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洛阿尔托小组和互动传播
帕洛阿尔托小组（Palo Alto group）重视作为理解个体行为的手段的个体与他人的传播关系。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学者们已提供了一种有关人类行为的可供替代的概念化做法。一个主要的范式转换发生在临床领域，这个领域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弗洛伊德从对个体内在动力的侧重转向对个体互动或关系模式的临床侧重，临床领域得到加速发展（罗杰斯，1992）。帕洛阿尔托小组是这个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形成
在近40年中，有关交往传播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具有丰富理论意义的方法为一群热诚的帕洛阿尔托学者所采纳。帕洛阿尔托小组产生于帕洛阿尔托地区的两个更为早期的理论小组的逐渐融合，这两个理论小组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其中一个由G·贝特森（Gregory Bateson）领导，以毗邻帕洛阿尔托城的门洛公园中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为中心。“他们正在调研范围非常广泛的传播，但总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即传播具有一种实用的、与行为有关的效果。”（怀尔德，1978）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小组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传播，双重约束，它还更为广泛地研究悖论。9年来，贝特森在这个医院的研究项目由各种各样的基金提供资助，首先是由洛克非勒基金会（1952—1954）资助，后来是由梅西基金会赞助。
另一个小组由唐·杰克逊（Don Jackson）博士领导，他曾经参加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研究，并于1959年在帕洛阿尔托创建了精神研究所（MRI）。精神研究所的成员最初从事有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后来，资助停止了，他们的重点转向家庭治疗方面的培训。精神研究所小组以杰克逊为核心，杰克逊是医学博士和精神病医生，曾与H·S·沙利文在华盛顿—巴尔的摩精神分析研究所受训；J·维克兰德（John Weakland）是一名受过人类学教育的工程师；J·哈利（Jay Haley）是一名家庭治疗专家。1960年加盟精神研究所的P·沃茨拉维克（Paul Watzlawick）是今日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关键人物。沃茨拉维克1921年生于奥地利，1949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心理学和现代语言学博士，然后，在苏黎世的C·荣格心理学分析研究所学习精神疗法。如今，他除了是精神研究所的一个重要人物以外，还作为精神疗法专家开办私人诊所，并在斯坦福医疗中心的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系担任辅助性的职务。
加入一个致力于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人类传播的、由杰出的知识分子所构成的网络，这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精神研究所对于今天的帕洛阿尔托小组来说，是一个地理的和社会的中心，但小组除精神研究所的家庭治疗专家外，还包括其他个人。他们在早晨和下午聚集在咖啡茶座上讨论他们的病例，参加星期二的成员会议，评论和评判治疗期的录像磁带，并为精神研究所短期治疗中心——这是精神研究所内的一种研究与发展单位，对各种病例进行讨论，并提供治疗，以发展和传授新的治疗技术——的病人提供联合家庭治疗。当今以及近几年，精神研究所是惟一一个在没有所长、甚至没有多少等级结构的条件下运行的组织。小组中的核心人物凭借为病人提供服务和通过精神研究所的培训项目而自足。这个小组积极地关注研究，并试图发展互动传播的观点。
G·贝特森是帕洛阿尔托的两个互动传播小组的理论指导教师，这两个小组的学者们在他们的互动观点上是完全相容的。最终，贝特森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研究资助用完了，两组学者逐渐合并为至20世纪70年代末被称为帕洛阿尔托学派或帕洛阿尔托小组的组织（怀尔德，1979）。或许，更准确的是把这些学者称为互动传播学派，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理论侧重点。20世纪60年代中期，贝特森迁移到维尔京群岛，并到夏威夷研究海豚传播。后来，他于1977年来到距帕洛阿尔托70英里的圣克鲁斯，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教师上课，直到1980年去世为止。
