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潮汕民间信仰文化的历史之流

潮汕民系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该民系以潮州方言为主要特征。此民系主要是由当地的土著居民闽越族人与两晋以来迁入该地区的中原汉人融合而成的。“潮汕”一词的本义，是潮州与汕头两地的合称，主要是从1858年汕头开埠后才渐渐开始并用。古时则称此地为“潮州”（隋朝时就有“潮州”之称，作为州府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该名称一直沿用到1911年清朝的统治结束[58]）。“潮汕”一词本身不是一个行政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泛指受潮汕文化影响的人文地理区域。在行政区划上，它涵盖了今天潮州市、汕头市、揭阳市和汕尾市的部分地区。其文化辐射圈则包括了揭阳、潮阳、潮安、饶平、惠来、澄海、普宁、揭西、海丰、陆丰、潮州、汕头、南澳及惠东、丰顺、大埔三县的部分地区。

潮汕历来有“省尾国角”之称，这是因为“潮汕位于东经115°06′～117°20′、北纬22°53′～24°14′之间，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比邻。潮汕面对滔滔大海，南海和台湾海峡在这里交接。潮汕与台湾遥遥相望，一衣带水”[59]。省内分别与西北之梅州市、西南之汕尾市为邻。

潮汕的地理环境总体上是山地多、耕地少。山地和丘陵约占本地区总面积的70%。气候方面，因该地处于热带与亚热带之间，古时气候变幻无常，热湿气候与暖湿气候交替更换，自然灾害多，以台风、旱灾、水灾、地震（潮汕地区处于地壳活动较为强烈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被中国科学院定为9级地震区）最为常见。此外，凝霜、下雪、雨雹、雷击以及虫害等各种灾害也时有发生。“一般2～3月和10～11月多为春旱和秋旱，4～9月又常有水灾和台风……每年，潮州一般要受到3～4次台风外围的影响，有些年份可以多达5～6次。”[60]因为热湿气候的影响，所以这里长期为瘴气所笼罩，鳄鱼横行水域。韩愈在其《韩昌黎集》中提到，“州在广州极东界，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飓风鳄鱼祸患不测，州南近界，瘴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因此这里长期被视为“蛮荒瘴疠”之地，直到晚唐时期，农耕开发程度仍较浅。宋元时期，已经有部分人口要靠渔盐工商为业谋生。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民间海外贸易兴盛起来，因此渐渐形成了潮州人善于经商的风气与传统。

“潮汕地理虽然对内陆腹地比较封闭，却有着很长的海岸线，呈现出中原移民泛海而来、潮汕移民漂洋过海的面海开放的格局。潮汕人的生活、生产、贸易乃至发生于潮汕地区的军事活动，都带上了强烈的海洋色彩，进而影响到潮汕人的文化生活、思维方式、民风民俗以及民系发展等，是潮汕文化成为有海洋文化特色的地域文化。”[61]

由于地理与移民的原因，潮汕地区与闽南的历史文化之发展有着同源性，潮汕与闽南地区在地形、气候、水文等方面基本一致，地域上又是邻居，因此潮汕的民间信仰中有很多闽南民间信仰的因子与元素，受闽文化影响很深。不过，要强调的是：潮汕文化并不属于福建文化，潮汕人与福建人也不属于同一民系。

一 秦汉以前的民间信仰

秦汉以前，潮州地区属闽越，潮汕当地的土著居民主要为闽越族人，他们虽然在后来的移民大潮中及与汉人的长期磨合中大部分已被同化，但也有部分被迫迁移到其他地区。迁居深山中的闽越族人仍顽强地保留了自身特色，现在仍居住在潮汕地区的三支少数族群——黎族、畲族和疍族均是闽越族的后裔。

闽越族文化无疑是潮汕地区先秦之前的主流文化。他们“信鬼神，重淫祀”的信仰特征在《史记》中已有所记载，如“（汉武帝）既灭两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越人“好巫尚鬼”的传统影响久远，如在信巫不信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潮汕地处偏僻，古时生存环境恶劣，医疗条件落后，所以一旦生病，巫觋必定会成为人们求助的主要对象。即便到了近现代，在条件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还仍存有信巫不信医之风。

二 汉代至宋元时期的民间信仰

“潮汕地区至迟在南越国时设立揭阳县，这是岭南较早的设县之一，反映了南粤国时期粤东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潮汕地区的开发已直接受到中原封建文明的辐射。”[62]但直到汉代，潮汕之地还是一处没怎么开发的海滨荒芜之地。直到东晋时期该地才开始受到朝廷的重视。“东晋南朝大量进入福建的北方移民有一部分从海陆两个方向进入潮汕地区，成为继秦汉以来人数较多的一批移民。”[63]东晋义熙九年（413），在揭阳县治设立了义安郡，这是该地区州郡一级建制的开始，它说明本地的在编人口增加，这些新增在编人口大多数为南迁汉族移民。“潮州”作为行政区划名称是从隋朝开始的，沿用千余年。唐天宝元年（742）又有了潮州郡的设立，这是潮州开始逐渐繁荣的重要起点。“唐宋时代，闽潮地区经历了空前的社会变动，民族融合从疏远，缓慢走向迫近和频繁……区域经济特色也初露端倪。”[64]

