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姆迁移到伊利诺伊
1947年，威尔伯·施拉姆离开衣阿华城，前往伊利诺伊，在那里，他成为传播研究所所长，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主编，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助理。这些职责在1950年被大大扩展了，当时传播部得以诞生，施拉姆为主任。这个部包括新闻与传播学院、图书馆学院、大学图书馆、伊利诺伊大学无线电和电视广播、校友办公室、大学宣传、大学附校、体育部宣传、农业信息、阿勒顿堂会议中心、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和传播研究所。在教师俱乐部的餐桌上，人们一般把施拉姆当作这个大学的“传播权威”来谈论，或是就以阿勒顿会堂中心的名字，称他为“阿勒顿公爵”。
为什么施拉姆会从衣阿华转移到伊利诺伊？伊利诺伊校长G·斯托达德曾在衣阿华认识了施拉姆，在那里，斯托达德曾任衣阿华儿童福利研究所所长，后来是研究生院院长。他向施拉姆作出承诺，说施拉姆可以在伊利诺伊建立一个研究所和开设一种可授予传播学博士的课程。这个承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施拉姆之离开衣阿华还有其他的动力。他满怀热情地为传播学以后10年在衣阿华的发展描绘出了一份计划，这需要一年13万美元的运作资金，而学校的管理人员认为他们无法提供这样的财力（奥克罗普，1965）。所以，1947年4月，施拉姆在衣阿华大学提出辞呈，并在当年的9月开始接手伊利诺伊的新职务。施拉姆成为斯托达德校长的助理，参加斯托达德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私人顾问团”，并参与到“让我们使这个学校再次前进”的目标之中（赫德森，1977）。
L·G·莫勒1947年替代威尔伯·施拉姆成为衣阿华新闻学院院长，并在以后的20多年里一直担任这个职务。莫勒生于1904年，成长在衣阿华的一个农场中，在衣阿华大学的专业是新闻学（莫勒，1970）。在作了20多年报纸工作以后，即当他在美国海军中服役时，莫勒写信给衣阿华新闻学院的施拉姆，提出关于新闻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尖锐问题。他们的来往信件给施拉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6年，他为莫勒提供了一份教师工作，以及作为衣阿华新闻学院的报纸研究局的领导人的职位。
施拉姆在传播学史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他就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人，是第一个将自己认作是一个传播学学者的人；他最早在大学中创办以“传播”命名的博士课程；他培养了第一代传播学学者。施拉姆在衣阿华认可了那些有助于建立这个新领域的教科书。就传播学的博士课程来说，就他于1947年在厄巴纳所创建的传播研究所来说，施拉姆在衣阿华新闻学院的大众传播课程是一个导航性的计划。在伊利诺伊，施拉姆使传播学的学术工作范式启动起来，这些范式一直持续存在到今天。
(1) 我感谢莱尔·M·尼尔森，M·S·科伯利和G·斯坦普尔三世审读了这一章。
(2) 今天，衣阿华大学言语病理学和听力学系治疗口吃的诊所设在W·约翰逊言语和听力中心内。
(3) 在施拉姆随西肖尔进行博士后奖学金的研究的十几年后，他写了一篇颇能吸引人的短篇故事《老教授永远不死》，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这篇故事引用了西肖尔有名的心不在焉的事情（斯托达德，1950）。
(4) 伯洛（1992）也讲述了施拉姆在试图通过电话与他印第安纳大学的同事C·奥斯古德相联系时是如何的灰心丧气，奥斯古德在印第安纳大学参加了有关心理语言学的一个暑期班。施拉姆从厄巴纳飞到布卢明顿，在奥斯古德的枕头上留了一张纸条：“查利，请在合适的时候往厄巴纳我这里打电话。切记。”
(5) 格拉德纳（1990）说，施拉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盛顿写下了这些短篇幻想小说，以便制造有利于战争努力的舆论。的确，有几篇刊登在杂志上的故事反映出美国的勇敢、爱国和正义的形象，如同其书名所表现的那样：《飞翔的科芬》、《威尔伯的吉普故事》、《飞越太平洋的布恩》。甚至连施拉姆的霍普韦尔爷爷——他以自制的果汁发动他的飞行牵引机——在故事的结尾，也成为五角大楼的一个高辛烷值飞机燃料方面的顾问。但是，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刊登在杂志上的故事的写作竟是施拉姆在统计局的战时职责的一部分（科伯利，1992）。事实上，全国记录中心的施拉姆的个人文件夹的一个研究（统计局记录E-7，17盒）表明，他涉足了其他战时的职责。