唐·杰克逊1968年去世。几个主要人物从帕洛阿尔托地区转移。例如，J·B·贝弗拉斯（Janet Beavin Bavelas）加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大学心理系；J·哈利迁移到华盛顿；而C·斯卢茨基（Carlos Sluzki）则前往马萨诸塞州。今天，在精神研究所中继续工作的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核心成员包括P·沃茨拉维克、J·维克兰德和R·菲什（Richard Fisch）。
贝特森起初是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核心人物，随着他的离去，某种创造力也从这个小组中分离开去。贝特森有许多振奋人心的想法，他激励帕洛阿尔托的学者们把他们自己认作是“稀奇古怪的人”。这个小组近乎是一个社会运动，以作为互动者的人类传播行为的理论观点为中心。如同C·怀尔德（Carol Wilder，1979）在她关于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评论中所说：“在回溯这一部分时，我经常感到我正在涉及的与其说是一种传播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运动——甚至是宗教运动，或许，传播意识形态是一个更加准确的术语。”
G·贝特森：奠基者
格雷戈里·贝特森生于1904年，是英国著名的遗传学家W·贝特森（William Bateson）——他1908年发明了“遗传学”一词，并且重新发现和普及了G·孟德尔的重要的遗传学实验——的儿子。G·贝特森就是以这位著名的修道士的名字命名的。“贝特森们是一群学术泰斗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达尔文、赫胥黎和怀特海（Whiteheads）”（戈里曼，1978）。年轻的格雷戈里抵制来自家庭要他成为一个生物学家的压力，1930年在剑桥大学获得了人类学硕士学位。(11)1936年当他在新几内亚作实地研究时，遇见了人类学家M·米德（Margaret Mead），后与之结婚。1950年他们离婚以后，作为同事继续在一起工作。贝特森的知识兴趣广泛，涉及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进化论以及在动物学和人类学中的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特森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因此他能够在南太平洋的战略情报局中服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经历；他无法说服美国军事机构利用有关南太平洋文化的人类学理解。战后，他回到美国，参加小乔赛亚·梅西控制论基金会，在那里，N·维纳激励了贝特森对于控制论理论的兴趣（参见第十章）。在旧金山大学的兰利·波特诊所，贝特森随J·鲁谢（Jurgen Ruesch）研究精神病学和传播。根据他们的合作，贝特森和鲁谢撰写了《传播：精神病的社会发源地》（1951）一书。他与荣格学说的信奉者E·霍伦斯伯格（Elizabeth Hollensberg）一起从事精神分析。他的下一步是在1952年，方向是位于加利福尼亚门洛公园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由此发起成立帕洛阿尔托小组。
贝特森是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学者，在他的知识兴趣中不存在什么界限。“就他的大部分生涯来说，G·贝特森试图发展一种普遍的认识论，它将在一个本质上是系统理论的参照框架中，对于所有生物的整合信息、组织和重新组织信息、向外传播信息的能力提供一种综合性的说明”（里伯，1989）。贝特森在新几内亚进行人种学探讨，研究海豚之间的传播，将诸如元传播、悖论和双重约束带入传播学。他是家庭治疗运动的赞助人。不过，他那涉猎广泛的心灵并非始终容易追随，在他的作品中，他喜欢复杂性和模棱两可，并且无法将他的理论思想解释得能让读者便于理解。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心理生态学进程》（1972）是复杂的，难以阅读。贝特森论证说，人类精神不在大脑或身体的其他部位之中，而是外在于身体，在个体与其他人的关系之中——因此有了这样的标题：“心理生态学”。这样一个概念强调个体与其他人的传播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反映了帕洛阿尔托小组的中心论题。
