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整合地方实力派军队的制度因应
在地方实力派的实力构成中，军队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实现国家统一，对派系复杂的军事力量进行整合是重中之重。
1928年，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整理军事案》，确定了军事整理的若干原则。除第五项原则有关海空军建设外，其余四项均与整合地方派系军队密不可分。其一，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军队之组织，更必须十分完备，方能使全国军队成为真正之国军；逐渐实行征兵制，以收内安外攘之效；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其二，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切实收缩。“军费在整个预算上，至多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统一确立军队经理制度。”其三，“军事教育之统一，为完成国军之基础”。方案规定公平选拔各系统军队中年富力强、学识俱优之精壮士官，调入大学或专门学校，合一炉而冶之，以为整合军队之基础；军事教育由中央统一办理，严禁各军各地私设军校等。其四，裁兵。关于裁余官兵的安置，或化兵为工，或移兵屯垦，等等。[35]《整理军事案》确立的四项原则对于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整合地方派系军队的制度因应
1.军事系统
整合地方派系军队，实现军政军令的绝对统一，有赖于健全完善的军事系统，尤其是中央层面的军事系统。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及军政部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层面的军事系统。军事委员会最早成立于广州时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设立军事委员会，并以其为最高军事机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一度裁撤军事委员会，分别成立了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以及军政部，分担军事委员会的各项职能。1931年军事委员会再度设置后，继续保留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以及军政部等军事机构。其中，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参谋本部仍直隶于国民政府，在法理上是与军事委员会平行的机构，军政部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参谋总长、军政部部长、训练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军事委员当然委员。[36]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参谋本部以及军政部等与军事相关的各机构与军事委员会有了直接联系，便于军事委员会发挥全国最高军事机关的职能。1935年，军事委员会在其向国民政府提交的军事委员会系统表中，首次将本直隶于国民政府的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参谋本部改由其直辖，并最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修正通过。[37]军事参议院等军事机关与军事委员会的关系由平行关系演变为隶属关系。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系统中，军事委员会是最高军事机关，直隶于国民政府。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掌管全国海、陆、空军，负编制、教育、经理、卫生及充实国防之责。军事委员会设常务委员办公厅、参谋处、军政厅、总务厅、经理处、总审计处、军事教育处、政治训练部等机关。各省区行政机关执行与军事有关之事务时，军事委员会有指挥监督之权。[38]但此时的军事委员会承担着安插地方实力派以及国民党内资深军人的功能。二届四中全会后共计产生110名军事委员会委员，规模异常庞大，使其权威与效率大打折扣，难以承担最高军事机关的功能。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裁撤军事委员会，“所有该管一切事宜限十一月十日以前结束，分别移交军政部、参谋部、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办理”。[39]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以因应对日战事以及整理军队的名义，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条例》，重新设立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军政机关，掌管全国陆、海、空军一切事宜。其职掌包括：关于国防绥靖之统率事宜；关于军事章制、军事教育方针之最高决定；关于军费支配、军实重要补充之最高审核；关于军事建设、军队编遣之最高决定；关于中将及独立任务少将以上任免之审核。[40]
