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初勋赏制度的调整与新生

从五代后期发展出的一套以内职、诸使为位阶的新武官序列逐渐成形，[73]而禁、厢军中的从军士到军官的将校、节级和长行三个层级也已分明。后者又包括地位不同、职权相统摄的不同职名，被称为“军职”，其升迁被称为“转阶级”。[74]在此情况下，武阶和军职逐渐被用以充当勋赏官号。原有的那套检校官、兼宪衔序列则作为结衔配件施之于将校兵士，朝廷通过官制调整进一步弱化这套官衔背后的特权。[75]因此，真正有激赏功能的勋赏就是由内职、诸使组成的新武阶和军职。困扰唐后期至五代的勋赏问题，在北宋前期通过这种“以新掺旧”的和缓方式解决了。

五代以来由于多次在皇帝即位和南郊等场合使用检校官、兼宪衔对将校兵士广施勋赏，这些官号遂成为与其位阶、职级相关的固定结衔。至宋初，《三朝国史志》记载：

检校、兼、试官之制，检校则三师、三公、仆射、尚书、散骑常侍、宾客、祭酒、卿、监、诸行郎中、员外郎之类，兼官则御史大夫、中丞，侍御、殿中、监察御史，试秩则大理司直、评事、秘书省校书郎。凡武官内职、军职及刺史已上，皆有检校官、兼官。内殿崇班初授检校祭酒兼御史大夫。三班及吏职、蕃官、诸军副都头加恩，初授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自此累加焉。[76]

所谓的“武官内职”和“刺史已上”就是后来连成序列的宋代武选官，“军职”是禁军和厢军中各级军官。这就是说宋初军职和武选官初授时就配有相应的检校官和兼宪衔，此后还可以累加。不过，亦有“止法”，“厢军都指挥使止于司徒，军都指挥使、忠佐马步都头止于司空，亲军都虞候、忠佐副都头以上止于仆射，诸军指挥使止于吏部尚书。其官止，若遇恩例，则或加阶、爵、功臣”。[77]在这种情形下，检校官、兼宪衔实际的激赏功能已经不复存在。宋初朝廷遂在此之外探索新的勋赏方式。以军职和武阶作为勋赏称号的做法也就应运而生了。不过，其实现制度化则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

宋太祖、太宗在削平五代以来南北方的割据政权的同时，采取一系列约束将帅、严明军纪的举措，逐渐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武人跋扈、肆意妄为的风气。[78]进入承平时期，宋廷扭转了五代以来对将校兵士高额赏赐的倾向，转而出现了赏赐不足的情形。淳化五年（994）正月，右正言、直昭文馆王禹偁上奏，力陈提高讨击李继迁用兵中的军赏标准，“晓谕蕃戎及部下逼胁之徒，边上骁雄之士，多署赏赐，高与官资”。[79]可知当时的勋赏实施较少且力度不大。

宋初勋赏制度的成型有一定的过程。撰修于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武经总要》[80]称：“本朝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兼置随军赏给库，或付空名宣符，有立功者，听大将便宜爵赏，不待中覆。”[81]可知，北宋开国之后有一段时间勋赏并未制度化。如淳化五年，得知王继恩在川中御军无法后，宋太宗派遣张鉴前去替换，并交付“空名宣头”，由其用作临时勋赏。[82]景德四年（1007）七月，令曹利用去广西平叛，对于勋赏一事，真宗诫之以不宜太广，“将士立功者不须给帖付之，第据功状迁补，内殊异者以名闻”。将勋赏最终审批权收归朝廷。此事出于真宗的顾虑，“先是，雷有终平西川，给立功人帖仅七千，上以行赏太广，即失于惩劝，故申条约”。[83]这是宋真宗对咸平三年（1000）雷有终在西川平叛时大量军前勋赏做法的不满。战争仍在进行，“诏定立功将士赏格付曹利用等”，解决勋赏无据的情况，且要求前方将帅核实军功，辨别不实。[84]这是北宋初期首次较为完整的赏格颁修，即《武经总要》所称的“景德初，真宗垂意边务，始增著赏格罚条”。庆历年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充实，颁布于边州驻军，作为与律令并行的“永式”。[85]以下笔者将对这部赏格的内容稍做归纳，并将之与现存两部唐代赏格略做对比。