“贝特森的生涯是一个理智流浪者的生涯，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领域来到另一个领域，从来不驻足在一个安全壁龛的保险地带。他常常被安置在并不完全适合于他的天赋的位置上，或人们向他提供那些出于理智良心他所不能接受的位置。”（里伯，1989）贝特森的学术不稳定性部分地来自他的跨学科的兴趣，他不适合于通常的学术范畴。贝特森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那是惟一的一个主要在寄宿制学院而不是在学科性的系里组织起来的学术机构。在那里，贝特森以“贝特森”教授的身份授课，即不受学科围墙的限制，一直到他去世。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传播学
相对来说，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成员少，但是它的形象不低。它的成员在各个领域发表作品。在C·怀尔德（1979）对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评估的时期，这些相关学者已经发表了20多部著作和几百篇文章。自那以后，他们的精神产品大大增加。怀尔德（1979）在她的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小组的工作……在人类传播研究中被极大地忽视了。”今天，帕洛阿尔托小组的确获得传播学学者更广泛的承认。比起在欧洲来，互动传播的观点在美国更难以生根和发展（罗杰斯，1992）。为什么帕洛阿尔托学派没引起美国的传播学学者更多的学术注意呢？原因来自两个因素。首先是一个流传广泛的误解，即认为这个小组的成员只研究传播病理学，诸如精神分裂症。包括贝特森在内的几个小组的成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在帕洛阿尔托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工作，他们的研究之所以得到资助是为了探讨精神分裂者的传播，但是这个小组的中心兴趣始终是更加一般性的东西，即阐述一种互动传播理论。精神分裂症只是一个互动理论能够适用的问题。这种观点也被精神研究所的学者们应用于家庭治疗和组织变化问题。
其次，由贝特森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传播概念化工作具有某种性质，它“难以在我们（传播）学科中盛行的认识论范围内创造有效可行的研究计划”（怀尔德，1979）。将诸如悖论、双重约束和元传播等概念变成研究性的问题，经证明是非常困难的，主要是因为传播学学者大多从中得到培养的那些（以量化技术为中心的）强调个人研究的方法对于研究相关的行为来说，不是令人满意的工具。我们再次看到，在丰富的理论概念和用来检验这些概念的有效方法之间缺乏适应关系。而且，贝特森用如此复杂的语言表达他的概念思想，以至于看起来他近乎不想使它们得到理解。
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学术构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学科的。贝特森接受的是人类学教育，D·杰克逊接受的是精神病学的教育。J·哈利获得传播学的硕士学位，J·B·贝弗拉斯也是这样；沃茨拉维克学习哲学、语言学，也学习精神病学。J·维克兰德曾是一个化学工程师，后来对人类学发生兴趣，他特别关注中国。帕洛阿尔托小组的这一跨学科的性质导致了一种混合性的活力。
P·沃茨拉维克、J·B·贝弗拉斯和D·杰克逊撰写了《人类传播语用学：互动模式、病理学和悖论的研究》（1967），以便对帕洛阿尔托学派的主要观点进行概括。这是表述互动观点的核心文献，也是这个小组最著名的著作。贝弗拉斯作为其作者之一，主要通过参与国际传播协会（ICA）的人际传播部的工作，而帮助将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工作和传播学领域连结起来。
帕洛阿尔托小组中的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H·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他（1911年）生在维也纳，并在那里成长。他的叔叔就是哲学家L·维特根斯坦。冯·福斯特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德国军队研究高射炮的准确性问题，N·维纳和C·香农为同盟国的事业也承担着与之相类似的科学任务。1949年，冯·福斯特来到美国，成为位于厄巴纳的伊利诺伊大学的一名工程学教授。后来，他创办了伊利诺伊的生物传播中心。1975年，他从伊利诺伊退休，迁移到佩斯卡德罗，这是旧金山南部太平洋海岸边上的一个村庄，距离帕洛阿尔托约20英里。