参谋本部成立于1928年11月，直隶于国民政府。初名为参谋部，不久即改称参谋本部。1928年11月，国民政府通过《参谋本部条例》规定：参谋本部掌理国防用兵及陆地测量事宜；设置参谋总长1人，参谋总长参划军机，执掌国防用兵各计划，统理部务，统辖全国参谋人员，并管辖陆军大学及驻外使馆武官及陆地测量；设置参次长辅助总长整理部务；参谋本部设总务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厅。[41]
军事参议院成立于1928年11月，直隶于国民政府，是国民政府军事最高咨询建议机关。1929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75次会议通过的《军事参议院组织条例及编制表》规定：军事参议院为军事最高咨询建议机关；设置军事参议院院长1人，统理全院事务；设置副院长2人，辅助院长处理院务；军事参议院设置军事参议49～99人；设院附15～25人；设院长办公厅，设置主任1人，秉承院长、副院长之命，督率全厅职员处理院内一切事务。
训练总监部成立于1928年12月，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管全国军队及其所辖学校教育、国民军事教育。1928年11月国民政府通过的《训练总监部条例》规定：训练总监部设总务厅，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五监，并设政治训练处、国民军事教育处、军学编译处，于必要时增设特种兵监及海空各兵监等；训练总监部设总监1人，统理全部事务；总监以下设副监2人、参事若干，协助总监处理部务。[42]
军政部成立于1928年11月，直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负责掌管全国陆海空军行政事宜。1928年11月国民政府通过的《军政部条例》规定：军政部设总务厅、陆军署、航空署、军需署、兵工署、审计处等各厅署处；军政部设部长1人，统理全部事务，监督所属各厅、署处一切行政事宜；部长以下设次长2人，参事若干，协助处理部务；军政部对于各省区最高行政机关执行与军政有关联之事务时，有监察指导之权；军政部关于主管事务范围以内，对于各省区最高行政长官之命令或处分，认为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时，得胪举事实理由，呈由国民政府停止或撤销。[43]
2.军队编制
军队编制是指依据类别或功能组编军队的方式。军队单位依据兵力大小分为三种：一是战斗单位，如步兵连、骑兵连、炮兵连；二是战术单位，如步兵营、骑兵团（营）、炮兵营；三是战略单位，如师或军团。其中战略单位是“指能于长时日间独立作战，由各兵种编成，得以遂行战略上任务之团队”。[44]军队以师为战略单位还是以军团为单位，从便利战争而言，各有利弊。大体而言，以师为战略单位之利在于：“一、近时使用于战场上之兵力，常须转用。而转用之时，又以一师为最便。盖师长不变动位置，常能熟悉战场之地形。如用军团制，则转用之时，必须分割而师之编制亦不完全。二、特种兵在平时配属于师内，故能协同动作，战斗力得以充分增大。如用军团制临时分配，则比较的不充分。三、作战地之道路，如不良好，则用军团制，有行军长径过长之害（1、展开迟缓，甚至后尾部队与先头部队不能同日参加战斗；2、给养困难）。”以师为战略单位之害则在于：“一、近时以作战军兵力之增大，若作战地之道路寡少，则用师制不免两单位或数单位共一道路行进，且共一后方联络线，因之展开及退却，均形困难，且给养不便。二、在阵地战时，对于十分纵深之敌阵地，师之战斗力，不免薄弱，常须以数师重叠配备，交相攻击。如用军团制，则共同作战之数师，其团结力较为坚固。三、按统帅学之原则，一指挥官以指挥四五个单位为宜，以八个单位为最大，如用师制，若国军之兵额大，则总司令所指挥之单位势必过多。”因为各有利弊，故两种战略单位各国均有采用者，但相较而言，以师为战略单位利多弊少。故欧战以来，日本与欧洲各国倾向于采用师为战略单位。就政治而言，以军为战略单位，规模庞大，有政治隐患，以师为单位相对安全。[45]以师为战略单位在军事上的便利，在时代潮流上的趋势，加上政治安全的考虑，使南京国民政府在面临外部威胁与内部整合的双重局面下，基本上确定以师为战略单位的编制。
1925年7月，即国民革命军成立初期，蒋介石针对广州国民政府统辖下的军队派系林立这一现实，提出整合军队的若干办法。其中关于军队编制，建议废除军长职衔，以师为军队的战略单位，各师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46]显然，蒋介石试图取消军的编制，缩小战略单位的规模，以师直属于最高军事机关的方式，加强对军队的统一与掌控。然而广州国民政府因诸种因素并未采纳这一建议，保留军作为战略单位的编制。该设计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以实施。
