谢巴贝都因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而且因为受访的贝都因人职业、数量、居住地等均有所限制,这次调查并不能代表整个内盖夫沙漠贝都因人的普遍身份认同。

贝都因人社会是以色列阿拉伯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构成内盖夫总人口的1/4、以色列阿拉伯人口的13%[2]。此外,由于贝都因社群的高出生率,多年来,他们在以色列人口构成中的相对比例迅速增长。同时,贝都因群体是以色列最贫穷和最弱势的群体。

多年来,贝都因人一直被忽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政策上,整个以色列社会对贝都因群体几乎没有任何重视。然而,由于贝都因群体与以色列主流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多,随之产生的矛盾时有发生,公众对贝都因人的认识和态度正在改变。

贝都因人是以色列唯一没有准确人口统计学数字的群体。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一直忽视贝都因人的存在;许多贝都因人居住在未被认可的村庄中;对贝都因人口的登记是以部落为单位的;作为游牧民族,贝都因人经常迁徙难以统计;许多贝都因男性和没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女性结婚;等等。[3]

在调查和分析过程中,以下资料对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弗兰克·H.斯图尔特撰写的《中东和北非地区贝都因人的习惯法》[4]是本文重要理论依据的来源。本文采纳了斯图尔特的理论作为基础,将其与对某些贝都因店主的采访进行了比较,找出其中的相似点与不同点。穆罕默德·阿瓦德(Mohamed Awad)的《中东地区游牧和半游牧的贝都因部落的定居》,介绍了游牧民族、半游牧民族、定居的部落以及其他部落的生活方式。[5]阿瓦德在文章中指出,贝都因人是“通过农业而定居的游牧民族”。本文提出了类似的另一种观点:贝都因人是“通过商业而定居的游牧民族”。阿里克·罗德尼茨基(Arik Rodnitzky)撰写的《内盖夫人口》,描述了内盖夫地区贝都因人的社会学、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特征,并将其与以色列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进行了比较。这些群体之间的差异在贝都因人就业、教育和卫生等领域都有所体现。本文引述了罗德尼茨基提出的这些差异,并将它们运用在了不同居住地区的贝都因人群中。阿里克通过调查揭示了以色列对贝都因人的持续歧视和忽视,使贝都因人长期无法完全融入犹太社会,给贝都因群体的发展造成了障碍。塔贝特·阿布拉斯(Thabet Abu-Ras)的《以色列的土地争端:以内盖夫贝都因人为例》,概述了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背景下贝都因人的社会和人口统计学特征[6]。这篇文章描述了内盖夫贝都因社会在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时代以及以色列政治版图变化带来的变革。塔贝特·阿布拉斯(Thobet Abu-Ras)讨论了政府针对“贝都因人”的社会、经济、政治、土地和和解政策,并回顾了高等法院关于“贝都因人和贝都因人社会新的政治觉醒”的决定性裁决。这些对于访谈中土地问题的分析有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身份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只有通过多维方法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从哲学上讲,身份认同与两个问题有关:一是我们如何理解人类社群的延续,二是两个或者更多人自觉形成社群的必要因素是什么。[7]这两个问题不是割裂的,而应该是相互补充的。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一方面应该界定不同社会层次中的“我方”与“他方”,也应该认识社会中存在着更广泛的社会学类别,例如阶级,国籍,种族和性别,以及它们的建立过程。

社会认同感是一个人基于他们的团体成员身份的情感。[8]因此,群体给人以社会认同感,个体对于本社群的认同是身份认同的关键。因为社群本身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身份认同也始终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我们只能在一定的界定条件下进行讨论。对集体识别唤起了在某些彼此相似的群体中的人的强大想象力。群体具有边界,它定义了“我方”和“他方”,就像贝尔谢巴的贝都因人一样,他们通过“他方”来增强对“我方”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这里的“他方”是贝尔谢巴的犹太人,他们是影响贝都因人身份认同的重要外部力量。根据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 Jenkins)的观点,集体是由多个个体组成,这些个体将自己视为相似或具有相似的行为的共同体。[9]因此,族群身份可以看作集体内部定义的产物,它不仅包括本族群的定义,还包括本族群对其他族群的看法。对于贝都因群体来说,与其密切接触的其他族群是以色列犹太人。身份认同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由于本文旨在寻找露天市场贝都因人身份认同与他们融入以色列社会之间的联系,因此,研究的重点在贝都因人与犹太人的互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