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回
为私利明君织冤狱，赌闲气主事乱出题
（一）
王守仁到山东主持乡试去了，这一边，弘治朝最大的一轮改革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奏章一筐一筐地抬进乾清宫里。
在众多官员的奏章中，给事中许天锡上奏的内容最引人注目：依定例，地方五品以上官员每三年进京考核一次，可是在京的官员并不参与考核，这样不妥。建议对在京官员每六年考核一次，朝廷重臣则由他们自陈政绩，以定去留。
许天锡的奏折直指朝廷“庸官冗员”的弊病，如果建立起严格的考核制度，那些滥竽充数的多余官僚和政绩平庸的无能官吏将被淘汰，朝廷吏治有望改观。弘治皇帝从谏如流，立刻下诏：“两京四品以上官员自陈政绩，以待考核，五品以下官员，以后每六年考察一次。”
大明朝的弊端集中在庸官冗员、太监乱政、外戚藩王横行不法这几件事上。现在考核裁汰庸官冗员的事奏准了，许天锡大为振奋，再接再厉，又奏一本：“祖宗用宦官时不滥施恩泽，而威罚并重。内府二十四衙门及在外的管事人等都有固定员额。可现在内府各衙门的掌印、佥事多到三四十人，其他‘管事太监’多如牛毛，这帮人很多都仗势欺人，聚财敛货，刮民膏脂。像这类宦官，陛下应该降旨，命司礼监会同内阁严加考察，此后或三年一考，或五年一考，永为定制。”
奇怪的是，这道裁撤宦官的奏章递上去之后却石沉海底，没有下文了。
几天后，兵部尚书刘大夏被召进乾清宫东暖阁单独面圣。
原来朱祐樘觉得最近几年蒙古人闹腾得厉害了些，京城附近兵马略显单薄，想把两支精兵调来作为京师的左右辅卫。本来像这样的大事应该把内阁三位元辅老臣一起请来商量。可自从上回计议派兵出塞讨伐，被刘健顶了几句，后来又让李东阳教训了一顿之后，朱祐樘心里不知是愧疚还是别扭，和三位阁老见面的时候总觉得不那么自然。这次谈的又是兵事，所以皇帝只叫了兵部尚书刘大夏。
人和人在一块儿，有时候还真得讲个缘分。按说朝里这几位重臣都是刚直正派的老臣，哪一个主意都挺大，说话都挺冲。可朱祐樘和这位刘大夏还有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戴珊就特别投缘。跟刘健、谢迁、李东阳这三位阁老就觉得隔了一层似的。现在朱祐樘把刘大夏召来，把在京师建立左右卫的事儿一说，刘大夏立刻表示赞成：“陛下所言极是！臣想祖宗在保定设置都司，统管京畿五卫，本来就有这层意思。如今正逢多事之秋，蒙古人屡犯边境，京畿重地正宜屯驻重兵。陛下要在京师建立左右卫，比前人考虑得更加周全，臣以为此事兵部应当即议即行，尽快安排妥帖为好。”
弘治皇上的考虑确有道理，可刘大夏这一大堆赞叹的话儿未免有些过了，听着有点儿捧人的味道。
果然，刘大夏这些话把朱祐樘捧得非常高兴，就问他：“依老先生之见，两卫精兵应该如何调配？”
“臣以为可以从边镇选出精兵一万驻扎京西一线做西卫。再把京师附近原有精兵集中起来，屯于密云、蓟州一线为东卫。有这两路精兵屯驻，近可拱卫京畿，远可驰援蓟镇、居庸关、紫荆关各处关防，京城防务就稳如泰山了。”
屯驻左右卫的事重在成议，具体安排起来倒不难。刘大夏的布置也很妥当，朱祐樘点点头：“好，就这么办吧。”
刘大夏领了旨，却没有告退，皱着眉头几次三番欲言又止。朱祐樘看了出来：“还有什么事吗？”
今天刘大夏确实有大事要奏明皇帝。刚才他说那些溜须的奉承话儿哄皇上高兴，就是为下面所奏之事埋个伏笔。
刘大夏是个非常聪明精干的人，朝廷弊端他都知道，就连如何整顿时弊他也有主见。可刘大夏是个稳当的人，肚里有十句话只说九句，总有一句留着不肯说。自从亲眼见到李东阳冒死进言的忠勇，又有了皇帝下旨“修省”的鼓励，刘大夏的胆子比以前大了不少，那些平时留在肚里不敢说、不愿说的话，现在他也敢说了：“臣在广东办差的时候，当地官员曾经算过一笔账，说广东一省所有文武大员的俸禄全部加起来，还没有朝廷派到地方上的一位中使一年的‘供养银子’多。可现在全国各军镇都派有中使，臣略算了算，别的不管，单是各镇各军供奉监军太监的银钱，一年就有上百万两，花费实在太大了……”
所谓“中使”，就是从宫里派到地方上去监督文武臣工的太监。当时皇帝派往全国各地的“中使”名目繁多，有监督织造的，有监督盐铁的，有督办采矿的，也有在各处监视军队将领、各级官员的。刘大夏是兵部尚书，所以他说的只限于宫里派往全国各处的镇守太监。