赏格首先是对于阵获等第的规定。“阵”是指战阵，按照双方参战情况分为三等，“以少击多为上阵，数相当为中阵，以多击少为下阵”。“获”是指战获，按照杀获和己方损失情况分为三等，“据贼数十分率之，杀获四分以上，输不及一分为上获；二分已上输少获多为中获，一分已上输获相当为下获”。[86]结合以上两项要素，评定军赏等级，“上阵上获，第一等；上阵中获，第二等；上阵下获，第三等；中阵上获，第二等；中阵中获，第三等；中阵下获，第四等；下阵上获，第三等；下阵中获，第四等；下阵下获，第五等”。共计九种情况，五个战功赏赐等级。[87]

其次，北宋庆历赏格根据等第，对统兵的都监、巡检和随军使臣的“转官”和各级将校兵士的“转阶级”。“转官”就是武阶的迁转，以上五等战功，都有对应的迁转官资。其中，第一等为七资，其下依次为五资、三资、二资和一资。将校兵士的“转阶级”，仅针对第一至第三等军功，将校与节级、长行兵士的所转级数又有不同。副都头兵马使以上的将校第一等给予“三转”，第二等为“二转”，第三等为“一转”；而长行军士至节级，第一等军功给予“五转”，第二等为“三转”，第三等为“一转”。[88]未以第四、五等军功得到勋赏的将校兵士，则可以领取“绢三匹，钱三贯”和“绢一匹，钱三贯”的物赏。第一至第三等在得到勋赏之外，也有物赏，“绢十匹，钱十贯为第一等；绢七匹，钱八贯为第二等；绢五匹，钱五贯为第三等”。[89]

再者，庆历赏格规定了勋赏颁授程序。军头、十将以下的节级和长行军士的“转阶级”由“属处牒补讫奏”。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的将校，“先用此例给付身功状凭牒，奏乞降宣”，而高级将官军都指挥使以上则要“奏取朝旨”。[90]至于“转官”，《武经总要》所载的“赏格”并未明言，按照当时的选举制度来说，应该同样是将功状凭牒上报，等待朝廷处分，经过三班院、枢密院等完成转官程序。

与唐代军功赏格相比，宋初的这部赏格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一，区分立功者身份，分别授赏。唐前期的开元“军功格”规定按照将士战获情况，分别授予五转至一转的勋官。军将立跳荡功和殊功，则根据已有官资得到加阶或放选等优待。普通兵士立下这两种军功后也能得到常勋外加转的待遇。[91]唐后期会昌年间修订的“赏格”，则不再区分将校兵士的军职区别，根据战功等级，结合是否有或已有勋赏官衔的情况，授予相应的检校官和兼宪衔。由此可知，宋初赏格区别立功者身份予以对应勋赏的特征最为明显。而实际上，不管是宋代军职还是武阶，都比唐代勋官和武官等级要多，使得实际得到勋赏的等级更细。这就使得统兵武阶官和各级军校军士都能在其原本身份序列中迁转，避免了唐前期大量勋官颁授给予铨选带来的压力，也不会出现唐后期以来的将士检校官和兼衔泛滥的情况。其二，勋赏与物赏并行，低级军功仅给予物赏，减少受勋赏人数。唐开元“赏格”对于“获生”有物赏，标准为一口“酬获人绢十匹”。会昌“赏格”则根据所获生口的军中职级身份，分别给予从三匹至三百匹数量的赏赐。[92]这表明当时赏格向务实性迈出了重要一步。[93]宋初赏格中物赏成为基础赏赐，贯穿于所有等第。

宋初勋赏实施情况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仁宗宝元、庆历年间与西夏开战之前，勋赏的授予面不广。大中祥符九年（1016）九月，曹玮在平定“宗哥唃厮啰、蕃部马波叱腊、鱼角蝉”等寇边后，上报战况，“官军被伤者百六十人，阵没者六七十人，其立功将校、使臣凡百三十九人，望赐酬奖”。[94]宋夏战争爆发后，因战事拖延和涉及将士人数增多，勋赏授予面扩大，但未致泛滥。如宝元二年（1039），当鄜延路前线作战时，西头供奉官、门祗候马遵引兵夺回被俘虏的寨主和人数众多的军民。朝廷对主帅范雍所申报的马遵战功，仅给予东头供奉官的“转官”。这被富弼上疏指为所赏太薄。[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