冯·福斯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梅西控制论会议——贝特森是这些会议的关键参与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P·沃茨拉维克就是通过这一点而知晓他的。1976年，冯·福斯特应邀在一次精神研究所的会议上发言，一同前往的还有贝特森。冯·福斯特指出，一个行为的观察者、被观察的现象和观察的过程构成了一个控制体系。这个观点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一个科学家所观察的是一个社会结构，有关绝对客观性的尝试是徒劳的。因此，按照冯·福斯特的观点，例如，某个家庭治疗专家也是那个正在得到帮助的家庭的参与者。对于当代的帕洛阿尔托小组来说，冯·福斯特仍然具有思想影响。
除来自N·维纳的控制论和一般系统论的强烈的理智影响之外，帕洛阿尔托小组还利用了M·H·埃里克森（Milton H.Erickson）的工作，他是菲尼克斯的一个精神病医生，因使用催眠术而出名（哈利，1976）。(12)精神研究所与埃里克森的联系始于1953年，帕洛阿尔托的学者们继续与他保持了几年的咨询关系。此外，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R·伯德惠斯特尔（Ray Birdwhistee）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非语言传播的专家，也在家庭治疗过程中有关病人的身体运动的分析方面影响了帕洛阿尔托小组（哈利，1976）。
请注意：帕洛阿尔托小组并未被组织成为一个大学的系或学院——它们以单一的学科为中心——而是被组织成一个松散地连结在一起的学者小圈子，这些学者从事精神健康、家庭治疗和精神分裂症等与传播有关的问题研究。小组有一个问题中心（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它可以是限制性的），对它而言，人类传播被解释为主要的答案。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和精神研究所中与病人直接接触，是小组成员的理智灵感的一个源泉。当贝特森在访问一个导盲犬训练学校时，他对似是而非的传播的性质获得了有用的认识。诸如当训练者命令狗“前进”，同时又紧紧地往回拉狗的颈圈时，狗被教着应付矛盾的命令。这样的训练旨在为狗准备它们会碰见的似是而非的环境，诸如当它们失明的主人命令它们穿过一条街，而狗却能够看到危险的时候那样的情形（维克兰德，1992）。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弗洛伊德的观点
帕洛阿尔托学派与弗洛伊德的方法形成强烈的反差，因为它在其传播思想中表现出一种系统理论的观点。“就控制论、信息论和一般的系统论对于贝特森的思想所产生的作用而言，怎样过高的估计都不过份”（怀尔德，1979）。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G·贝特森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10次控制论梅西基金会议中的绝大部分，在那里，他受到N·维纳和其他控制论专家的强烈影响。
贝特森和帕洛阿尔托小组肯定“不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帕洛阿尔托小组对于弗洛伊德的重视个体精神内部的模式近乎完全不感兴趣，那样的模式强调个人认识的重要性，而这种认识是在与治疗专家的一对一的互动中，通过剖析过去和无意识而获得的。”（怀尔德，1979）帕洛阿尔托小组将焦点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网络作为它的分析单位。因此，小组的关系理论内在地具有一种人际传播的性质。“这是从个体向社会网络（从客体向模式）的焦点转变，它与把一个相关宇宙的中心从地球转向太阳的做法相类似：（它是）行为科学中的哥白尼革命。”（怀尔德，1979）沃茨拉维克等人（1967）声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假定：行为主要是各种精神内部的力量——这些力量被认为是严格地遵循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的一种假设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关系力量与这样一种重视个体的方法是相冲突的。
“准确说来，它们（精神研究所和贝特森的退伍军人管理局项目组）的共同特性是反对线形的、单元的、精神内部的模式，并用互动的观点取而代之。”（沃茨拉维克，1981）帕洛阿尔托小组原先的两个组成部分都共同反对有关治疗的医学模式。按照这种医学模式，一个人可以“被改变，只要他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脱身出来，并在一个私人办公室里或一家医院中得到个体性的治疗。一旦被改变，他就会返回到他的社会环境中，他变了，因为他已被‘清除掉’造成他的困难的那些精神内部的问题……因为重要的是病人对他的真实世界的知觉，所以这个真实世界的本身就被认为是次要的了”（哈利，1971）。
