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王世杰与中山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为国立广东大学各项规章制度基础之奠定、师资和经费之延聘和筹措，尤其是法科的学制和课程之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协助将当时最先进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之引入广东大学法科，并促成法科图书馆的储备之极大丰富。王世杰是中山大学早期的筹备者、初创者、奠基者之一，他百忙之中远赴广州参与中山大学的筹备，为中山大学及中大法科创设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不应被遗忘。
[1]. 杭立武：《王雪艇先生事略》，载朱传誉主编：《王世杰传记资料（一）》，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2]. 参见《王世杰日记》1974年11月13日内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扫描版。
[3]. 参见《国立广东大学概览（一九二四年度）》，“学制课程”第25~28页；《法律学系课程指导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9月21日，第3版。
[4]. 参见薛毅：《王世杰传》，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5].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25号，1924年9月10日，第38页。
[6]. 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18页。
[7]. 参见《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4月23日，第1版。周鲠生与王世杰于1924年4月的六系（物理学、国文学、英文学、法文学、政治学、法律学）系主任改选中分别当选政治学系、法律学系之系主任。
[8]. 参见《法律学系课程指导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9月17日，第3版；《政治学系课程指导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9月19日，第2版。
[9]. 参见《政治学系课程指导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9月19日，第2版。
[10]. 参见《法律学系教授会布告（一）》，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0月13日，第1版。
[11]. 参见陶英蕙：《王世杰》，载《珞珈》第112期（1992年7月），第2页。
[12]. 王世杰：《辛亥首义成功的主要原因》，载《湖北文献》1976年第41期，第15页。
[13]. 参见《王世杰日记》1939年4月18日内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扫描版。
[15]. 关于稽勋留学生，参见李少军、卢勇：《民国初年的稽勋留学生述论》，载《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李永：《1912—1913年民国稽勋留学生派遣始末》，载《兰台世界》2015年第13期。
[18]. 参见胡适：《评〈孙文学说〉》，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31期，第2页。
[19]. 参见胡适：《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知易行难说”述评》，载《新月》1929年第4期，第84~98页。
[21]. 本章中“广大”“广东大学”即“国立广东大学”的简称。
[22]. 《北大与广大交换教授》，载《申报》1924年7月1日，第3版。
[24]. 参见程斯辉：《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
[25]. 时钦：《广东大学与北京大学（四）》，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3日，第10版。
[26]. 参见《国立大学联合会之发起》，载《申报》1924年7月1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