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左岸又翻开罗锐的案卷。

罗锐，生于1968年，国字脸，高鼻梁，身材魁伟，同学称他“东北佬”。因为是同乡，罗锐警校读书时和高适、左岸走得很近。他生性豪爽，为人仗义，因为经常“仗义”过头，也有人叫他“一根筋”。

一次，高适用粮票跟学校门口的小贩换花生，小贩克扣了斤两，罗锐知道后硬是罚那个小贩赔一倍的花生，还打小贩几个耳光。小贩告到学校，罗锐落个记过处分，后来因此被分配到最偏远的农村派出所工作。

罗锐的家境和左岸有些相像，父亲去世早，一个哥哥是智障，母亲为了给罗锐哥哥看病，几乎倾其所有，经济上一直非常拮据。罗锐上学时每月还从伙食费中节约几块钱补贴家用，他后来常说在警校两年没吃过一顿饱饭。由于家境不好，加上他工作的地方过于偏僻，所以，找对象成为一大难题。罗锐的理想是在县城找个女朋友，日后成家能让小孩受到良好的教育，同时，逢年过节把母亲、哥哥接来住住。可是，城里的姑娘大都嫌他家住农村，工作单位离城区太远。几经周折，罗锐总算在城关结识一个女孩，左岸和高适还专门请了一回客，他们三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罗锐醉酒后还大哭一场。他平时泪不轻弹，那天，是悲喜交加。

罗锐的女朋友是一家商场的营业员，长得很漂亮。父母下岗后在闹市区开了一间商店，家里经济条件很好。两个人一开始相处得顺风顺水，高适还夸他艳福不浅。后来左岸听说这个女孩交友很乱，跟罗锐谈恋爱的同时还和许多男孩来往密切。左岸几次想把这个信息告诉罗锐，高适不同意。他说婚姻要缘分，缘分到了拆也拆不散，没有缘分捏也捏不成，同时，还担心罗锐的性格有些偏激，怕他把握不好惹出事来。左岸听从高适的意见，没有告诉罗锐。

一天傍晚，高适突然打电话跟左岸说罗锐出事了。原来罗锐发现女友与别的男人交往后提出与那个男人决斗，对方是城关出名的混混，对于罗锐的愤怒也毫不示弱。他们在一个河滩上见面，盛怒中的罗锐一出手就将那个人置于死地，从此他便下落不明。

追捕罗锐一直是刑警大队的重头戏，高适亲自挂帅，王四清副大队长具体负责，孔识丁当主办侦查员。左岸因为主抓现行案件，一直没有深度介入。罗锐长期没有落网，死者亲属告状不断，认为公安机关庇护自家干警，社会上也有不少附和声。高适和左岸因为都是同学，也被牵扯进去，有人写信说他俩是直接的包庇者。

左岸把案卷仔细通阅了一遍，找来王四清和孔识丁，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罗锐的社会关系并不复杂，父辈只有一个姑母，姑母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江西上班，一个在广东打工；母亲兄妹三个均在湖南老家，很少来往。罗锐小时候去过舅舅家一趟，成人后感到那些表亲看不起他这个乡下亲戚，以后就不再往来。外公外婆去世后，罗锐母亲年事已高，加之时刻需要照料残疾大儿子，十几年没回过老家。罗锐与同学联系很少，没有人和他特别要好。社会交往也很简单，知己朋友就三四个人。”王四清把罗锐的社会关系梳理了一遍。

“这些关系人我们筛过几遍，没有发现案发后罗锐与他们有任何联系。湖南我们先后去过两趟，那边所有亲戚一一做过排查，他们的确联系很少，许多人不认识罗锐。我认为这些浮在面上的关系人，不具有隐蔽性，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他们联系，罗锐更不可能，所以，围绕这些人开展工作不会有实质性效果。我们把想法向高大队汇报多次，他并不否定这种看法，但又要求我们不能舍近求远，必须盯住眼前的关系人不放。”孔识丁补充一些情况，并表明他个人的看法。

左岸从表情上能感觉出他俩所承受的压力，两年多过去了，局外人也许会渐渐淡忘，经办人的压力却在天天增加，这种感受别人无法理解。

“当我们不能判定哪条路是捷径时，把基础工作做牢做透是应该的，过去的工作虽然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但它必不可少。如果这些人能够完全排除，就是我们的工作成果，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另辟蹊径。”左岸首先肯定了过去的工作，他知道孔识丁和王四清有共识，认为需要跳出原来的思路找到新的办法。高适的做法是遵循案件侦查的程序要求，符合一般性的侦查规律。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究竟哪种想法更符合这个案件的实际，左岸需要有自己的判断。

“这个案子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大家都知道，别人猜疑也好、告状也罢，我们不要去理会。但是，罗锐是个杀人逃犯，我们必须抓住他。刑警多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应该当一个成功的‘英雄’。”左岸说着给他俩发支烟，三个人开始“腾云驾雾”。