1928年2月2～7日，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改定军事系统案》。该案规定：“现时军事系统，暂以军为单位，俟全国军事大定，即以师为单位。在作战期间，为便于统率指挥国民革命军各军队起见，得设总司令、总指挥。”[47]根据这一方案，在北伐战事结束，国民政府统一告成之后，取消军职，以师作为军队的最高单位。192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宣告北伐战事结束，国家统一完成。取消军职，以师为单位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929年1月，国民政府召开编遣会议，加强对军队的整合，通过了《陆军编制原则》，规定：“陆军以师为最高单位，分为甲、乙、丙三种师，甲种师以步兵2个旅、每旅3个团为基干；乙种师步兵3个旅，每旅2个团；丙种师步兵2个旅，每旅2个团，并配属炮兵营、工兵营及辎重连等兵种。”[48]1930年底，国民政府公布《民国十九年陆军暂行编制表》，以师为战略单位。[49]193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陆军师暂行编制表》，规定师以步兵二旅，每旅两团，骑兵一连，炮兵一团，工兵、通信、辎重兵各一营，卫生队一队及特务连一连编成。[50]1933年通过《陆军步兵师司令部组织条例》，第一条规定：“陆军步兵师直隶于国民政府，设师长一人，受中央最高军事长官之命，统率所属部队，综理师司令部一切事务。”第三条规定：“师长执行职务，凡关于军政及人事事项，承军政部长之命令；关于动员及作战计划，承参谋总长之命令；关于教育训练，承训练总监之命令。”[51]从制度上明确了作为战略单位之师与国民政府及中央各职能部门的关系。1934年秋，南京中央筹谋全国范围内的整军。为了整理军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陆军整理处，隶属于委员长行营，以陈诚为陆军整理处处长。此次整军拟将全国陆军逐年分期训练为教导师，在编成教导师以前，先行整编为整理师。[52]
国民政府虽基本上确定了以师为战略单位，但也未完全放弃以军为战略单位的整合作用。1936年10月，中央军重要将领陈诚以“融化次等部队之封建思想，打破其地盘割据观念”“监视国内，在我立于主动地位，使其不敢有异动，并不失机宜解决反动武力”为目的，向蒋介石提出《军师编配及其驻地草案》。该整编草案依据将领之资绩能力、部队之历史素质以及驻地之联络便利为基础，提出了混合杂牌与嫡系，编组各师为军的方式：（1）完全以基干部队编成为军，手续简单，整训便利，随时可用；（2）以两个基干部队为主，插入一二个次等部队，整理使用，均属便利；（3）以一个基干部队插入次等部队中，借将领之能力，潜移默化，转移风气。列入计划中的整理部队共计85个师、11个旅，共399个团。[53]混编杂牌与嫡系是以往国民政府整合派系军队的常见方式，但如此大规模的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且以军为战略单位，并不常见。1937年国民政府军政部拟定整军五项原则，对以往各种编制进行整合，拟采用甲、乙两种编制，均以师为战略单位。[54]
3.军队教育体制
军队教育是军事活动的组成部分，是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它既包括培养军人思维、运筹能力的理性教育，也包括培养军人和军人群体掌握作战技术的训练养成教育。[55]民国时期军队派系复杂，军队私有，军人之观念与心理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影响军人观念与心理之军事教育亦多掌握在派系军人手中。因此无论是为了建设军队、建设国防、赢得战争，还是为了实现对各派系军队的整合统一，国民政府都需加强对军事教育的统一与管控。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立训练总监部，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管全国军队教育、所辖学校教育以及国民军事教育。训练总监部设总监1人，承国民政府之命统理全部事务，对于全国各军队主管教育长官，有直接指挥监督之权。[56]同时设立的参谋本部则管辖陆军大学。
在训练总监部以及参谋本部的领导之下，国民政府初步建立了包括陆军教育、海军教育、空军教育等门类齐全的军事教育系统。在众多地方派系中，除陈济棠的粤系、张学良的东北军系等少数地方派系拥有海、空军之外，基本上以陆军为主，故此处主要分析国民政府的陆军军事教育系统。国民政府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为基础建立了常态性的陆军军事教育系统，以庐山军官训练团和峨眉军官训练团等为临时性的陆军军事教育体系。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是初级军官教育的学校，筹备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初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8年3月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为副校长。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组织要领及条例》，规定陆军军官学校隶属于训练总监部。