今天说的本是军机之事，想不到刘大夏忽然把话扯到“监军太监”上来了。朱祐樘心里打了个愣怔，把双眉一拧，两手一揣：“依老先生的意思呢？”
刘大夏连头也不敢抬，用眼角扫了一下皇上的脸色，又犹豫了好半天，终于还是下了决心：“臣以为眼下连年灾荒，流民遍野。这两年蒙古人又不断骚扰河套一带，那里地势平坦，长城又筑得薄弱，蒙古人一来，就是一场恶仗。兵部想奏请一笔银子，在固原一带整修长城。可救灾、整军、筑城都是花钱的大头儿，随便办一件事就要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子，国库实在空虚，连赈济灾民的钱都凑不出来，别的事就更办不成了。臣觉得既然陛下已经把派到江南各处的织造太监召回来了，不如干脆下旨，把派在各地的镇守太监也召回来，这么一来，估计一年能省下两三百万两银子，救济灾民、恢复生产、整顿边备就都有钱用了。”
今天刘大夏是在学李东阳直言上谏。不同的是，刘大夏的胆量比李东阳小些，所以话说得更婉转。可就是这几句婉转的话，也已经让朱祐樘沉下脸来，半晌都没有说话。
见皇帝脸色不善，刘大夏心里微微发颤，低着头不敢出声。
好半天，朱祐樘终于又开了口，可这次说话的口气却和刚才大不相同：“中使监军也不见得都不好嘛。朕听说派往福建的镇守太监邓原，还有一个派到浙江的镇守太监麦秀，名声都不错嘛。”
听皇上忽然打起这样的腔调来，刘大夏心里怦怦乱跳，不敢再多说话，只能一连说了几个“是”。可这“是”字说得言不由衷，朱祐樘当然听得出来，嘴角儿立刻耷拉下来，脸色也愈加严厉：“派‘中使’监军是祖制，怎么可以说改就改呢？”
听了“祖制”二字，刘大夏又惊又怕，身子跪得直挺挺的，缩着脖子，两眼盯着大殿上铺的金砖，连头都不敢抬了。
刘大夏缩头缩脑像只吓傻了的鸡，一句话也不敢回，朱祐樘只好自说自话：“当然，监军宦官也应该自重操守，绝对不准贪财勒索！以后派到地方去的宦官一定要仔细挑选，非得像邓原、麦秀这样正派清廉的人才能委以重用。”
——弘治皇帝这句话说得非常有趣，真是太有趣了。
到这时候，刘大夏再无一言可进，只能叩头告退。想不到年龄大了，跪得太久，加上刚才受了一番惊吓，浑身冷汗、两腿酸软，挣巴半天站不起身来，反而腰上一软，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见刘大夏这个样子，朱祐樘忙叫了声：“来人！”正在暖阁门口当值的太监赶紧跑了过来。
“把老先生扶起来，送他出宫去吧。”朱祐樘右手捻着左手指上一枚葡萄粒大小的祖母绿戒指，一双眼睛像刀子一样直剜到刘大夏的肉里去，“老先生也不易呀，以后要好好保重，别太操心了。”
刘大夏连连称是，在太监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退下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不知什么人在皇宫大门上粘了一份揭帖，检举刘大夏以前在地方上做官时贪赃枉法，做了兵部尚书之后又疏于军务，不知检点，提拔任用私人，他的家人还私下收受贿赂……
朱祐樘对刘大夏最信任，听说有人检举刘大夏，气得大发脾气！立刻派司礼监秉笔、提督东厂太监王岳到刘大夏家里传旨，安慰他说：“皇宫禁地一般人哪能进得来？准是宫里那帮混账东西知道老先生要裁撤镇守太监就记恨你，在这儿诬告！这事老先生别往心里去，谁敢在朕面前胡说八道，朕绝对轻饶不了他！”
——谁敢在朕面前胡说八道，朕绝对轻饶不了他……这是一句“点睛”之语。
见皇上发了脾气，太监们都吓得不敢吭声了，也没人敢再诬陷刘大夏了。兵部尚书刘大夏受了这场惊吓，一下子老了好几岁，在家里躲了好些天，面儿都不敢露了。
（二）
不久，兵部衙门接到下面送上来的一份文书：海西女真部落向明朝称臣纳贡，想不到贡使进京路上忽然遭到泰宁卫蒙古骑兵的截击，射伤了女真人的贡使。辽东都指挥佥事张天祥听到警报立刻领兵出塞袭击截杀贡使的蒙古人，共斩首三十八级，大获全胜。辽东巡抚张鼐向朝廷奏捷。
想不到这封奏捷文书刚送上去没几天，兵部衙门尚未批复，辽东方面又来了一道文书。这次却是辽东巡按御史王献臣送上来的揭帖，斥责都指挥佥事张天祥“受前任指挥佥事张斌指使，无故领兵出塞袭击当地蒙古部落，杀害几十个人，以首级冒认军功”！请求立刻将张天祥革职拿问。
这一下兵部、大理寺全被惊动，所有人都被搞糊涂了。
很快，第三封公文送了上来。到这时候，事情已经有了眉目。