王四清点点头，没吱声。

孔识丁沉默了一会说：“我们最窝火的是被人误解，包庇是丢饭碗、待班房的事，谁会那么糊涂？工作累点苦点算不了什么，最不能忍受的是人言可畏。”孔识丁性格内向，也很耿直。他爱读书，满腹经纶，同事称他“老夫子”，其实还是个未婚的单身汉。

“罗锐熟悉公安工作，明显的社会关系他是不会去联系的，如果在这一块花费的精力太多，我认为不会有多大效果。”王四清还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停了一下又说，“我的想法不一定正确，依你拍板为准，我服从。”“案子在你们手上这么长时间，你们的感触最深，最有发言权。”左岸说道。王四清了解左岸的风格，他态度鲜明，敢于担当。他想了想又说：“罗锐身强力壮，很能吃苦，生存能力比一般人都强，如果他躲到一个地方隐姓埋名靠体力挣饭吃，我们找到他的难度将非常大。”

左岸有个习惯，思考问题时总是拿一根香烟夹在手指间不停地转动着。他见王四清和孔识丁不再说话，便说：“凭我对罗锐的了解，他不仅讲义气而且很传统，对家庭和亲情看得比常人都重。他出走很突然，对母亲和哥哥没有做出任何安排，所以，无论他现在处境如何，家庭都是他放不下的包袱，不可能对年迈的母亲和有病的哥哥撒手不管。”

“你觉得罗锐会想方设法同家里保持联系？”孔识丁问。

“他的性格决定他不会一走了之。”左岸说。

“罗锐母亲的生活很简单，除了种地就是照顾有病的儿子，十多年前回过一次湖南娘家，以后再未出过远门。我们调查未发现她与陌生人有过接触，也不具备与外界通电话的条件，近几年没有收到过信件和包裹。”王四清把罗锐母亲的情况又介绍一遍。

“你们对过去工作的想法我看很有道理。”左岸看着王四清和孔识丁说，“从专业角度看它是‘阵地战’，完全符合这类案件的侦查程序，找不出明显的错误，但是，对罗锐这样的人可能不适用。他算是行家里手，对我们的工作套路了如指掌，低级错误不会犯，高级错误也不会轻易犯。”左岸接着又说，“联系有直接，有间接。如果罗锐与家人是直接联系，这种‘阵地战’可以发现；如果他们是间接联系，仅凭这些工作肯定发现不了。”

“我想罗锐一定‘漂白’了身份，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通过一个常人不易想到的渠道同家人保持联系。只有这样做才像一个当过警察的逃犯。”孔识丁认为。

“我也认为以前的工作方式对罗锐不适用，我还认为他现在与家人联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懂得要想让自己最安全，就要切断同所有关系人的联系。如果要联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己完全安顿下来；二是觉得这种渠道无懈可击。否则，他不会草率行事。”王四清说。

“你们想过没有，在我们抓获的逃犯中，不论他身上背负多大案件，不管他潜逃多少年，有几个在逃期间没与家人联系过？只是我们没能及时发现而已。罗锐虽然具有更强的反侦查能力，但是，他也很难摆脱逃犯所共有的心理弱点。”左岸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们为下一步工作开个‘药方’吧。”孔识丁看看左岸和王四清。

“时间长了，罗锐身上已经产生‘抗体’，现在必须换上一种全新的药才能奏效。”王四清笑笑说。

左岸摇摇头说：“时间越长对我们越有利。逃犯往往一开始警觉性很高，防范严密，时间拖长会慢慢松懈下来，暴露破绽的概率也随之增高。所以，只要我们工作的路子对了，时间长短不是问题，你们也不需要太着急。”左岸想给王四清和孔识丁减压，但王四清听了却有新的压力，感到自己对案件的一些条件缺乏辨证思维，究竟是有利和不利把握得不够精确。

“我这本‘旧书’看样子该淘汰了。”王四清戏称自己是一本过时的书。

“这么自卑，不是想当逃兵吧？”孔识丁觉得王四清的话有些不对劲。

“反正不宜再当主办人了。”王四清浅笑着说。

左岸听出他的意思，望着他俩说：“前期工作并不是错误，有即便有问题，责任也不在你们身上，耗费一些时间，但不算是走错了路，也为我们现在的判断奠定了基础。目前的观点是不是完全正确，只有等破案后才能见分晓。对案件判断总会有对有错，‘胜败乃兵家常事’。”

“我老王能吃几碗饭自己最清楚，总是跟不上趟心里过意不去，耽误了工作我自己还难受。我不是想撂挑子，而是觉得力不从心。”王四清说得很诚恳。他曾是一名不错的乡公安员，因为写一手好字被选调进公安机关，由于基层工作经验丰富，被安排从事刑侦工作。他生性幽默，爱开玩笑，像个老顽童，说起笑话没有代沟；与谁都能很好相处，不计较别人，也不介意别人计较；工作起来像一头牛，大家称他“老黄牛”。也有人把“老”字去掉，因为他经常来一些露骨的“荤幽默”，影射他是条“色”牛。这些称谓他都悉数默认，毫不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