[57]陆军军官学校除南京设本部外，全面抗战前，先后在洛阳、武汉、成都、广州、昆明等地设置分校。[58]其中成都、广州、昆明分校均在国民政府加强对川、粤、滇等省整合的背景下成立。1935年，南京中央借助西南“追剿”之机开始整合川、滇、黔等省。成都分校于1935年8月成立，1936年4月18日正式开学。当日蒋介石亲赴成都分校，阅兵训话，其在日记中记：“成都分校开学，四川之基础略定。”4月20日再记：“四川基础乃由分校成立而定矣。”[59]足见蒋介石对军事教育在其整合地方派系军队、完成统一方面的作用的肯定。昆明分校前身是云南讲武堂，1930年改为滇军军官教导团。1935年6月，国民政府“为使初级军官教育整齐一致起见，特在昆明设立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直隶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受训练总监部之监督指挥。[60]广州分校原系广东军事政治学校。1936年8月，国民政府在解决两广事变、统一广东后，将其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10月12日正式开学，以陈诚兼任分校主任。此外，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取消桂系掌管下的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是南京中央提出统一广西的基本条件。[61]1937年11月，该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
陆军大学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陆军高等军事学府，前身是创立于1906年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后迁往南京，改名陆军大学。1929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陆军大学组织法》，规定陆军大学为养成军事高等人才，选拔品学优越之青年军官，授以高等用兵学术；陆军大学直属于参谋本部。陆军大学每年考取学员一班，每班至多一百名，修学期间三年。但必要时得设特别班教授。[62]陆军大学除开设战略战术、参谋要务、战史、兵器学等与军事素养、技能相关的课程外，还开设政治训练课，这尤其攸关国民政府对军队的整合。其课程主要有党义（主义、党纲、政纲、历次代表大会决定之政策，及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实业建设等）、国法学、政治学、经济财政学、社会学、各国革命史、世界近代史等。[63]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外，国民政府还开设有陆军炮兵学校、陆军装甲兵学校、陆军测量学校、陆军工兵学校、通信兵学校、辎重兵学校、宪兵学校、兵工学校、军医学校、兽医学校等专门性军事学校。这些军事学校共同构成了国民政府的常态性陆军军事教育系统，既为国民政府培养了各类军事人才，也是其统一军事教育、加强军队整合的重要举措。
庐山军官训练团和峨眉军官训练团是国民政府培养军官的临时性军事教育机构。庐山军官训练团成立于1933年7月，是在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的背景下开设的。1934年，蒋介石召集山西、山东等北方诸省军官赴庐山集训，因此庐山军官训练团亦有整合地方派系军队的考量。[64]峨眉山军官训练团是在国民政府西南“追剿”、经营四川的大背景下成立的，是整合四川军队、打破地域观念、拥护南京中央的重要举措。该训练团于1935年8月正式成立，蒋介石亲任团长，陈诚、刘湘分任副团长。峨眉军训团共分两期训练，训练完毕后，蒋介石对军训效果表示满意，视此举为9月“最大之成绩”。[65]
二 整合地方派系军队概况
国民政府对地方派系军事力量的整合大体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对全国范围内地方派系的军队进行全面的整合，一种是对某个派系的军队进行单独的整合。就前者而言，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国民政府初期的编遣裁军，第二次是在江西大规模“剿共”结束后，南京中央筹谋全国范围内的整军计划。就后者而言，主要是指南京中央或是在击败地方实力派的挑战后，或是以武力为后盾推进统一的过程中对单个地方派系军队的整合。
1.全国范围的整军
国民政府在其政权建立初期，召集主要实力派将领召开编遣会议，试图通过编遣裁军，在精简军队的同时，对派系复杂的军事力量进行整合。这次编遣裁军从1928年7月11日北平小汤山会议提出成立编遣会议解决裁军问题始，至1930年12月编遣委员会宣布结束止，前后凡两年有余，是国民政府对地方派系军队进行全面整合的第一次尝试。
