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广府民间信仰文化的历史之流

最能代表岭南文化特征的是广府文化。广义的“广府”通常指的是使用粤语方言地区的汉族族群。狭义的“广府”大致指明朝开始设立的广州府的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广州、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中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花县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等地及珠三角周边的粤西、粤北部分地区和广西东南部。简言之，“广府文化是以使用粤方言为语言特征，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以及珠江三角洲周边的粤西、粤北部分地区的民系文化”[1]。广府民系亦是学界公认的岭南三大民系中最早形成的居民共同体。

当然，广府文化的中心无疑是广州，广州现在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性交通枢纽，拥有四五千年的人类活动历史和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长期以来都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也是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因此，在溯源广府的民间信仰之流时，总是要牢牢地把握广州作为广府文化的中心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

一 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

广东省面积最大的平原就是珠江三角洲，珠江可谓广府人的母亲河，以及广府民系的文化命脉。珠江有北江、西江与东江三大支流，珠江水系北有南岭横亘，南临大海，自成一体。珠江三角洲是华南地区最大的三角洲，地处广东中部沿岸地区，濒临南海，气候温和，属于亚热带气候，终年温暖湿润，这里土地肥沃，植被繁茂，河湾港汊众多。自然环境比较好。要说明的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是晚至明代才逐渐形成的，因此在秦汉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方还是汪洋大海。在珠三角境内，历史学家通过考古发掘证明了最原始的本土居民为越人，稍微靠东面的是瓯越与闽越，靠西边接近今广西的是骆越，而分布在珠三角今广府中心地区的主要为南越人（学者普遍认为他们就是广府人的源头之一），所谓“百越”只是“越”这一民族群的统称。从前人们往往认为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与黄河、长江水系密切相关，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人们越来越认同中华文明的多源头说。其实珠江流域也算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区域之一。

先秦时期，广府地区所在的区域几乎不见于文献记载。商周以来，由于本地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习俗与中原地区迥异，因而越地被中原政权与民众视为“蛮夷之邦”，常可见诸如“越人跣行”“越人被发”“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之类带有鄙夷意味的史料记载。越人“断发文身之俗”的史料反映出彼时越地尚存蛇和鳄鱼等图腾崇拜的遗风遗迹，但这些图腾崇拜其实不仅存在于广府，在粤地的其他地区也均有深厚的历史传统。

越人先民对巫鬼信仰的崇拜由来已久且广为人知。古越人相信万物有灵，以万物有灵为基础的原始信仰虽具有普遍性，但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岭南河网密布，越人先民维持生存的手段一般是捕鱼拾贝，因为水下世界神秘莫测，所以他们相信下水时在身上若文上鳞片等图案，就能让水里面的怪兽认自己为同类而不加以攻击，进而能平安返回地面，这或许是越人“断发文身”之缘由。

此外，巫鬼信仰是基于万物有灵而来的原始信仰，这亦是越人土著的原始信仰之一，当然也是广府地区民间信仰的源头。由于岭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中原开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古越人还是处于原始的部落状态，并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外来信仰的传入是随着中原的四次规模较大的移民而发生的。第一次是秦朝时期屠睢带领的50万将士及后期任嚣、赵佗所带领的士兵和被流放而来的犯人，这是岭南地区汉越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流与碰撞，移民中所带来的信仰也多是中原人自己的原始信仰，如火神祝融于此时来到岭南。《吕氏春秋·四月》有注云：“祝融，颛顼氏后，老童之子吴回也，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官之神。”如社神，早在《诗经》中就有社祭的记载：“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

秦汉时期，尽管包括广东在内的岭南地区逐渐开始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但此时的岭南一带仍为化外之地，移民在数量上属于少数群体，当地居民的信仰仍以原始信仰为主，信鬼尚巫之风依然盛行。如《汉书·郊祀志》载“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始用焉”。此处的“鸡卜”是越人常用的占卜方法。除“鸡卜”外，还有“鼠卜”“米卜”“牛骨卜”等类型。需要指出的是，秦军南来以及赵佗的南越立国，以广东为代表的岭南之地自此开始归在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的中央王朝的“大一统”领导之下。赵佗所实施的“和辑百越”的政策，无疑促进了中原移民与南越人的融合。

第二次大规模的中原移民发生在汉代，汉武帝平定了南越国后，在广信[2]设置岭南的行政中心，大批的移民也随之涌入广信地区。尤其在两汉之际，由于战乱，北人南迁，广东人口成倍增长。汉末天下大乱，三国孙吴政权进一步地经营岭南，除了北方移民，又有大量来自楚、吴地区的移民。此时汉朝的文明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中原文明，北方的“石敢当”[3]、太乙真神（即真武、北帝）等民间信仰随移民一同南下，可谓中原民间信仰的南迁。南下移民带来的信仰在来到岭南后又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北帝[4]在进到南方之后变成了水神，火神祝融在进入岭南后也成了水神，这样的例子在民间信仰的神灵中不胜枚举。正是在汉朝后，越人信仰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削弱，越人的原始信仰也渐渐地与外来信仰相融合，逐渐演变为新的具有岭南地区特色的信仰。

