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受北京大学指派来协助创办广东大学

在当时的全国大学中，北京大学对国立广东大学初创时期的帮扶应是最多的。《申报》曾刊文：“广东大学此次成立，北大常局，颇尽扶助之责，最近复商定彼此交换教授，以相联络，下学期起，北大已决定派周鲠生、王雪艇 [20]、皮宗石、石瑛诸教授，任广大 [21]教职……”[22]北大与广东大学相隔数千里，为何如此热心派出王世杰等巨擘前来扶助？是否因两校同为“国立大学”之故？

（一）北大之帮扶并非由于两校均为“国立大学”

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初创之时，全国的国立大学有16所 [23]，但是各校之间甚少联络，使得对国家教育方针大略等事宜进行商讨颇为不便。北京大学作为当时全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建校已有26年历史；蔡元培先生在任期间（1917—1927年，实际掌校约6年）倡导的“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及蔡先生对大学的定位——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使北大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 [24]，在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中一马当先。北大作为国立大学中的模范与表率，对同为国立大学的广东大学的创办提供帮助，乍一看似乎顺理成章，实则不然：北大当时隶属于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管辖，由北洋财政部拨款，而国立广东大学则隶属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前身——“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由孙中山先生统领，此“国立”非彼“国立”。两所学校虽均是一国之内的公立大学，却不在同一政府管辖之内。因此，北大的乐于襄助，并非是受命于政府，而是北大自愿自发而为。

（二）建立“大学共同体”，共同抵制北洋政府腐败的制度律令是北大之帮扶的主要出发点

北大这种“自发而为”，虽不受命于政府，确也因两校处于一国之内、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而促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战事频繁、国库空虚，包括北大在内的许多学校都无力向教员支付工资，导致教授出走，大学频频停课，“教育风潮”不断。当时的民国报刊有这样的记叙：“一般政蠹又施其鲸吞蚕食的手段，把已经稍有成绩的教育，或为抢夺地盘，或布置私人，弄到学校停顿，以至于坍台”，[25]全国教育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当时的北大作为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的云集之处，对北洋政府的腐败统治充斥反对与不满情绪， 1925年的“北大脱离教育部事件”便是北京大学在部分教授领导下反对北洋政府统治的高潮和直接后果。国立广东大学则是华南第一所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综合性大学，在南方的地位与北大在北方的地位旗鼓相当。北大自蔡元培先生视事起，便推崇“教授治校”，由知名教授组成的评议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对各项重大事项有决定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大的进步教授们积极推动这两所南北两方最具代表性的大学加强联络与学术交流，彼此派驻交换教授，共商教育大计，是有志于使两校乃至使全国各国立大学形成“大学共同体”，共同抵制北洋政府统治下各项腐败落后的制度律令。

北大这种建立“大学共同体”以“共克时艰”的愿望，有其发起设立“国立大学联合会”为证。1924年6月，在北大拟派出王世杰、周鲠生等先生作为驻广东大学的交换教授之前，广东大学易培基教授曾代表邹鲁校长提议，由北京大学、广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所大学发起国立大学联合会。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静生及易培基教授三人为筹备员，办理起草组织各事项，并拟通知全国各大学派代表出席成立大会。该会拟首先解决庚子赔款用途，其次探讨改进校务、交换教授等事宜。[26]在1924年北京大学反对教育部《国立大学校条例》时，评议会委员李石曾提议“现由北大、师大、广大发起大学联合会，可由该联合会共同商酌办法，以暂代教育部所拟之大学条例”。[27]由联合会这一“大学共同体”所拟定之新《大学条例》取代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条例》，此即北大拟联合广东大学等各国立大学，共同抵制北洋政府统治的一个例证。

除团结协作共同抵制北洋政府这一原因外，希望进一步扩大北大的影响力、发扬北大的教育主张，应也是北大帮扶广东大学的出发点之一。此外，由于对北洋政府有着种种不满，北大此次帮扶广东大学，应也暗含着其对孙中山先生所建广州政权的肯定。北大与广东大学的交换教授制度在此种背景下应运而生。非常遗憾的是，1924年8月，王世杰等一行人因种种原因离开了广州，[28]未能实现交换教授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