从汉至宋，潮汕地区有四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移民潮：西汉初期、晋永嘉之乱之后、唐后期及北宋靖康之难后，入潮移民规模剧增（宋代入潮移民主要来自毗邻的福建地区）。当然，除这四个时期外，其他时期如元明清时期也陆续有移民进入该地区，但移民的数量与规模并不能与这四个时期相比。尤其是唐宋时期的移民潮才使潮汕地区的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

随着唐末宋元时期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潮汕地区，该地的民间信仰逐渐定型。大量闽南移民的到来无疑推动了闽地民间信仰的传入，其成为潮汕神明的一大来源；地方建制国家化与官方化一方面带来政府力量的支持，国家政权力量成为创造神明与推广神明的重要力量，而这一过程又与和土著人汉化的过程相结合，为后来的“造神运动”提供了条件，当然，土著人汉化的过程亦为民间信仰得以传播的过程。

考察其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祇来源，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第一，外来引进。潮汕地区的移民大多来自福建地区，福建本是民间信仰的繁盛之地。福建地区在北宋时期，大量居民迫于人口压力开始向周边扩散，并带动闽地文化的扩散与传播，潮地便是其主要文化辐射地之一。潮汕地区民间信仰中的神明很多是自宋代开始从福建传入的，如妈祖信仰、陈元光信仰[65]等。这些都是福建地区土生土长的神灵，且都有人物原型，属于区域性神灵，他们的祖庙现在在福建地区依然保存着，香火旺盛，如“妈祖祖庙是福建省莆田县湄州天后宫，开彰圣王（陈元光）祖庙是福建省诏安南闽内将军庙”[66]。

除福建地区土生土长的神灵外，宋代的福建移民还带来了已在福建扎根的全国性神灵崇拜，如保生大帝信仰、注生娘娘信仰、佛教俗神（观音、如来等）、道教诸神（财神信仰、城隍、玄天上帝、九天玄女、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等）、汉族的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崇拜、文化神（文星、魁星）等，为该地民间信仰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民间文化素材。

因为“移民迁徙是一个漫长且充满危险的过程，所以他们在迁徙时，往往要把平常供奉的小神像或其他他们看来有灵异的圣物带上，祈求一路平安，到了迁徙地后，这些灵验的小神像便成为他们信仰的偶像”[67]。不过因为此时潮汕地区刚进入开发阶段，大多数移民仍处于糊口维艰阶段，根本无经济实力去建造宫庙来供奉神像，所以此时神灵崇拜多以家祀为主，尚未能广泛传播开来，只是作为潮地民间信仰的储备资源。

第二，本土造神。因为潮汕地区长期为土著越人的势力范围，其土著色彩浓厚。“本地土著在隋唐仍以十分强劲的力量与中原移民对抗，而且直到宋元时期，汉文化已经成为潮汕地区主流文化，土著民族也还有相当大的势力。”[68]在此情况下，为了推广汉族的主流儒家文化，仕潮官师就成了潮汕地区早期的造神推动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仕潮官师特别注意有意识地神化祠祀当地（或有功于当地的）部分英贤。如韩愈的“被神化”就是这方面的最典型例子。

终唐一代，潮州都是有罪官宦的流放和贬斥之地。在韩愈前，先后有不少中央官员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等被谪放潮州。他们把中原礼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到了地广人稀、落后荒僻的潮州。韩愈于819年因谏迎佛骨被贬来潮，这“在潮汕地区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69]。他在潮州任职8个月间，做了不少好事。一是捐自己的俸钱办学，推广儒家的忠孝礼义之教；二是释放奴隶；三是祭潮神驱鳄除害，意在归化当地土著及淳化民风；四是关心农桑。因此，潮汕人民对于韩愈推崇备至。北宋中后期，陈尧佐[70]（963～1044）任潮州通判时首举尊韩大旗，他为韩愈建祠，视韩愈为在潮地推行王道第一人，另外还绘鳄鱼图并撰写《祭鳄鱼文》。继陈以后，1090年知州王涤卜建昌黎伯庙，并邀请苏轼撰写碑文。是时，韩愈已成为潮人顶礼膜拜的一尊神灵，据陈尊韩也不过一百年。尊韩活动在元明时期依然进行着，而且与韩愈有关的人物，如韩湘子、大颠祖师[71]等也借助韩愈的声名扩大了在潮地的影响力（韩愈画像见图1-1）。

图1-1 韩愈像

第三，南宋时期随着潮地科举制度的兴盛，乡贤祠祀也是官府实施榜样教育的一大途径，如“潮八贤”祭祀就是南宋潮州知州沈杞所提出的，八贤包括唐代的赵德，宋代的许申、卢侗、吴复古、刘允、王大宝、张燮、林巽，他们多为科举考试中的翘楚。“八贤”中除了赵德、吴复古不曾出仕外，其余几人在政坛上廉洁清正，且都颇有一番建树，声誉颇高。祠祀八贤是因为这八位“道义文章，青史中罕见，其建祠立像，冠湖山之巅，以鼓舞邦人”。可见“八贤称号的提出及祠祀，完全是政府行为，它是宋代潮州官师推行儒家文化，加强人才培养的一个举措”。[72]正是因为唐代以后潮人尊孔敬韩，儒学在当地影响渐深，潮汕地区渐渐有了“海滨邹鲁”之美誉。