1928年北伐战事结束时，除东北及新疆等地军队外，全国军队总数已达220万人，主要分为四个集团军。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又称中央军，以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为嫡系，以第三军、第四军等为准嫡系，又收编了原北洋军阀残部，主要驻扎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地。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骨干部分由北洋时期第十一师逐渐发展扩编而成，北伐完成后，主要驻扎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南和山东西部，辖地广阔。其时，冯玉祥的基本部队已扩大到10个军，还收编了杂牌部队8个军，实力雄厚。以阎锡山为首的晋阎集团，包括阎锡山在内，其将领多出自山西，故称“晋绥系”。主要驻扎于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等地，拥有8个军的基本部队以及4个军的杂牌部队，时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其部队称为第四集团军，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为主，北伐后扩展为4个军，后又收编了唐生智的5个军及其他3个杂牌军，驻地为广西、两湖以及华北等地。掌控广东的李济深，亦与桂系接近。
1928年6月24日，蒋介石向国民政府正式提出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由中央选委重要人员为主任，协同各部及建设委员会，办理裁兵事宜”。[66]7月11日，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小汤山举行善后会议，议决召开编遣会议解决裁军问题。12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全国编遣区组织条例》，就军事编遣会议的职责与职权范围做出界定。
1929年1月1日，国民革命军编遣会议在南京正式召开。同日蒋介石发表《关于国军编遣会之希望》，强调建设现代国家，需要建成健全巩固的中央政权，需要集中统一军权。[67]
1月5日，编遣会议举行第一次大会，议决设置经理、编制、遣置、提案、国防各组审查委员会。会议发表《国军编遣委员会宣言》，确定编遣之四项原则：“一曰不偏私。……关于国军裁留之标准，乃认全国所有之军，为一整个不可分之单位，整个国军之下，不再认有其他之单位……此次编遣之标准，唯当依于国家实际之需要与国用负担之程度，合全盘以统筹为整个之整理。苟有以集团或地域为单位而倡为均衡裁遣之说者，是在制度上将延长封建制之恶习……”“二曰不欺饰。……本会此次集议，务以公开与诚实为标准……依于条例规定之职责，负责施行严格之点验与检查，务使此裁编名实表里相符。”“三曰不假借。……对于裁编遣置，决不使有国帑分文之妄费，亦决不使被遣士兵有一人之不得其所。”“四曰不中缀。……本会承受中央重大之付托，惟有以志诚奋勇之精神，期全部目的之贯彻，不为难行之提议，亦决不以宣言而自画，且不唯裁遣冗兵、厘定军制而已，尤将财政之统一立建国之基础。”[68]
从1月1日正式开幕至1月25日会议结束，编遣会议一共召开了5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案。1月8日会议通过《国军编遣委员会临时秘书处组织规程》；1月11日通过《明确军事总额实行统一财政办法提案》；1月17日通过《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1月22日会议通过《国军编遣委员会编制案》，修改通过《编遣委员会服务章程》《编遣区办事处组织大纲》等；1月25日，编遣会议闭幕，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编遣机构。中央设立“国军编遣委员会”，地方成立“编遣办事处”等。
对于编遣裁军，地方实力派都高唱入云，极力表示促成。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声称“全部移归中央节调”。[69]编遣会议之前，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在中央宣传部广播无线电台发表演讲，表示“欲图建设，必先裁兵。从积极方面说，训政开始，百端待理，非财力不足以进行，欲整理财政，则须裁兵；从消极说，吾国连年苦兵，民不安生，非裁兵不足以谋促工商，望一致促裁兵实现”。[70]第四集团军的李宗仁、白崇禧也“力促裁兵”，“以中国现在财力而论，决不能够供养如此巨额的军队”。[71]但实际上都是各有算计，图谋抵制。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的抵制自不必说，以往论述较多。从蒋介石本人的记录看，李济深对裁军的抵制尤为突出，致其强烈不满。蒋介石日记1月6日记：“上午会商后，与景韩兄谈时局，彼谓应注重任潮事，应缩小要求，其言甚是。先从私人接洽，问其希望，言明利害，乃可也。”景韩即陈景韩，任潮即李济深。编遣会议召开后，李济深并未即时入京参会。陈景韩建议蒋介石注重李济深，对其缩小要求，显系蒋李之间分歧所致。1月7日，李济深终于入京参会，“任潮主留部队，不肯多裁，似当分编遣为二法：一、画编遣区；一、画省区大小定师数多寡，但多至七十师为准。余以为先行财政统一，饷项照其发数，由中央担任，而编遣犹在其次也”。1月8日，“今日编遣会，以焕兄报告最实在，任潮最支吾”。焕兄指冯玉祥。冯玉祥与李济深，“实在”与“支吾”，十分明显地表明蒋介石对李济深不满。1月9日，蒋介石对李济深的不满公开爆发，“晚约各总司令会议，惟任潮把持广东，事事反抗，余面斥其为反革命行为”。1月10日，蒋介石写道：“彼仍倨傲骄矜，毫无觉悟，不知其何所恃而为此。”1月20日记：“任潮心死无望矣。”[72]据沈成飞研究，李济深在编遣运动中反蒋最早最力，其原因在于低估了蒋介石的裁兵决心，且过于自信。[73]蒋桂战争前夕，蒋介石诱骗李济深入京并将其扣留，固与拆散李济深与桂系的结合有关，亦与编遣运动中的矛盾不无关系。