二 魏晋至隋唐时期的民间信仰

因避战祸，自汉末至两晋时期出现了中原人南移的又一个高潮。尤其东晋十六国时，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大移民，更多不同口音的人群来到江南，而江南地区的人，又有人移民岭南或者到岭南充军、屯垦、任职等。明嘉靖黄佐的《广东通志》说：“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5]《广东通志》还援引《交广记》：“江、扬二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6]在这次移民潮中，移民以“衣冠望族”为主体，且多以家族为单位，举族迁移。北人南移，无疑加快了北方社会风俗及信仰的南迁，这使得岭南地区的社会风俗逐渐向中原地区看齐。如以孝悌和贞节为基本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逐渐影响岭南，“其流风遗韵，衣冠习气，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7]。

外来信仰进入岭南广府地区的方式除了北人南下移民之外，还有外来宗教（如佛教）的传入以及本土宗教（如道教）的传播。自东汉三国之交佛教传入交州后，进入粤地的外国僧人渐多。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佛经翻译家安世高经海路到广州再北上后，外国的高僧陆续到广州传播佛教。东晋时期，在番禺、佛山、东官郡的青山（今香港九龙）都有番僧活动，东晋隆安年间，有罽宾（今克什米尔）人昙摩耶舍，亦称法明，在广州译出《差摩经》一卷[8]。

南朝时期，到番禺的外国名僧更多，今天广州的六榕寺和光孝寺均修建于南朝时期。除修建佛寺外，外国僧人更主要的是从事佛经翻译，这些宗教活动都对岭南地区民众的信仰有很大影响。佛教的传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信仰结构，特别是当地的民间信仰。自佛教传入以来，佛教中的神祇纷纷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老百姓还结合自己的理解对佛教神祇的形象加以改造，并对其功能加以选择和扩大，形成了一系列的民间信仰神祇，如观音信仰在民间信仰中的改变尤其突出。观音在佛教经典中本为男相，后在南北朝时期逐渐变成女相，而后更是兼具了生育、求子等多种多样的功能。观音信仰在岭南有着极其广泛的信众，是广府民间信仰中信众数量最多的神祇之一。佛教诸神中除了观音，还有十八罗汉、四大金刚等神祇进入民间信仰神祇的队伍中来，在广府民间信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道教对岭南地区的民间信仰影响也很大，道教历来从汉族民间的神话传说以及民间名人中吸收神祇，同样道教神祇也在民间信仰中被民众供奉、崇拜，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西晋至唐代，有一批中原的专职神灵，如五帝（五岳神）、五谷神（五仙）、禾谷夫人、西王母、花王父母等神仙落户岭南。”[9]在道教的影响下，广府地区出现了许多男神和女神，如葛洪和葛洪的妻子、女针灸家——鲍姑和罗浮山主管长寿的女仙——麻姑等。两晋至隋唐时期，随着中原男神女神的传入以及岭南地方神的产生，岭南民间信仰中神祇的数量大大增加，神祇的职能也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或治痘、催生如西王母[10]，或治病如鲍姑，或保佑农事如禾谷夫人[11]。两晋至隋唐时期岭南地区的民间信仰逐渐趋同于中原地区。

三 唐、宋、元时期的民间信仰

唐、宋、元时期可谓岭南民间信仰的大发展时期，各路神灵陆续涌现出来。唐宋时期，广府地区的神谱出现了扩大的态势，一方面是外来神继续传入与逐渐地方化，如天后（妈祖）、康公等；另一方面则是本地神的不断涌现，如道教八仙之一的何仙姑、生育女神金花夫人、绣工神卢眉娘[12]、铁匠神涌铁夫人等。

这一时期，许多民间神灵被纳入王朝祀典并加以祭祀。如广府地区著名的水神南海神从隋开皇年间起就受到朝廷敕封，在唐代被封为“广利王”，南宋绍兴年间的封号更有十一字之多——“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随着南海神崇拜的日盛，其夫人也蒙荫受封，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被敕封为“明顺夫人”，“明顺者，王之夫人，皇祐所封号也”[13]。

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变化，民间信仰适应社会变化也出现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新的神灵出现。众所周知，唐代商品经济就整体而言，比前朝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随着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各种行业的行业神涌现出来，如绣工神卢眉娘、铁匠神涌铁夫人[14]。二是“各路神灵出现整合的现象，此方面是官方对民间信仰的整合——用儒家伦理对民间神祇进行整合并纳入官方祭祀，并赋予其伦理教化的意义”[15]。另一方面则是正统宗教神灵对于民间神灵的整合，在唐宋时期，广府地区的女性神祇的本身故事更加丰富，融入了符合儒、释、道思想的内容，诸如金花夫人、何仙姑、龙母等女神均是如此。据学者研究：“与民间信仰的冲突与整合是佛教、道教世俗化的重要表现，并由此导致宗教神灵与民间神灵的整合。”[16]