海西女真派使臣进贡，本来应由辽东都指挥佥事张斌出长城迎接，一路护送到辽阳。可张斌却未能尽责，以致贡使遇袭受伤，张斌因为这件事被革了职。哪想到张斌被革职以后，接任辽东都指挥佥事的正巧是他的孙子张天祥。
明朝为了强化军队的战斗力，规定武官的职位多是世袭。这样一来，一员有能力的武将，他的儿子、孙子也都可能成为将领，前辈人在实战中摸索出来的武功、兵法就可以代代相传，在战场上，父子兄弟齐上阵，相互之间能够帮扶，以老带新，将才就会源源而出。这种制度本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但这么一来，有时就会出现父亲革职儿子继任、祖父革职孙子继任的现象。
现在张斌被革职，他的孙子张天祥接了都指挥佥事。这个张斌也不甘心就此退休回家吃闲饭，就出了个主意，让张天祥带兵出关，胡乱找个没有防范的蒙古部落杀几个人，弄些首级回来，就说把袭击女真贡使的蒙古人杀了。这么一来，孙子立了战功，可以替爷爷折罪，张斌就能再出来做官了。
受了张斌的唆使，张天祥私出边关胡乱冲入一个蒙古部落，砍了三十多颗首级，回来就向上谎报战功。辽东巡抚张鼐不知内情，就把这件“功劳”报上去了。
想不到军中有个指挥使叫张茂，见张天祥爷孙俩无法无天，胡乱杀人，气不过，把这事儿报告给了刚刚到任的巡按御史王献臣。王献臣这才知道事有蹊跷，一边据实上奏，同时派人前往彻查。结果证明张天祥私出边关、杀良冒功之罪果然属实。
这一下子事儿闹大了。兵部、都察院赶紧下文书，命御史王献臣仔细查明案情，尽快上报。
也巧，就在这时候又出了个事儿。巡按御史王献臣初到辽东，忙里偷闲出去游山玩水，为了摆个排场，调来几十个官兵替他开道，给他抬轿子，结果被派到当地的监军太监手下密探发现，告了他一个“役使军卒、骚扰地方”的罪名。朝廷接了密报，立刻把王献臣革职，贬为余杭县丞。
张天祥一案，辽东巡抚请功于前，辽东巡按御史举报于后。张天祥、张斌因罪入狱受审，案子还没审明，巡按御史忽然因故“落马”！就这么来来回回几轮变故，张天祥案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弘治皇帝朱祐樘随即下诏，命御史余濂接任王献臣的职务，又派大理寺少卿吴一贯、锦衣卫指挥杨玉赶赴辽东，和余濂一起审理此案。
要说这个案子其实也不难审。京城的几个官员到了当地，把相关人等找来一问，很快拿到口供：果然是张天祥私自出塞杀良冒功，挑起边衅，证据确凿。吴一贯立刻上报，将张斌、张天祥二人问成了死罪。
就在吴一贯、余濂认定张斌、张天祥之罪的时候，案件主犯张天祥连吓带病，死在牢里。
这天退朝以后，弘治皇帝把三位阁老请进乾清宫东暖阁，随便问了几件政事，到后来，似乎不经意地提起：“朕听说张天祥一案已经审结，不知结果如何？”
刘健忙说：“此案已经定案，张天祥私自出关，滥杀无辜，挑起边衅，谎报战功，犯的是死罪，张斌是幕后主使，也依例论死。”
朱祐樘微眯着双眼淡淡地问：“这么说杀良冒功之事是真的？”
刘健稳稳奏道：“确凿无疑，事实俱在。”
见内阁打了“包票”，朱祐樘点点头，从书案上拿过一本折子来：“朕这里有个东西，几位先生不妨看看。”
刘健忙接过折子和谢迁、李东阳一起看。这一看，三位阁老都大吃一惊。
原来这是一份东厂的密报揭帖，上面写着：东厂奉旨密查张天祥案，发现张天祥率军出塞大破蒙古军马，杀死袭击女真贡使的凶手，所立战功完全属实。指挥使张茂平时与张天祥有仇，诬告功臣；原任御史王献臣玩忽职守，未经详查就将事件上报；新任巡按御史余濂和大理寺少卿吴一贯枉纵冤狱，将张天祥屈打成招。现在张天祥已经死在狱里。张天祥的叔父张洪为他鸣冤，说张天祥有功不赏，反遭冤狱，如果朝廷将张天祥和张斌处死，必使守边将士寒心，士卒不肯用命。请将此案重审，以明法纪。
看了这份揭帖，三位阁老面面相觑。
这个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人证俱在，已经定案，现在却凭空出来这么一张揭帖，竟要将全案彻底推翻，这从何说起？
再说，这个案子本该交由大理寺审理，为了强调对案件的重视，皇帝又派锦衣卫的人同审，已经足够了。东厂是皇帝身边最亲信的特务，一向只负责督察京城官员，边关发生的案件根本不在东厂职权范围之内，为什么东厂的人要费这么大力气插手此事？而且得出的结论又是这么匪夷所思、莫名其妙……
最怪的是，皇上为什么拿出东厂的揭帖给内阁的人看？按规矩，东厂揭帖是不能交给朝臣看的。
这么一大堆疑问，把内阁三位老臣弄得一头雾水，可现在皇上问到这儿了，内阁又不能不做答复。问题是：怎么答复？
答不上来呀。
