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从古至今都是由诸多拥有世居家园的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作为多民族国家，必然要对民族进行治理。而治理的前提与基础，是要对治理的对象有所认知。本书通过对明清云南所修省志的深入剖析，研究明清王朝官僚体系之内的官员、知识分子对云南民族认知的演进过程，探讨对民族的认知如何成为国家西南边疆治理的基础，差异性的民族认知如何导致差异性的国家治理，而国家对边疆的差异性治理又如何影响对云南民族认知的进一步发展，揭示民族认知在明清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作用。

明代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土司制度在云南完善与取缔并存，这是明代国家政权对云南民族认知与边疆治理最关键的两个时代因素。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在风俗志中对云南各地民族的差异认知、正德《云南志》对景泰志的继承、万历《云南通志·羁縻志》及《滇略·夷略》的创制，再到天启《滇志》创制新的方志体例《种人》来集中收录有关民族认知的内容，明王朝对云南民族的认知有一个数量增多，内容丰富，地域拓展的演进过程。其认知注重于对民族称谓、分布、外貌服饰、饮食居住等表征信息的收集与整理。明代对云南民族的认知，采取以汉族移民区为依托，一方面深入认知在移民区以内的非汉民族；另一方面接触认知移民区周边民族的墨渍浸染式的民族认知模式。采用这种模式进行的民族认知，呈现出内部深化完善、外部边缘拓展，由内而外力度逐步减弱的圈层差异。而以这种圈层化的民族认知为基础，云南的治理呈现出内边与外边政区分野及对内、外政区差异性统治的特点。

康熙《云南通志》中有关云南民族的记载，是清前期国家对云南民族认知的反映，其内容是对天启《滇志》的沿袭，反映了清前期对明末云南民族认知的继承。而在皇族为非汉民族，所持民族观与明代有所不同的基础上，以蔡毓荣、刘彬等为代表的清廷云南官员、知识分子对土司问题的深入思考，表明这一时期对云南的民族认知，已经透过表面进入了对具体民族问题思考的阶段。雍正时期进行的改土归流是清中期国家西南边疆治理重大举措，改土归流在滇东北与滇西南所呈现出的不同流程与成效，反映了民族认知与治理存在偏差与否对国家西南边疆治理的不同影响。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既是以前期的民族认知为基础，又对其后民族认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雍正《云南通志·种人》的相关记载正是这种认知与治理互动关系的反映。在民族认知深化基础上，乾隆年间进行的云南行政区划调整，特别是直隶州、直隶厅的设置，是国家治理政策针对边疆民族特殊情况而进行的调适。嘉庆时期，云南官员采取了区域划分的差异化治理策略，在不破坏民族多样文化多元社会的同时，深化了民族治理，推动边疆统治体系与内地的统一。道光《云南通志稿·南蛮志·种人》通过资料汇集的方式，形成了清代对云南民族认知最全面丰富的资料体系，清政府对云南民族认知不断深入，民族支系划分逐步增加。清代采取的“由熟及生—由生变熟—再次由熟及生”的链条式认知模式，以更积极主动的态度认知云南民族，形成了更高效、地域拓展更为明显的民族认知演进发展趋势。

清政府在明代民族认知基础上，通过方志种人志的修纂，对国家西南边疆的疆域与民族进行了清点与确认，通过“以人确地”的国家构建方式，体现了民族认知对于国家疆域和民族形成的重要意义。对云南民族的认知是西南边疆民族治理的基础，而国家的边疆民族治理也会对民族认知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影响，民族认知的演变又会促使国家治理政策作出调适。这一边疆民族治理的逻辑链环正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