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工作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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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当代青少年心理特点

一、埃里克森关于青春期的研究

埃里克森认为青春期体现了童年期向青年期发展的过渡阶段。他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等问题。自我同一性是一种关于自己是谁,在社会上应占什么地位,将来准备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努力成为理想中的人等一连串的感觉。角色混乱是指无法正确认识自己、自己的职责、自己承担的角色,主要表现为不能选择生活角色。

马西亚将同一性状态细化,分为四种类型:获得型,延缓型,早闭型,弥散型。同一性获得,是同一性发展中最成熟的状态。同一性获得的大学生经过积极的自我探索与思考,已经明确了个人的价值观、目标、发展方向和生活的意义,获得了内在的成长动力。他们通常是思想成熟、喜欢思考的人,表现出较高的自主和自尊水平,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潜力,能对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积极探索,主动解决成长中的困扰,主动适应外部的环境变化。因而,他们能够不断战胜成长中的各种挫折,以积极的心态向人生的目标迈进。

同一性延缓状态的学生正处于积极的自我探索之中,他们试图从无数的可能性中对个人的职业、价值观、人际关系等方面做出选择,但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断性投入。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焦虑水平,并通过拒绝、发泄和认同来控制焦虑。此外,他们还表现出对经验高水平的开放性。

生活中常常会见到这样的学生,因为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定位、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感到迷茫和困惑。延缓期对大学生来说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他们必须从多种选择中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社会转型阶段,由于旧的价值体系被打乱,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确立,青年的自我同一性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难以获得价值观、信念和行为的内在一致性,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探索。所以,通过各种正规的教育制度、实习制度、职业培训等,能够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可以将内心的矛盾和困惑进行反思和沉淀,进行权衡,决定取舍,再加以整合,从而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在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

同一性早闭比同一性扩散要好,处于这种状态的学生对同一性的探索提前结束,他们没有对有关自我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过思考,对自我投入的目标、价值、信仰反映了父母或其他权威人物的希望。马西亚认为,过早自认是一种较低级的同一性状态。作为同一性的一种解决方法,处于这种状态的学生很少思考认定的选择是否适合自己,通常只采纳来自父母的唯一一套价值观和目标体系。这是同一性形成过程中的一种中断,是过早地将一个人的自我意象固定化,从而阻碍自我确定的其他可能性的发展。

处于同一性早闭状态的学生具有以下特点:过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极力寻求他人的认可,可能十分尊重权威;自我评价建立在他人所承认的基础上;与其他青少年相比,较易附和他人而缺少自主;对传统的价值观感兴趣,很少会自己思考,在遇到紧张的认知任务时,难以做出灵活的和合适的反应;喜欢有组织、有秩序的生活;倾向于与父母保持密切的关系,并采纳父母的价值观,如高考志愿的选择、职业的选择、异性朋友的选择等。在权威结构下,他们的投入程度比较高,往往表现得非常努力,是教师或者家长眼中的“好学生”“好孩子”。由于父辈的价值体系往往会与现实存在差异,一旦生活的航向脱离了原有的权威系统,当以独立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人生之旅时,由于缺乏自主探索的精神,他们通常会表现出高水平的专制性、低水平的自主性和外控的行为方式。他们往往使用防御性的自恋来维持自尊,因此在未来的成长中可能会经历更多的内心冲突。

同一性扩散是最不成熟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大学生对自己的探索是肤浅的,或者根本就没有过对自己的探索,并缺乏对明确价值观和目标的投入。他们或是不能理解自己,对自我缺乏清晰的同一感,自我评价偏低,自尊心不足;或是因自我认识和别人对自己的认识不一致,而产生困惑和苦闷的情绪;或是对生活与工作缺乏热情,生命价值迷失,难以承担自己的生活责任;等等。如果大学生自我同一性扩散,就会迷失个人方向,失去进取精神,造成精神没有支柱、生活没有目标、学习没有动力,出现退缩、自卑、消极等不良人格特征,导致人际交往障碍,甚至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表示怀疑,成为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二、教育中的“互联网革命”