三位阁老大眼瞪小眼发了半天愣，还是刘健硬着头皮上奏：“东厂揭帖所奏与大理寺的案卷完全不同，臣等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内阁首辅说他“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个答案够泄气的。朱祐樘冷冷地说：“东厂是朕的心腹，他们的奏报没有不实之理。”
皇帝这话等于承认：东厂插手“张天祥案”是皇帝直接授意的，话说到这儿，其实已经“点了题”。可刘健竟没注意到这个重要的“暗示”，仍然向上奏道：“臣以为此案已经交由巡按御史和大理寺同问，又有锦衣卫官员在旁听审，证据确凿，按说不会有什么问题。”
眼看内阁首辅像个灯笼——不点不亮，朱祐樘心里挺不痛快，用手指点着揭帖上的文字：“东厂报说此案被告之人是屈打成招，张天祥现在已经死在狱里，这又怎么说？”
刘健忙说：“张天祥是病死的，并非用刑而死。”
听刘健一句一句地顶他，朱祐樘把眼一瞪：“你等都在京师，怎知张天祥一定是病死？”
“下面是这样报上来的。”
见刘健还在顶撞，朱祐樘也提高了嗓门儿：“下面所报未必属实！”
是啊，三位阁老都在京城里待着，并没亲身参与案件的审理，怎么敢说没有“屈打成招、致人身死”这回事？怎么就敢咬定张天祥一定是病死的？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
现在皇帝咬住“屈打成招”不放，声色俱厉，三位老臣虽然还没摸着门儿，却已吓得不敢开口了。
对“张天祥案”朱祐樘已经准备多日，早就胸有成竹。现在眼看弄得有点儿僵，他也不再疾言厉色地追问。停了片刻又说：“依朕看来，此案的始末缘由应以东厂揭帖为准，御史、大理寺所奏不实，需要推翻重审。”
若说锦衣卫是皇帝的鹰犬，那么东厂就是皇帝的爪牙。在皇帝心目中，东厂比大理寺的地位高得多，这一点不用说阁老们，全天下人都知道！问题是，“张天祥案”与众不同，在这个案件的审理方面不能出纰漏。
大明朝的边境政策是一手拉、一手打，凡愿意和大明和平共处的部族，就施以“贡市”之恩；与大明为敌的，明军才加以讨伐。在攻伐敌军时，大明也希望得到那些关系良好的睦邻部族的帮助。现在张天祥私出边关袭击边民，杀良冒功为祖父请赏，行为极其恶劣，影响更是极坏！若斩了张天祥、张斌，有利于修复大明与关外友邻部族的关系。倘若承认张天祥的“战功”，一来等于无故在关外树敌；二来怂恿了“杀良冒功”的丑事，后患无穷；三来，若此案推翻，前面负责审理的御史、大理寺官员都要获罪，太不公平了。
东厂是皇帝的亲信没错，可不能因为东厂受宠就把“道理”改了，把大事办坏了！
身为内阁首辅，刘健不得不硬着头皮抗辩道：“此案已经审结，现在推翻重审，总得有个缘故吧？”
“就以东厂揭帖为凭还不够吗？”
听皇帝句句话不离“东厂揭帖”，刘健把心一横，梗着脖子奏道：“臣以为，按惯例东厂揭帖不能拿给外臣看，所以揭帖上的内容不能作为证据。”
刘健敢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因为他早年出身詹事府，从朱祐樘做太子的时候就追随左右，同甘共苦这么多年，一直最受皇帝器重，自以为在弘治皇帝面前无话不可说，无谏不可奏。想不到一句话刚说完，朱祐樘已经沉下脸来，拿眼睛剜着刘健冷笑着问：“这么说，东厂的密报是毫无用处了？”
弘治皇帝突然变了脸，刘健心里一寒，赶紧改口：“当然也不能这么说……”
刘健的话还没说完，朱祐樘已经厉声喝问：“那该怎么说？！”
只这一句，刘健膝盖一软差点儿瘫在地上，赶紧双手扶地，好歹撑住身子，已经吓得脸如白纸，浑身冷汗。
见阁老被自己的气势镇住了，朱祐樘又冷冷地说：“‘张天祥案’事出蹊跷，必须重审！几位老先生去商量个妥当的办法吧。”
（三）
回到内阁签押房，三位阁老坐着发起闷来。
“张天祥案”并不难审！
张天祥光天化日之下带着兵马出关，去了何处？攻打了哪个部落？杀害的是哪些人？人证、物证多得很！只要查一查，真相立刻大白。东厂或许名声不好，可他们是皇家御用特务，办案子还是很有办法的，像这么一个简单的案子，怎么可能完全颠倒黑白，弄出一份和御史、大理寺所报截然相反的揭帖来？
真是咄咄怪事！
现在皇上就指着东厂的揭帖问话，若不理东厂这一套，皇上不答应；若依东厂的揭帖来办，案子办错了，影响可不小。
三人中刘健是首辅，这种时候，大主意还是让他拿吧。李东阳问刘健：“首辅看怎么办？要不就把案子发回重审？”