显然，这种“整合”是双向的，如身为民间神灵的妈祖、龙母、金花夫人进入了道教宫观，同时，佛、道教的神灵则日益民间化，如“观音在南北朝以后逐渐从男相转变为女相，唐朝以后女相逐渐占主导地位，被称为观音娘娘，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千手观音、白衣观音、鱼篮观音[17]、水月观音等诸多变相”[18]。此外，一些宗教神灵单独立庙的现象增多，功利性不断增强，并拥有了满足信众需求的各种职能。

相较于唐代，伴随着整个社会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变，宋代宗教世俗化与平民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唐中期出现的由六祖慧能所创立的“新”禅宗在宋代大行其道。其修行方法更为简便，度牒的商品化等使得佛教的世俗化特征极为明显。[19]随着佛、道二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佛、道神谱中的神祇也日益俗神化，如“从观音传说中妙善公主的故事、道教八仙信仰中何仙姑的故事均不难看出民间信仰对佛教道教神灵的改造与融合”[20]。

第四次移民潮则出现在南宋时期，此时珠玑巷[21]聚集的前中原移民更进一步迁移到珠江三角洲，初步奠定了广府地区的文化基础。民间信仰神灵队伍在宋以后不断壮大，数量众多的历史名人或是贤明圣哲进入民间神祇的行列，百姓为其立祠祭祀，纪念其给后人留下的深远影响。

历史上的历次移民潮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古越人的原始信仰在不断融入中原移民信仰后成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间信仰体系。中原移民南下岭南的历史也是广府民间信仰产生与发展的历史。

四 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民间信仰

经过唐末宋元时期的造神运动，到了明清时期，广府地区的神灵体系业已逐渐完备。广府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祇与崇拜仪式均逐渐定型。明清时期也是传统宗法性国家宗教发展的完全成熟期。正是此时，关帝、城隍与文昌帝君等官方崇拜神祇在全国也包括在广府地区得到弘扬。要说明的是，自明朝中叶以来，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广东在全国的经济比重中的地位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务实重利之风在这里日渐流行开来，并逐渐成为岭南风尚之主流。但经济和生活的变幻无常又常使人感到难以掌握自身命运的紧张压抑，于是形成凡个人与家庭的大小事情均求神灵的社会氛围，民间普遍尊奉的功利神灵迅速扩张。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专门辟出“神语”一卷，历数彼时粤地的主要民间神明。清代戴肇辰的《广州府志》记载：“粤俗尚鬼，赛会尤盛”，而广东各路神祇的诞日或祀日也渐渐演变成为民间的节日和庆祝的日子，以至于“所称会者，无月无之”（戴肇辰《广州府志》卷一五，舆地七“风俗”）。吴震方的《岭南杂记》记载：粵人“凡遇神诞，举国若狂”。

这种情势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之时。如《时事画报》上登载的两则关于清末民初民间信仰的新闻：

香山县城，每届城隍诞醮会，热闹异常，数日间靡费至二千余金。该款由石岐、澳门两埠及各乡捐签。日前经二三开通绅士，传现年值事到局集议，拟加撙节，免耗巨资。讵有值事某店，竟敢阳奉阴违，串同一二劣绅，籍称城隍系一邑祀典，仍往全属照常索捐，而议定棚厂灯色各件，裁减一半。似此从中渔利，该值事得以便其私图矣。——《借神渔利》[22]

顺德北水乡，前月初酬神演戏，定到某班开演。收场后，该乡主会因亏本故，纷纷逃匿，竟不能将戏金如数交付。该班因赶下台，迫不及待，无可如何，乃将该庙之木偶神像收入戏箱，扬帆而去。之后乡人哗然，惶然，谓掳去木偶，则神无凭依，该乡便失其主。即凑欠款二百余金，克日着人来省，到吉庆公所赎回。并拟为神洗羞，日间再定该班演戏云云。——《掳神勒赎》[23]

第一则新闻反映了香山（即今中山）的城隍诞之景象。每届都热闹异常，花销靡费，有乡绅从中联合商人渔利，城隍诞的醮会热闹异常、花费千金，并且由石岐、澳门的各乡捐签。第二则新闻是讲当时的戏班把神掳走，乡里人哪怕是没有钱，也要凑合着把神给请回来，民间信仰神灵对老百姓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传统的国家宗法性宗教发生了总体性崩溃。民国时国人提倡“民主”“科学”，民国政府曾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如20世纪初期的废除旧历运动、风俗改革运动、新生活运动等），并相继制定了各种限制神祠泛滥以及取缔卜筮、风水、巫医等法规，形成了传统知识精英反对民间信仰的传统。[24]但延续了千百年的民间信仰的根基并未彻底动摇。“据佛山忠义乡志所载，单是佛山就有大小庙宇54间，广州神诞表所列神明就有40多位，金花庙所供奉的尊神达98位，东莞城隍庙所录出的神名，亦有65位。致使当局惊呼，‘无论山野乡曲之间，仍有牛鬼蛇神之俗，即城市都会所在，亦多淫邪不经之祀’，因此1928年广东省政府还下了一道‘神祠存废标准令’，其中勒令废止的神明两类31种，尚可适存的两类20种。其用心无可非议，殊不知风俗这东西不是靠一纸禁令可以兴废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