近5年来,关于青少年研究的主题越来越丰富,数量也越来越多,如心理层面、文化层面、体制、价值观、网瘾的研究。其中研究网瘾的文献,2016年和2017年是比较多的,2018年开始减少了,呈下降趋势。随着智慧生活的到来,人们对“网瘾”的看法和态度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可怕”了。

“人机合一”的时代要到来了,尤其是5G出来之后,联想公司推出了智慧课堂,在课堂上,每个学生都有一台平板电脑与大屏幕关联,学生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在上面做题,教师可以随时切换到任何一个学生的端口进行个性化辅导,这叫智慧教学教师。

过去的几次互联网革命(包括2G、3G、4G),其他行业都被影响了,却都没有撼动教育业。互联网技术的革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出行方式,如4G的出现使二维码支付迅速普及,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智慧教学是5G互联网革命在教育方面的产物,然而目前还没有普及,教师依然在黑板上进行板书,有的乡村学校还没有用上投影仪。

5G时代的来临,教育将会成为改革重点,中国也不例外。不仅是要减少“网瘾”问题,而且基本上会被解决,到最后没有这个概念。

三、游戏背后的心理现象

每一个孩子在他的心理发育和成长的历程中,都要进行社会化的模仿和学习,他都需要通过在游戏中体验不同的角色来完成。这个“游戏”不只是电脑游戏和手机游戏,还包括其他一切游戏。比如,幼儿园的小朋友会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过家家”,或者是听妈妈讲故事。在没有人一起玩的时候,自言自语,玩玩具,都是游戏的一种方式。在游戏里,孩子通过故事体验了角色,就学习到了许多社会技能,丰富了社会化教育。

游戏是孩子很重要的学习方式。在如今学习的大环境下,为安全和卫生着想,孩子的游戏项目越来越少,以前玩的和泥巴、躲猫猫、丢手绢等游戏都不常玩了。以前因为玩游戏打掉牙的事例有不少,但对现在的家长来说这可不得了,是必须要禁止的。在对安全和健康的高要求下,很多传统的游戏正在慢慢消失,转换为新的游戏形式。手机游戏就是现代游戏的一种,孩子不会受伤,设置好了能安静地玩大半天。

我曾做过这样的实验。在一次旅途中,家长抱怨孩子太喜欢玩手机和电脑游戏了,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些家庭互动的游戏,想观察一下孩子能不能放下手机。当我们在玩游戏时,孩子很愿意一起参与,这说明他更愿意玩真人互动的游戏。我们不是非得喜欢互联网,我们其实更喜欢“心联网”,有真人在的时候,才不会选择对着一个机器人。

这个实验说明我们的孩子在心理发育的过程中,正常的游戏过程被剥夺了,而他们的需求还存在,但又没有办法被满足,因为父母不理睬这种游戏需求,所以,当父母拿出手机玩,孩子也会模仿,拿着手机玩。

在青少年心理发展和成长的阶段,父母越没有时间陪孩子玩,孩子会变得越来越无趣,感觉学校的教育越来越枯燥,而值此电子产品非常丰富的时代,他们便容易沉浸在有趣的虚拟世界里。然而,随着这几年电子产品的普及,大家不再认为这是一个避之不及的问题了,因为很多孩子也会通过电子产品去学习,生活中还会佩戴电子产品,如运动手环。

二维码付费已成为功能性的必需工具,每天都在被使用,所以不会有人认为那是网瘾。科学以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产生,研究网瘾的趋势逐渐下降,市场空间也逐渐缩小。青少年工作也是如此,人民有需求,才会有市场空间。

青少年研究的主题多种多样,对于心理学研究方面,有学者从教育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民族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影响因素、干预和引导机制进行了大量综合的实证研究。文化学界从新闻学、文学和社会学学科视角出发,研究新媒体对青少年亚文化的影响、青少年消费亚文化、青少年青春文学、青少年亚文化的文化认同等;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社会视角研究青少年价值观的变迁和中心的问题。

针对“网瘾”这个主题,近年来转向研究青少年网络成瘾预防和矫治网络游戏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网络语言生活及其引导策略。网络的开放并不是说网瘾的问题就没有了,针对青少年上网这部分,还是有许多要注意的地方,如设置合理的上网时间来保护视力、筛选不良信息等。当“网瘾”不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时,我们更应该正视网瘾的成因及其背后是什么需求没有被满足。