刘健平时最能决断，可刚才皇帝一味强调“东厂揭帖”，甚至当殿大发脾气，刘健也感觉事情棘手：“这个案子的案卷我看过，主审的大理寺少卿吴一贯是个能臣，把案子审得滴水不漏，就算发回重审，也不会有什么新结果。何况张天祥已死，重审难度更大。”
刘健的意思还是坚持大理寺的判决，只是话说得很软——眼下他也不敢把话说硬喽。
阁老毕竟是阁老，虽然被皇帝的态度吓得心神不定，这三位老先生至少还知道处理国家大事的原则。商量来商量去，眼看天都黑了，刘健到底下了决心：“我看咱们还是据实上奏：案件不必重审，维持大理寺的判决即可。”
刘健能下这个决心也是挺不容易的，另两位阁老也都支持他。谢迁笑着说：“皇上是明理的人，咱们把事儿解释得清楚些，必能劝住皇上吧。”当下就由谢迁执笔，大着胆子拟了个折子送进宫里，上奏天子：此案已经审结，证据确凿，无须重审。
也就片刻工夫，司礼监秉笔王岳进了内阁签押房：“有旨，三位阁老觐见。”
看了三位阁老拟的“维持原判”的折子，朱祐樘心里很不痛快，脸色也就不太好看。见三人进来立刻就问：“几位老先生认为此案不应重审吗？”
依大明的规矩，皇帝尊称阁老重臣为“老先生”，但一句“老先生”并不说明皇帝心里真的尊重阁臣。现在皇帝满脸不快，嘴里这句“老先生”叫得也勉强。三位阁老战战兢兢，刘健的嗓门儿也没有刚才响亮了，硬着头皮奏道：“臣等经过商议，都以为此案是巡按御史奏报上来，又经法司会勘，业已审结，实在没有必要重审。”
朱祐樘冷冷地说：“法司会勘是实情，可此案疑点太多！现在张天祥的叔父张洪屡屡鸣冤，东厂奏报又与大理寺所报不符。据东厂所查，前任御史王献臣单凭一个指挥使的一面之词就上奏此案，吴一贯等人到辽东后也是偏听偏信，并未亲到实地查验就定了张天祥之罪，朕看此案多有不实，应该重审。”
刘健忙说：“此案经法司会审，审案的都是公卿士大夫、正直文官，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唉，正所谓言多语失……
今天在乾清宫里，始终是刘健这个首辅在跟皇上争。想不到争得太急，一个不谨慎，竟把话说到了皇帝的痛处。朱祐樘鼻子里冷冷地哼了一声：“你们说文官可信？可现在案子还没结，张天祥已经死在狱里了！这些审案官连被告的命都保不住，还能取信于人吗？”
见朱祐樘气势汹汹地质问首辅，话说得很硬，谢迁忙在一旁说：“此案关系重大，会审官员众多，臣以为应该听从众人之议，一两个人的话怕不能全信。”
哎哟！怎么搞的！一向能言善辩的谢迁竟也把话给说冒失了！这真是：一人急，引得众人急；一语失，引得众语失。
听谢迁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朱祐樘忽地扭过头来，两只眼睛直瞪着谢迁：“一两个人？什么是‘一两个人’？！”
谢迁在这里说的“一两个人”指的当然是东厂密探。可谢迁似乎忘了：东厂本是天子“爪牙”，是皇帝身体的一部分！要从这个角度去想，那么谢迁说“一两个人”，分明暗指皇帝是个“孤家寡人”……
内阁、都察院、大理寺、巡按御史这帮子大臣们抱成一团儿，反而皇帝做了“孤家寡人”，这还得了！现在皇上恶狠狠地质问过来，谢迁顿时明白过来，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把头一低不吱声了。
见三位阁老都不敢说话了，朱祐樘立刻接过话头：“‘张天祥案’是大案！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朕打算传旨把审案的大理寺少卿吴一贯、巡按御史余濂、举报此事的指挥使张茂以及押在牢里的张斌一干涉案人等全部提到京师，由三法司和锦衣卫在午门会审，彻底查明真相，几位老先生觉得可行吗？”
到这时候阁老们都已经感觉到，皇上似乎出于某种目的一心一意要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如果把吴一贯他们都逮进京城来会审，这个案子就会立刻翻转，举报的人、审案的人都要倒霉，这里头可牵扯到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刘健忙说：“臣觉得此案牵涉之人甚多，如果全部逮解入京，影响太大了。”
到这时候，就算刘健是自己身边最亲信的老臣，朱祐樘也容不得他再顶撞下去了！一拍桌案厉声喝道：“此案是大案！就算立时逮捕一千人又如何！如果赏罚不明，以后边关将士都寒了心，谁还肯为朝廷效力！”