编遣方案无法满足各方要求，地方实力派视之为“削弱异己”，以反对“独裁”为由进行持续不断的反蒋活动。南京中央则以破坏统一为名，大兴“讨逆”之师。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遂接踵而起。南京中央凭借战场上的胜利，成功瓦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将其大部收编，退往山西之余部交由张学良收编，缩编为以宋哲元为军长的第二十九路军、以庞炳勋为师长的第三十九师和以孙殿英为师长的第四十师。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缩编为4个军8个师以及正太护路军（6个旅）、骑兵部队（4个旅）、炮兵部队（11个团），失去河北、察哈尔等地盘，退守晋绥等地。桂系军队在战败后失去两湖地盘，退回广西，军队亦遭缩编。南京中央虽然借助战场上的胜利，对几个大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进行缩编，但这些军队在本质上仍是地方实力派的私属军队，南京中央对其影响有限。1930年11月，国民政府召开三届四中全会，通过《整理全国陆军案》，宣布取消“国军编遣委员会”，所有陆军整理事宜，由国民政府责成最高军事机关办理。[74]
1932年后，南京中央聚焦于长江流域“剿共”之际，这几个大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又有一定的扩张，南京中央仍面临整合派系军队的严峻任务。1932年蒋介石下野再起后的两年多时间，集中精力于长江流域“剿共”的同时，着力对其掌控的中央军进行整顿与训练，对编入中央军名目下的杂牌军进行整合，中央军编制以外的地方派系军队基本上处于放任状态。1934年秋，随着江西“剿共”大局初定，南京中央再度筹谋全国范围内的整军。1934年9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预定：二、召陈熊商整军计划……与辞修讨论整军计划。”陈与辞修皆指陈诚，熊指熊式辉。10月3日记：“本日与熊陈晏等商议整军计划。”晏指晏道刚，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0月13日记：“审核整军计划。”11月23日记：“注意：……五、整军（定裁撤之军队）。”[75]陈诚是此次整军计划的重要设计者。11月3日，陈诚就整军计划向蒋介石汇报称：“国事日急，外侮益迫。江西剿匪告一段落，部队亟宜着手整理，以应事机。”整军的计划是先造整军舆论，再为研究具体实施方案。就整军舆论而言，“先由各将领，联电呈请钧座，及时整理。钧座再根据此电，以至公至诚之意态，必使全国官长不分畛域，不计出身，皆有所安，士兵皆有所用，不淘汰一部，不废置一人之意旨，制定宣传纲要，分出层次，交中央党部及新闻界发表，以便播成风气，促成广泛之觉悟，使不甘冒不韪，独外生成。徐观各部长官之真实态度，以定整理手续。或派妥员分途说明，祛其误会，或更依其态度以征求整理之意见”。12月12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陆军整理处处长，密令将全国陆军编为教导师与整理师。[76]这次全国范围的整军计划虽经蒋介石、陈诚、熊式辉等人反复研讨，但受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始终处在计划之中，并未真正付诸实施。[77]1936年陈诚坦言自任陆军整理处处长两年以来，“空事计划，百无一成”。[78]
2.对单个地方派系军队的整合
南京中央或借助战场上的胜利，或以武力为后盾，在推进统一的过程中，对单个地方派系军队进行了整合。如1934年初对第十九路军的整合，1935年对王家烈第二十五军的整合，1935年后对四川军队的整编，1936年对两广军队的整编，1937年对东北军、杨虎城之西北军的整编是其中的典型。
1934年初，在迅速平定福建事变后，南京中央着手对第十九路军进行收编整合。1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决收编十九路军，撤换其中级官长，委毛维寿、张炎为正副指挥。”[79]这是南京中央整合第十九路军的基本原则。1月28日，第十九路军被改编为第七路军，所属第四九、六十、六一、七八各师均改编为三团制，以归降之毛维寿、张炎为第七路军总副指挥，以陈沛、杨挺亚、伍诚仁、文朝籍为师长，符昭骞、林英等为团长。不久，中央军对改编后的第七路军各部进行缴械，据中央军将领宋希濂报告称，收缴的具体办法为：“一、以团为单位，由团长就现地集合，托故架枪，重新编配，临时谕各官长以大义令其将械弹交缴，勿为蠢动而作无谓之牺牲；二、架枪后，将队伍带开，再由两造负责人员，当面点交。三、点交后，即由接收者派徒手兵搬运至县政府储藏，待命押运行营或军政部。”随后，南京中央命令将第七路军各部调驻河南等地整训，其中第六十师驻开封，第七八师驻归德，第六一师驻蚌埠，第四九师驻武昌。[80]2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注意：本周：……五、前十九路军改编运豫完毕，惟刘匪桂堂窜河南可虑……”[81]通过战场上的胜利，将第十九路军这样一支有着悠久历史和抗日的光辉战绩但又与南京中央有所龃龉的部队收编整合，第十九路军高级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则离开军队，流亡海外。
