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逆流怪象：理论与现实无法跨越的鸿沟
正像卢卡斯指出的那样，现实远不同于这些预测。回顾20世纪80年代，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的资本量极为有限，少得连任何现有理论都无法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卢卡斯提出了一种可能：文盲较高和教育培训程度不足等因素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质量相对较差。换句话说，与只考虑劳动适龄人口相比，如果按标准劳动力质量换算，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在劳动力数量上的差距并不显著。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政治风险”，这个词的内涵非常广泛，但主要指欠发达经济体的政局不稳定或其他因素，可能导致外国投资者难以赚取利润，甚至丧失投资控制权的有关因素。尽管卢卡斯勾画问题极为干练，但答案远非无懈可击，因为他的说法不足以解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
学院派经济学家向来不喜欢轻易放弃自己的精妙理论。当面对理论和现实脱节时，他们必然反击，而最常用的武器就是宣称现实与理论不匹配。此时，我们往往习惯于对现实吹毛求疵，担心现实能否像理论模型一样清晰直白。
卢卡斯的论文掀起了一股研究浪潮，促使更多人尝试回答：为什么国际资本流动的现实模式并不违背现有理论，相反，只要找到更好的数据，或对模型加以微调，便可解释两者的差异。比如说，多年以来，研究人员始终坚持，新兴市场存在很多导致其资本效率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因素，包括不完善的基础设施，政府动荡可能导致外国企业被改造甚至被没收，腐败程度较高等。这种说法的言外之意是，只关注有形资本与劳动力存量的比率还远远不够，根本就不足以确定：到底应该有多少金融资本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
20世纪90年代，这项研究正在进行当中，随着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走出国门，寻找高于本国的投资回报率，流入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出现了大幅增长。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抓住机会，大力吸引海外投资者，增加资本流入量，而主要形式则是债务。这些债务大多是由外国银行提供的贷款，但也包括外国投资者购买的新兴市场的政府或企业发行的债券。然而，其中一部分资本被用于当地政府的挥霍性开支和私人家庭的超前消费，而没有用于可改善长期生产率的投资（如基础设施或厂房设备）。
本书对国家或经济体的划分
在本书的大多数分析中，我们关注的经济体已达到最低的规模标准且已基本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为此，我将满足这些标准的国家或地区划分为两大类：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我们不认为这两类经济体是截然分开的两大阵营。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模糊，甚至消失。很多昔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如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由于人均收入水平在过去几十年里实现了飞跃式增长，因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事实上，正如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如果在纽约的某个机场登机，在北京或上海降落（更不用说中国香港或新加坡了），你或许会好奇地猜想，到底哪个国家更富裕、更发达呢？当然，在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都市很难代表其他大多数地区居民的生活状态。
为了区分这两类经济体所包括的国家或地区，我们以2012年实现人均收入16 000美元为分界线，并以市场汇率将当地收入换算为美元。人均收入超过16 000美元的国家属于发达国家或地区。这里有一个特例，我们将沙特阿拉伯划入新兴市场国家，主要因为其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而不代表其整体工业水平多么先进（这种分类方法也被许多国际机构采用）。新兴市场的人均收入通常在1 000～16 000美元。如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或称市场汇率）调整各国的生活成本差异，对应上述划分标准的分界线应为21 000美元。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选取的样本包含29个发达经济体和29个新兴市场。总体而言，他们在GDP、贸易额及资本流动中占到了全球95%的份额。在本书的大部分实证研究中，我们选取的经济体有：
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中国香港、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新西兰、葡萄牙、新加坡、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
新兴市场经济体：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泰国、土耳其和乌克兰。
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对外国资本进行了不理智的投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金融体系薄弱，再加上任人唯亲和腐败等，导致这些资本被输送到与政府维持良好关系的企业，而不是效率最高的企业。当外国投资者开始对某些国家的政策感到担忧时，就会停止注资，并最终撤出资金。外国投资者抽逃资金的行为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金融危机，这种情况曾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出现过。
1994年，墨西哥发生了龙舌兰酒危机（The Mexican Tequila Crisis）。1997—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发生了金融危机。在这两场危机尘埃落定之后，富裕国家的投资者开始对新兴市场移情别恋。与此同时，21世纪的脚步悄然而至，国际资本流动在总体上呈现出匪夷所思的动态，甚至与资本流动方向的传统理论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