见皇上大发脾气，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三位阁老真的不敢再争执下去了。
三人之中李东阳刚才话说得少些，在皇帝面前多少还有些面子，赶紧出来打圆场，顺着皇上的话头儿说一句：“陛下说得对，赏功罚罪正是朝廷大典，在这上头确实不敢马虎。”
其实朱祐樘心里也不想和内阁闹僵。见臣子们让步了，就把声调放缓了些：“赏功罚罪事关重大，朕也不敢擅专。把人犯提京，只是为了审明真相，要真是边关守将为了贪功而滥杀无辜，绝不枉纵！可若是有功将士被人诬陷，也要为他申冤。”
这时候的朱祐樘已经变得和颜悦色了，可他说出来的话却像刀子一样直往人的肉里捅：“几位老先生刚才说文官正直可靠，这话似乎不妥，文官虽然读书明理，其中也有不少贪赃枉法之人。”
到这时候，三位阁老总算明白了皇上的意思！
原来这些老臣们急于改革朝政，把事情办得太急，尤其兵部尚书刘大夏请求裁撤监军太监，无意之中冒犯天威，叫皇帝多了心！现在弘治皇帝借着张天祥案的由头，问的却是：你们这几个老东西想裁撤派往各地监视官员的太监，意欲何为？是不是想爬到天子的头上来？是不是有人想做王莽，有人要当曹操！
想明白了这一层，三位阁老全吓呆了！
这三个老头子里刘健闯的祸最大！就是他刚才对弘治皇帝说出“正直文官，说话可信”的蠢话，由这句话带出了那个“三法司的信用高于东厂揭帖”的引子，直接挑战了皇权——如果法曹之言高于东厂，岂不是把天子的权威贬下去了？
现在皇上把这么一句厉害的话递了过来，刘健吓得心惊肉跳，额上冷汗直流，赶紧叩头认错：“臣一时心急出言莽撞，还望陛下恕罪。”
刘健也是慌了，光说了“恕罪”两个字，却没说明自己哪里有罪，又该如何“恕”法。他这么含糊的一句话皇帝哪会满意？
见首辅把话说得不透，李东阳忙在边上帮腔：“臣等也不是说文官都正直无私，只是负恩背义的人少些……”
唉！慌张！李东阳乱了方寸了，硬把一句帮腔的话给说偏了。
——“负恩背义的人少些”，这是跟谁做对比呢？是在跟东厂比还是说大臣比东厂的人可靠？
听李东阳话里又露了破绽，谢迁脑子极快，不等皇帝往这上头想，赶紧就给李东阳凑了一句：“如果文官有负皇恩，臣等也绝不敢包庇，一定秉公治罪！”
见三位阁老吓得魂不附体，说话颠三倒四，显然已经服了软了。朱祐樘脸上总算有了一丝笑容。毕竟他是个温和的人，对内阁又器重，不想穷追猛打，只要内阁有个态度就好：“朕也不是说几位老先生庇护文官，只是你们说文官‘都是正直之人’，这话不对。”
到这会儿三位阁老还能说什么呢？只有连连称是，叩头告退。
（四）
很快，张天祥案所有涉案人员全部逮解入京。弘治皇帝亲至午门审理此案。
这一次没用多大工夫，案件就重新审结：张茂告张天祥“私出边关、杀良冒功”纯属诬陷！原巡按御史王献臣凭一面之词轻率上报；大理寺少卿吴一贯、继任巡按御史余濂偏听偏信，严刑逼供，罪行甚重，不得姑息，即刻交刑部议罪。
看了这个审理结果，朱祐樘微微点头。一声召唤，刑部尚书闵珪出班跪倒。朱祐樘问：“你看吴一贯、余濂、张茂等人应治什么罪？”
闵珪捧起笏板向上奏道：“陛下，张茂诬陷功臣，依律应问死罪。吴一贯、余濂身为审案官员，问罪不实，按律当贬。”
按皇帝的意思，“张天祥案”本身不大，但背景极深，应该认真杀几个人才好。现在刑部尚书只判了一个指挥使的死罪，其余只是贬谪，也就是说，涉案的“文官”没有一个掉脑袋的。朱祐樘觉得案子办“宽”了，就冷冷地问：“只是贬官？太轻了吧？”
闵珪诚惶诚恐，半天才向上奏道：“此是律法所定，微臣不敢妄言。”
朱祐樘把眼一瞪：“吴一贯审案不实，诬陷功臣，屈打成招，致人身死，岂能贬官了事！你再重新拟罪奏上！”
皇上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这是要砍吴一贯的脑袋。
“张天祥案”办到这个地步，其中内情昭然若揭。皇帝的意图闵珪都知道。可他若奉迎了皇帝，吴一贯就得屈死了……
深思半晌，闵珪终于抬起头来：“陛下，法曹所讼吴一贯屈打成招、致人身死都没有实证，所定之罪仅是‘审案不实’，依律只能贬官。”
眼看闵珪又和自己争个不休，朱祐樘心里很不痛快，在御座上坐直身子，恶狠狠地瞪着闵珪：“不急嘛，你再想想嘛。”
对这件事闵珪已经想明白了，于是平静地回了一句：“臣所奏皆依大明律法，吴一贯、余濂按律当贬。”
听了这个答复，朱祐樘仰靠在御座上，闭着眼半天没说话。
是啊，闵珪是个忠直的老臣。这时候还敢说这样的话，就更证明他的忠直。
刘健、谢迁、李东阳、刘大夏也都是忠直的老臣，弘治皇帝一向信任这些人，治理国家也要靠这些人……