(6) “圆窗餐厅”更恰当地被称作“史密蒂餐厅”（以它的老板埃丝特和罗兰·史密蒂的名字命名），它坐落在北迪比克和衣阿华大街街角，就在衣阿华校园外。“圆窗餐厅”在衣阿华大街这边只离“东大楼”（现在是“西肖尔大楼”）两个街区，而施拉姆和勒温的办公室均在“东大楼”内。
(7) 一个无形的学院是一批具有共同的研究兴趣的学者，他们通过正式（例如会议）或非正式的渠道（例如电话）彼此保持联系。
(8) 因为汽油和轮胎的短缺，施拉姆和其他几个人弄了一辆合用的汽车，从马里兰州银泉他们的家开到华盛顿市中心他们的政府办公室。施拉姆合用车的成员是人类学家M·米德、P·怀利、C·范登堡、W·B·刘易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高级职员）和L·罗斯腾（曾是芝加哥H·拉斯韦尔门下一名政治学博士生）。
(9) 项目调查处属美国农业部，因为它从1939年开始进行有关农民对于新政项目的反应的研究。然后，它开始为战时新闻局、物价管理局和美国财政部作调查工作（海曼）。
(10) 美国公众如此强烈地支持战争努力，以至于许多年轻人修改他们的病历卡，以便不会被拒绝服兵役（科伯利，1992）。
(11) 实际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研讨班产生了两份很长的备忘录：1940年11月1日的报告——《公众舆论和非常时期》，它建议政府在即将到来的战时非常时期投资进行传播研究；1940年10月17日的报告——《必要的传播研究》，它呼吁对作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方面的传播进行研究。
(12) 这封1941年12月15日施拉姆致麦克利什的信现保存在衣阿华大学档案馆、大学图书馆威尔伯·施拉姆的立式档案柜中。
(13) 未包括在这个小组的是哈罗德·拉斯韦尔，施拉姆直到1955年才在斯坦福大学遇见他，尽管施拉姆的同事纳夫奇格曾在他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战时研究项目中受到拉斯韦尔的内容分析方面的培训。或许通过L·布赖森，施拉姆已知道了拉斯韦尔的5个问题的模式，也知道了由这个模式所支配的1939—194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研讨班。布赖森曾参加了这个研讨班，1942年他是施拉姆在战时新闻局工作时的上司。
(14) 与它所进行的明尼苏达民意测验一样，它的所有活动起初既受到《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的资助，又受到《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资助。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明尼苏达民意测验由《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操作。
(15) 李认为，对于重建被战争弄得四分五裂的南方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新闻记者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丹尼斯，1992）。
(16) 埃利奥特校长不尊重美国的新闻记者。在1890年左右，他称他们为“醉汉、游手好闲的人、流浪汉”（莫特，1950）。
(17)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比起他的前任，更愿接受普利策的馈赠。
(18) 尽管有的问题还不清楚，即施拉姆当时对布莱尔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新闻学课程了解多少，或对在明尼苏达、伊利诺伊、西北和斯坦福等大学的布莱尔的弟子们了解多少。不过，四五年以后，也就是截止1947年，施拉姆（1947a）引用了“老爸”布莱尔在一个陈述中的有关新闻教育的观点。莱尔·纳尔逊是斯坦福大学的传播学教授，也是施拉姆几十年的最好朋友，他说：“我从没有听到他提起过布莱尔，在他的主要著作中，我也没有看到布莱尔的引文。”（纳尔逊，1992）
(19) 布莱尔和施拉姆观点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布莱尔强调新闻学的本科生教育，而施拉姆侧重博士层面的教育，侧重研究。
(20) 指美国东北部的哈佛、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康奈尔、布朗、达特茅斯、宾夕法尼亚等8所以学术成就及社会地位著称的名牌大学，原为这些大学的体育联合组织的名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