四、和谐的家庭关系是一堵防火墙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亲子关系越差,孩子越易沉迷于网络。我们能够理解,犯罪少年的家庭往往是不健康的,亲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发展。在良好的关系中,青少年乐于听取建议。所以,亲子关系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保障。它是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心理工作就不容易起作用。牢靠的家庭关系能有效防止许多问题的出现。当孩子在外面遇到挫折时,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能提供一个可以倾诉的环境,也能提供支持、陪伴及帮助。

一份基于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城市心理健康状况不良的青少年占总数的12.63%,农村心理健康状况不良的青少年占比也差不多有11%。这份研究是从心理健康水平的层面去研究青少年的。我们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相对来说是单纯一点的,不像成人那样复杂。健康水平的浮动比较灵活,当我们尝试与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真诚地去做一些工作,我们与孩子紧张的关系很快就会化解,不像成人有了问题,有时候真的不容易解决。

五、青少年行为“问题”背后的心理机制

当青少年对网络的依赖比较大时,我们常常会将这个行为问题化,认为这是一种精神疾病。但我们不能直接把青少年的行为问题化、标签化,而是需要一个发展的角度,将这些行为正常化,将其理解为一种应激反应,是在非正常时期的正常表现,反映的是对外部环境的一种回应。比如,某人刚经历过地震,表现出出汗、害怕、恐惧等症状,我们不能定义为这就是焦虑症。所以,当青少年受到外部的不良刺激,如家庭忽视、人际交往不良时,会有“沉迷网络”这些行为的回应。

一个孩子总喜欢偷东西,偷完了挨一顿打。我们不能直接将此行为问题化为“小偷、盗窃犯”,归因为品德不好、心理有问题,我们更应该关注其行为背后的机制。

心理动力学认为,当一个人想获得别人的关注和爱,如果用正常的方式无法获得时,就会用不正常的方式获得。不正常的方式如吵架,好好说话时不能建立有效的联系,而吵架时,互相对骂就是一种沟通,用扭曲的方式满足了沟通和联系的需求。

对于偷东西的小孩,偷东西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和生病的原理类似。比如,妈妈一离开家孩子就生病,因为一生病妈妈就得回来。回来以后妈妈把他批评一顿,他就高兴了、舒服了。所以他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诉求。当一个人故意刺激你时,他就是为了让你回应他,若是不予理会,这个刺激就会消失。从医学心理学看,所有的心理疾病都是有意义的。

当我们用文化心理的视角去分析时,青少年的行为都可以不叫作心理疾病,都可以不叫作道德问题,也不要叫作法律问题,而是理解为在他的心理发育的过程中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没有获得的积极回应。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破解办法就是去找孩子行为背后的哪个需求没有被满足。如一个患有强迫症的人,用行为疗法训练他,不让他反复洗手、反复锁门,不让他爱干净,效果并不好。要找到他背后恐惧的机制,有没有被压抑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把这个东西解决了就行了。治标,更要治本。

类似的病态背后可以寻找机制的例子很多,比如,一个孩子喜欢虐待小动物,被发现以后被父母修理了一顿,但是没过几天又犯错误了。比如,有的孩子被批评了以后不能还嘴,说不过家长,没法通过正常的说话来表达,他就有可能表现为爱发脾气,或者是躯体化症状,如喘不上气来、得假性心脏病等。比如,一个孩子喉咙得病了,无器质上的问题,就是讲不出话来,或者只能低声讲,原来是因为家里有强势的父母,他时常处在恐惧中,正常人可以表达恐惧和愤怒,他却表达不出来,于是说话有问题了,有苦说不出,无法呐喊心中的委屈,最后可能患上哮喘。哮喘是一种身心疾病,每当他压抑时哮喘就发作了。大多数孩子的心理问题排除生物学因素,都可以从文化上寻找原因。