1935年，南京中央在西南“追剿”红军的背景下，派遣中央军入黔入川，着手对黔川实力派军队进行整编。其中，王家烈部原黔军第一师被改编为第一〇三师，师长何知重；原黔军第二师改编为第一〇二师，师长柏辉章；犹国才部改编为第一二一师，师长吴剑平；蒋在珍部改编为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侯之担部改编为新编第二十五师，师长沈久成。改编后的第一〇二师、第一〇师、新编第二十师等原黔军主力先后被调往川鄂等地整训。至此，黔军彻底瓦解，黔系实力派的领袖王家烈离开军队，转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四川的整军情形则更为复杂曲折。南京中央先是在1935年对四川军队进行了第一期整编，基本上统一了川军的番号。其中，杨森的第二十军继续保留军的番号，杨森任军长，所属各部统一改编为第一三三师、第一三四师、第一三五师3个师。刘湘的第二十一军扩编为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第四十四军3个军。刘湘兼任第二十一军军长（1935年10月后改为唐式遵），下辖第一师、暂编第二师、第四师3个师。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下辖第一四四师、第一四八师2个师。第四十四军军长王缵绪，下辖第一师、第二师以及暂编第一师3个师。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继续保留军的番号，所属各部统一整编为第一三六师、第一三七师、第一三八师3个师。邓锡侯的原第二十八军番号改编为第四十五军，邓锡侯任军长，所属各部统一整编为第一二五师、第一二六师、第一二七师、第一二八师、第一三一师5个师。田颂尧原第二十九军改番号为第四十一军，所属各部整编为第一二二师、第一二三师、第一二四师3个师。田颂尧本人则因“剿共不力”遭南京中央撤职查办，不久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虚职，寓居成都，逐渐淡出四川军政界。田颂尧的副手、原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出任第二十九军军长。1937年初，国民政府开始了川军第二期整编，国民政府与刘湘之间围绕川军的控制权展开了新的斗争，双方的矛盾日趋尖锐。南京与刘湘反复磋商博弈，最终在1937年6月达成川军整编的协议。不久，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统一四川的进程被打断。
1936年夏，南京中央以武力为后盾，通过金钱收买、分化瓦解等种种权谋，和平解决了两广异动。事后，南京中央着手对两广军队进行整合。其中，陈济棠所属的粤系军队基本上归由倾向南京中央的余汉谋掌控。陈济棠自此离开军队，先是流亡海外，抗战时期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及国防最高委员、战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等职。桂系军队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缩编。缩编前，桂系所属第四集团军统辖廖磊任军长的第七军、李品仙任军长的第八军、夏威任军长的第十五军3个军，每个军辖3个师，以及由总司令部直辖的12个师，共计21个师。缩编后，原第四集团军整合为2个军1个独立师，共计7个师。其中廖磊任军长的第七军辖第十九师、第二十一师、第二十四师3个师，夏威任军长的第十五军辖第四十三师、第四十四师、第四十五师3个师，原第十九路军名将翁照垣任新编独立第一师师长。桂系领袖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晋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7年初，南京中央在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置中，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进行了整合。第十七路军番号撤销，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三十八军，由孙蔚如任军长，下辖第十七师、第一七七师两个师以及独立第四十六旅、独立第四十七旅两个旅。杨虎城被迫出国学习。南京中央将东北军调至河南、安徽、江苏等地整编为4个军，每个军辖2个师，其主要编制序列为刘多荃任军长的第四十九军、于学忠任军长的第五十一军、万福麟任军长的第五十三军、缪澄流任军长的第五十七军。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则长期被软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