眼下弘治皇帝已是胜券在握，上至内阁下到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一帮臣子都被他捏在了手心里，想收拾谁就收拾谁。朱祐樘原本也想过要狠狠敲打敲打这帮胆大包天的文臣！可事到临头他又犹豫了。
毕竟这些大臣忠心耿耿、正直无私，都是能办事的臣子，朱祐樘心里很喜欢他们。这世上，忠直正派的好人谁不喜欢？
眼下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胜利，把内阁的气势压住了。再穷追猛打下去朱祐樘心里倒有些不忍了。
算了，就这么着吧。
“就依你所奏。”朱祐樘说完，起驾回宫了。
最终，举报张天祥滥杀无辜的指挥使张茂以“诬陷”罪论死，审理此案的大理寺少卿吴一贯被贬为云南嵩明州同知，巡按御史余濂被贬为云南布政司照磨。幕后指使张天祥滥杀无辜的前都指挥佥事张斌无罪开释，为侄子张天祥“鸣冤”的张洪得到升赏。
张天祥案，是弘治一朝最出名的冤案，而且这个冤案还是由这位圣明的皇帝一手操弄出来的。
公然制造冤案，毫不遮掩地打压文臣！不讲理了，彻底不讲理了……
弘治皇帝之所以会这样做，原因也很简单：他和明朝的所有皇帝一样，都认为皇位要想坐得稳，就必须钳制文官的权力；要想钳制文官，就必须重用太监、培植特务、监视官员。所以当内阁、兵部这些人提出“裁撤监军太监”的时候，无意中触动了皇权，引发了皇帝对文臣的猜疑，于是朱祐樘恼了。
——成化辛丑状元公王实庵早就说过：不是皇帝宠信太监，而是皇帝不信大臣；不是太监作威作福，而是独裁的皇权在暗中作祟！明倚内阁，暗操独治。天子明，天下明；天子暗，天下暗。
到这会儿所有大臣都明白了，原来皇上的励精图治、锐意变革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能碰宦官，不能碰“祖制”，不能碰……
还是那个“三不动”。
从这天起，弘治皇帝还是那位从谏如流的好皇上，内阁辅臣也还是刚正忠诚的好大臣。只是弘治皇帝在位时做的最后一次“修省”，再也没人提起了。
在弘治皇帝手里，大明朝已经治得挺不错了，垮是绝对垮不了的。至于“盛世”，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说穿了，似乎也没什么实际用处，还不如一杯酒、一盘肉、一首诗来得有趣，折腾它干吗？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凑合着过吧。
大明朝还不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点，可它却实实在在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进化”的终点。到明朝为止，中国的封建独裁官僚体制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也已经腐坏得不可救药了。
一人独治，治不了天下。没有一个公正合理的制度，就算出了一个像朱祐樘这么出色的好皇帝也不行。
真的不行。
（五）
张天祥案结案之时，王守仁还待在山东没有回京。
巡按山东的监察御史陆偁是守仁父亲的老朋友，现在老朋友的儿子来了，陆偁自然加意照顾，把山东一省重要的官员都介绍给守仁认识。
也真巧，就在守仁到山东不久，京城那边又传来一个喜讯：守仁的老父亲从礼部右侍郎升任左侍郎，离尚书只差一步，离入阁拜相也不过两三步路吧。
守仁的父亲那么大的官，那么大的名，守仁自己又在京城和李梦阳这些人为伍，才名、诗名、学问、本事都很了得，山东这些地方官当然早就听说了。所以别看王守仁只是一个六品京官，在山东地面上却极有面子，一省的官员从布政、按察以下都对守仁十分热情，殷勤备至。大家一致推举，就把这次乡试的题目全都交给守仁去拟。
就在这时候，惊天动地的“张天祥案”已经传遍全国，各处官场都在私下议论，揣测圣意，守仁自然也听到了消息。
说实话，知道这事之后地方官们大多喜笑颜开，如释重负。这些人最讨厌兴利除弊、破旧立新之类的麻烦事，对朝廷里搞的“修省”的花样儿根本不感兴趣。只想着安安稳稳、一成不变，在地方上当个太平官儿，在任期内踏踏实实、舒舒服服，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改，将来能升官就升上去，升不了官就混下去，老了退休回家，做个太平乡绅就行。可听说张天祥案前因后果之后，守仁心里却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失落。
