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宇文融在世时事功煊赫一时,身故后名声遗臭万年。搁置道德争执暂且不论,我们会发现宇文融身负的众多职务——括户使、括田使、覆囚使、勾当租庸地税使、劝农使等,它们不是正式官职,却是宇文融建立事功的权力保障;它们没有品级,却赋予宇文融难以估量的实权。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这些职务有三大共性特征:
首先,职务都来自皇帝的信任。宇文融与唐玄宗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唐玄宗将他视为自己人,高度信任,不断赋权;宇文融依附于唐玄宗,言听计从,才能持续争取权力解决新问题。
其次,职务设置的目的是解决棘手难题或者监管死角。正式衙门层级分明、制度严明,用文山会海来处理政务,他们的变化完全跟不上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一大特征就是保守性,制度设置相对稳定,而变化的现实呼吁创建新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机构。而创建新机构面临设官置职、配套官员、协调与体制关系等问题,困难重重,设置新机构本身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皇帝迫切要解决问题,指派官员临时处理,更简单直接,也更有成功的可能。
最后,担任临时职务的人,最为关键。临时任务的难度显而易见,临时职务的职权是不固定的,注定将要不断调整,这就对担任临时职务的人提出了高要求。士大夫虽然抨击宇文融,但也承认他“明辩有吏干”。在括户运动中,宇文融表现出了知人善任、敢想敢干、精明强悍等优点。唐玄宗也深谙此理,授予了诸多特权,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不断破格提拔宇文融等人。简单说,宇文融的这些职务都是因事找人,选贤任能,事毕则罢。有学者将类似的职务定义为:“举凡常以他官去充任,没有官品的实职官位,都是使职。”
唐朝不是使职的创始期。早先时候,君王就开始派遣亲信临时解决问题,比如诸多的差使、钦差等,都是短暂行事,且没在历史车轮上镌刻下痕迹。真正将使职固定化、普遍化,开始于宇文融。宇文融括户是唐代政治体制演变的“关键点”,虽然个人没有善终,但他开启的使职化行政倾向为之后的帝王所继承。
使职可以让皇帝随意绕开既有体制,甩开官僚集团,选拔看中的人才,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它极大地扩张了皇权,提高了政治体制的弹性和灵活度,能够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现实。宇文融以总领国家财政的方式,打通各个环节,灵活机动地处事。唐朝中后期干脆设置了度支使、盐铁使、户部使,分掌财政,就是在宇文融思路的启发下,按照财政收入来源对国家财政进行划分。北宋在这三使之上设置“三司使”,统领三使,完全架空了宰相,人称“计相”。同样,知府、知州、知县乃至总督、巡抚等宋朝之后人们耳熟能详的官职,其实都是使职。朝廷下放官员临时负责地方事务,得名上述官名,他们的本职工作可能是翰林学士、内阁中书、右副都御史、兵部侍郎等。本职官位只是确定他们的品级,明确他们的待遇,他们的实权和前途都来自使职。
官制的使职化,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一大特征。唐朝之后,历朝历代频繁任命使职。当使职制度化后,就变成了正式官职,成了自己当初的“革命对象”。帝王就开发新的使职,来覆盖已经僵化的旧使职,最典型的就是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明朝皇帝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提拔一些亲信才俊作为内阁大学士来协助处理政务。几百年后,内阁大学士俨然成了新的宰相,暮气深重。清朝皇帝于是成立军机处,提拔亲信担任军机大臣,又架空了内阁大学士。终清朝一代,军机大臣始终是一个使职,是一份临时的差使。
使职浪潮,名目各异,永恒不变的是皇权的自由洒脱。皇帝对使职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还能解决现实问题。当唐朝官僚集团将宇文融贬死天涯海角多年之后,唐玄宗还对他念念不忘,对宰相说:“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贬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你们都说宇文融不好,那么现在国家缺钱,你们能像他那样给我筹来钱吗?)
权力的需求,导致使职制“临时”了上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