20世纪50年代，试图改变一个家庭的想法作为临床领域一般范例转变的组成部分，出现在各组治疗学家的脑海里。贝特森当时是加利福尼亚门洛公园中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那里，他的人种学者的头衔使他能够自由地研究近乎任何问题（贝特森，1972）。J·黑利（1971）是贝特森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传播项目的一个成员，他这样描绘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把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和他的父母放在一起，以试图发现为什么这个病人在访问日与他的父母一起呆不上几分钟，就会陷入焦虑状态。这是一段收集信息的时期，不是一种对家庭治疗的复查。然而，我们所观察的东西改变了我们关于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观点，以至于截止第二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已开始了一种对付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的系统程序。”
住院者从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事件中恢复过来。“当他的母亲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感情冲动地搂着母亲，母亲呆住了。他收回他的手臂，母亲问他，‘你还爱我吗？’他脸红了，母亲说，‘亲爱的，你不要这么容易难为情，也不要害怕你的感情。’”（贝特森等，1956；怀尔德，1979）这个病人从他的母亲那里得到混合的信息，这将他置于双重的盲目之中，作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对此没有能力去认识或逃避。
帕洛阿尔托小组在医学模式上所发生的视野转换需要一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个观点以个体和他人的人际关系为中心。“始终如一地最受到欢迎的模式是一种源于控制论的系统理论。这个模式能够对付以一种自我纠正的方法彼此响应的互动要素，而家庭成员似乎就是以这种自我纠正的方法来行事的。传播技术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语言的组成部分。”（哈利，1971）今天，与控制论和系统思想的理智联系仍由帕洛阿尔托小组完成，特别是通过H·冯·福斯特而实现的。
帕洛阿尔托小组最为激进地偏离了弗洛伊德对于作为一种治疗工具的“顿悟”（insight）的重视。贝特森并不认为无意识能够被弄得有意识。相反，他（1972）声称，“无意识持续地表现在信息的交换之中，人们无需超出行为资料就能够理解互动的必要方面”（怀尔德，1979）。帕洛阿尔托小组相信，某个个体的问题无论其起源怎样，都可以得到缓解。这个小组的学者们将他们的方法看作是实用主义的，因为他们的重点是有关传播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的（沃茨拉维克，1967）。
元传播、悖论和双重约束
一天，当G·贝特森在旧金山动物园观察猴子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猴子开玩笑地咬另一个猴子时，两个猴子都明白这只是一个玩笑而已，尽管它们看上去像是真正的战斗。贝特森（1972）得出结论说，这个咬的信息肯定是以一个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关于传播的传播）的讯息（message）——它说：“这是一个玩笑，不是战斗。”——为先决条件的。
贝特森在1946年3月的第一届梅西基金会会议上获得了传播和元传播的思想，当时，来自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生理学家W·麦克罗齐（Warren McCulloch）声称，每一个神经细胞的发送都既具有一个“报告”的方面，又具有一个“命令”的方面。贝特森把这个隐喻运用到传播中。传播的内容（沃茨拉维克等，1967）——这种内容传递着讯息（message）中所包含的信息（information）——是报告的层次。传播的关系方面（相当于命令的层次）传递传播过程中的两个或更多的参与者的人际关系。一个讯息（message）的关系维度对于讯息的内容进行分类或予以构造。因此，它是一种元传播。