六、外部的文化动力因素关联法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青少年亚文化因轰轰烈烈的青年文化运动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西方社会的无赖青年、光头仔、摩登派、朋克、嬉皮士、摇滚乐、粗野男孩等诸多的亚文化更多是以反叛的形式呈现于社会,所以,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亚文化”形式之下的犯罪、暴力、颓废,甚至是反社会等负面的、消极的社会影响。当代中国对诸如流行歌曲、无厘头、大话文艺、漫画迷、网络文化、粉丝文化等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由于受到西方早期亚文化理论的影响,也存在负面研究多于正面分析的倾向。这种研究倾向是将亚文化置于主流社会的价值判断视野下进行的,主要关注其社会影响。但是青少年亚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青少年群体自发创造和传播的文化形式,其仅仅是青少年群体心理表达的一种文本而已,心理学家霍尔认为“它是青年人自我表现的场所”。所以,透过青少年亚文化的文本解读和引导青少年,应该是一种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

纵观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不难发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青少年亚文化中的“极端”与“反叛”的表现也只有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过了10年左右的历程,在更多时期里,青少年是以丰富的、独特的、多元的、新颖的、温和的文化生活方式呈现于世人。青少年借助诸多的亚文化形式,探索出属于自己的、被社会认可的、独特而积极的文化,如从嬉皮士到雅皮士、从美国黑人“嘻哈文化”(Hip-Hop)到当代街舞等。青少年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虽然有时代价惨重,但追求生命意义的心理目标,在整体上、宏观上,使青少年亚文化逐渐走向成熟。反叛不是青少年亚文化的目的,只是其中的某些部分发展得不协调和扭曲。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也曾有在街头身穿喇叭裤、手提录音机的“时髦青年”,也有留着长发、听着邓丽君歌曲的“另类人士”。然而,多年过去了,青少年亚文化的背后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温和的文化生活,是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尝试,更是对自己未来生活世界和现实生活体验的探索。许多曾经的“亚文化”形式或内容逐渐被社会主流所接受,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成分。比如,当年流行的粤语歌曲中,许多已经成为当代的励志歌曲,成为人们抒发积极向上情怀的有效形式。

青少年在其涉世未深、急于了解社会和自我时,用自己的方式去重新建构一种自己能够感觉到的、存在于内心的价值体系与精神世界,进而体验和建构自己能够有效适应的文化生活。尽管有些青少年亚文化表现得比较极端和消极,但是诸多的青少年亚文化的文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年轻人的积极行动。

当代社会,青少年亚文化虽然层出不穷,但其中的主要意义是作为一代人、一个特定的年龄群体,用他们的方式对文化的变迁与引发的精神震撼的回应。美国人类学家、著名的文化心理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的《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指出:“20世纪末,我们将走向融为一体的世界性文化的洪流之中,并且真正使做一个完全清醒的世界公民的梦想成为现实,而这正是人类现状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赫然醒目的特征。”“不论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如果在这一变化的同时未能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了解所有外来文化和原始文化,了解这些文化的成员们为人类文明做出的全部贡献。”

心理学家勒温将青少年称为“边缘人”,指出其特点是缺乏安定感、容易神经过敏和处于紧张状态,他们常常靠自己的文化来对抗成人的主流文化,以取得某种安定感。实质上,所谓的对抗就如同心理学意义上的青少年要与父母进行情感分离一样,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分离是为了从更深的意义上与父母保持更为持久的情感关系,没有分离就没有成长。反抗只是一种“空”的境地,远离价值判断,是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避开价值判断的空间进行的对话和表达,并独立地体验世界的意义。

解决儿童青少年的心理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的策略,是要从文化心理上发现其原因,这也是诊断和治疗的策略性。理解青少年的亚文化,才能看到症状背后的影响因素和内心需要。研究不良行为转变成疾病的原因,可以尝试使用外部的文化动力因素关联法。文化动力就是外部的观念、外部的行为、外部的氛围以及控制行为的因素。

用一个外部的文化动力因素分析法或者叫关联法,寻找病因、辅助诊断,从而找到方法解决痛点。这个方法仍然还是围绕青少年的心理辅导,是以青少年为主体,而不是传统的家庭动力调整、家庭教育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