宋朝后，潮地的经济持续增长并且儒学与礼教在本地被大力推行。潮人从南宋后期起在儒家忠孝礼义观念的影响之下，秉承惩恶扬善及表彰忠义的精神开始自发造神，凡是对当地百姓有所贡献、或具有美德及有对百姓教化之用的人物，乃至动物，人们多将其神化。潮汕地区的第一个双忠庙是建于北宋的潮阳威宁庙，南宋政权在其国难当头时就努力将双忠公信仰推广和灌输于民间。

人们的这种“造神”热情在元代也得以延续。元代时潮州路总管王瀚甫上任就派人到潮阳双忠祠致祭，并将文天祥感怀双忠的《沁园春》改为《谒张许庙词》，勒石立碑于威宁庙前。海门建忠贤祠祭祀文天祥、韩文公祠旁有陆公祠祀陆秀夫，这两位因其“抗元护主”的民族气节备受推崇；饶平长彬村有陈吊王庙，供奉的是潮地本土抗元英雄陈吊眼。此外还有潮汕的风雨圣者，饶平三义女庙，大峰崇拜，潮州韩江北岸供奉的龙母妈，相传因与青蛇合力抗洪而受膜拜。揭东南陇乡牛狮爷崇拜、本土灶王爷司命帝君、公婆神崇拜等都是在这种惩恶扬善、弘扬美德的情况下所造的，因数量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 明清时期的民间信仰

明嘉靖后，潮汕地区除农业经济的发展外，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更为突出，而此时亦为潮汕文化臻于成熟的阶段。嘉靖后期，潮人在语言、人文心理、行为方式、民情风俗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潮汕地区经济的繁荣无疑对民间信仰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庙祀和宗教活动的兴盛方面。

从《潮汕时节与崇拜》、《潮汕诸神崇拜》与《潮人与神》等著作所提供的相关记载中，可知潮汕现存的很多宫庙多是在明朝或明以后修建的，而且多由百姓集体筹资，如韩文公祠旁的陆公祠、饶平飞龙庙、潮阳东山魁星阁、揭东鞍山忠勇庙、潮汕沿海一带的周王公庙、惠来和澄海一带的水仙宫、大禹古庙、各县所兴建的名宦祠、名贤祠、城隍庙等。这说明了明朝时庙宇建设的兴盛对于民间信仰的推动作用。

根据陈韩星、王泽晖及洪介辉所著的《潮汕游神赛会》一书记载，现今潮汕地区在拜神过程中出现的赛大猪、赛大鹅、斗戏、斗彩棚等风俗便是从明朝时开始出现并流传下来的。游神活动的起源则更早些，宋时已有，但在明朝时更为兴盛。在丰富多彩的游神活动中，各种神灵的知名度也得以提高。潮汕的游神赛会俗称为“迎老爷”（或“营老爷”，营即游行之意），而“老爷”则是潮汕人对各路神祇的称呼，祭神被称为“拜老爷”。

潮俗对神庙不论规制大小，统称其为“老爷宫”，而百姓家里的神龛以及各行各业拜行业神的神龛，则被称为“老爷龛”，“老爷”本是能左右人命运的官长或主子，精明的潮州人将各路神祇视为“老爷”，说明“老爷”在其心目中的尊严和威严，讨好“老爷”总是没有错的，说不定还能给自己带来某些好处与利益。按照陈泽泓的见解，“尽管有‘拜老爷’之笼统说法，仔细推敲起来还是有区分的，被称为‘老爷’的神，往往是生前就被老百姓称为‘老爷’的地方长官或国家重臣。潮汕崇祖的安济圣王、三山国王、双忠公……都是生前对地方有裨益的官员或忠烈之臣。另有一类与‘爷’字有沾边的，如七月半的盂兰会祭孤魂野鬼，也叫‘拜孤爷’，这是习俗的延伸……职小而权大的，如‘土地爷、灶神爷’，也只能称‘爷’。而拜祖先、拜佛，都不叫‘拜老爷’。称神明为‘老爷’，既是封建等级社会在信仰崇拜上的折射，也是百姓对这些老爷的怀念，对他们在天之灵造福一方的祈望。正是出于这种直接的功利动机，使得潮人民间对神灵崇拜之风尤为普遍，造神的欲望也特别强烈”。[73]

“迎老爷”通常在农历的正月或二月举行，有的地方是一年一“迎”，有的地方则是三年或六年乃至于十二年一大“迎”的，各地所“迎”的老爷也不尽相同，有迎福禄寿三星、观音、城隍神的，也有迎妈祖、三山国王的。其实，广东的三大民系都盛行游神赛会，而以潮汕地区为最，游神本是为了驱鬼消灾，后来又加进了喜庆娱乐的内容，娱神又娱人，热闹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