到这会儿王守仁才明白了什么叫作“操切”，为什么老父亲要说内阁“操切”……
“操切”，这两个字用得极好，极准！再找不出一个词来替换它。
很快，地方上已经没人议论朝廷里的“大事”了，大家都忙乡试的事儿去了。
既然山东一省官员看得起，让王守仁来出这次乡试的考题，守仁也就当仁不让，花了几天工夫，拟出了乡试的全套题目。
《四书》：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
《易》：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书》：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
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
《诗》：
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孔曼且硕，万民是若。
…………
看了守仁出的试题，和守仁一起主持乡试的一个主考、两个同考以及在场提调官员等人一个个心惊肉跳，或皱眉不语，或变颜变色。
——这是要干什么？这位礼部侍郎的公子、浙江第一才子、京城来的主考官，他这是要干什么！
眼看这个傻侄儿要闯祸，做长辈的可不能不管。陆偁赶紧把守仁拉到一边：“贤侄，你出的考题……这‘四书’题的第一道是什么意思？”
守仁早知道有人会出来问他，淡淡地回了一句：“没什么，‘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一题出自《论语》。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
王守仁胡言乱语，一点儿都不着门道，陆偁急得连连摆手：“这我知道！我问你，什么意思呀？”
“就是孔圣人认为事君当以正道，如果不合于道，宁可不做臣子……”
眼看王守仁书呆气十足，怎么点也点不透，陆偁急出一头汗来：“这我明白！我是问你：‘你出这题，什么意思呀？’”
王守仁抬起头来望着陆偁的眼睛，淡淡地说了一句：“此是圣人之言，儒家道统所在。下官心里一向就是这么想的，难道老大人不是这样想的吗？”
守仁一句话把陆偁老先生问得无言以对。
其实守仁说的每一句都是气话，只不过陆偁没听出他说的是气话。因为王守仁是礼部侍郎王实庵的儿子，陆偁和王华相交多年，做梦也想不到沉稳老道的“成化辛丑状元公”王实庵的儿子竟会这么冲动，这么偏激，这么……
——这么操切！
陆老头子和守仁小伙儿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发了半天愣，陆偁叹了口气，嘟哝了一句：“操切！”转身走了。
听了这话，王守仁不由得冷笑起来。
又是“操切”！原来朝廷里这些当官的人人都知道这个词。大概弄明白这个词的人就能踏踏实实做一辈子官了。
山东乡试顺利地考完了。王守仁出的那道恶狠狠的考题，不知怎么，硬是没给他引来任何麻烦，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公事结束的那天晚上，“操切”的王守仁躺在床上发了一夜的傻，第二天谁也没告诉，换下官服，一个人登上了泰山。
烟岚雾晦，山道如盘，青石如刀，卧松如叟，秋阳丹霞，绝崖断壁，远观蓬莱，海天一色。
筋疲力尽的王守仁颓坐在泰山之巅，一时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置我有无间，缓急非所赖。
孤坐万峰巅，嗒然遗下块。已矣复何求？至精谅斯在。
澹泊非虚杳，洒脱无芥蒂。世人闻予言，不笑即吁怪。
吾亦不强语，惟复笑相待。鲁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这首满腹牢骚的长诗既是写给自己看的，也是写给天下所有曾经满腔热血的傻瓜蛋们看的。
官，不是给你“做”的，而是给你“混”的。山村野叟虽然好，官衣在身，又走不得……
算啦！既然已经混在其中，干脆洒脱些、淡泊些、看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