L·E·罗杰斯（L.Edna Rogers）和R·V·法拉斯（Richard V.Farace）（1975）发展了一种方法，以便对于一个传播两重性的关系维度予以操作化。他们当时都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传播系。按照这样的分析，每一个讯息都是由一个谈话参与人所作出的语言介入。每一个这样的讯息都被分类为（1）“胜人一筹”（one-up），一种倾向于得到对交流的控制的运动；（2）“略逊一筹”（one-down），或让另一个人来控制，或（3）“交叉一致”（one-across），一种倾向于抑制控制的运动。诸如此类的相互作用分析在传播研究的分析单位方面，侧重于关系，而不是侧重于个体。例如，考虑以下一个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讯息（message）交流（罗杰斯和法拉斯，1975）：
罗杰斯和法拉斯（1975）利用了贝特森（1936）的“纳文”（Naven）研究，这是贝特森关于新几内亚的一个部落的人类学研究，他们用其代码来确定两个基本的关系控制的类型：（1）同等控制讯息（message）的对称或交流，这样，一个个体将会以其他个体对他，或她行事的那种方式对其他个体行事；（2）互补性，在这里，一次传播谈话中的两个参与者交流非常不一样的控制讯息。于此，我们看到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概念如何能够在谈话分析的微观层次上被操作化。
当一个陈述似乎将自身包括在它自己的范围内——诸如“别理这个陈述”的命令——时，一个悖论，即从连贯的前提（沃茨拉维克，1967）中得出正确推论的矛盾就产生了。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这个命令，他就不能接受它——因而就有了悖论。另一个例子是“我撒谎”。对于悖论的解决是意识到陈述和元陈述属于不同的逻辑类型。一个是一个成员，一个是一类成员（怀尔德，1979）。由A·N·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和B·罗素（Bertrand Russell）（1910）所提出的类型理论是以抽象层次上的等级存在为基础的，它主张，为了避免悖论，一类中的一个成员不能是一类，一类也不能是一个成员本身。换句话说，每一个类型层次必须相互排斥，不能混淆层次。贝特森在他的有关精神分裂症的双重约束理论中，利用了怀特海和罗素的作为一种描绘悖论的手段的类型逻辑。怀特海和罗素式的逻辑悖论类型描绘了一种计算机，这种计算机以一种“是—不是—是”的方式摆动。(13)
帕洛阿尔托学者对双重约束的以下这些组成部分作了详细的说明：
1.一个重要关系中的两个或更多的个体。
2.从前具有双重约束的模式反复出现。
3．一个主要的否定性命令（例如，“别做这件事，要不，我将惩罚你”）。
4．一个次要的命令，它在一个更加抽象的层次上与第一个命令发生冲突。
5.第三个否定性命令，它阻止个体逃离这个局面。
换句话说，当一个个体将两个层次上的讯息（message）传播给另一个人时，双重约束便出现了。“当这两个层次上的讯息彼此既相互限定、又相互冲突时，另一个人就面临着一种不可能的境地。他不可能在不触犯其他层次上的禁令的条件下来回应这两个层次上的任何一个层次，因此，不管他做什么，他都是错误的。”（哈利，1976）双重约束的情形发生在例如父母—孩子和老板—雇员中。(14)我们说一个孩子认为他的一个家长生气了。家长否认她生气了，并坚持要孩子也这么否认。孩子应该相信他自己的感官，还是相信他的家长？如果是前者，孩子就维持了一种现实感，但失去了与家长的关系。如果是后者，那么孩子就维持了这种关系，但是歪曲了现实。
贝特森论证说，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个体丧失了元传播的能力，即能够理解一种情景是有约束力的，并且能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以便逃避这种约束，诸如通过说“你给了我一个混乱的讯息（message）”（怀尔德，1979）。因此，一个个体通过重新构造传播环境而摆脱双重约束。构造一种传播交流意味着在上下文中确定它。重新构造就是改变讯息交流的上下文。
“人不能不传播”
帕洛阿尔托学派本质上将传播等同于人类行为，正如他们的著名的格言所指出的：“人不能不传播。”（沃茨拉维克等，1967）这个断言使我们意识到并非所有的传播都是有意图的。传播既通过文字（也就是语言传播）发生，也通过诸如耸肩、人们的衣服、人们所使用的润肤水或香水、人们约会是否迟到等非语言讯息（message）而发生。因此，传播的定义必须非常宽泛。对于沃茨拉维克等人（1967）来说，传播实际上等同于行为（莫特利，1990）——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定义。如果传播必须涉及编码（将某种思想转变成某种讯息的形式），那么，它肯定可能“不”传播，即通过制造非编码性的行为（莫特利，1990）。问题是：诸如一种并非故意的眼部抽搐那样的无意识行为是否应被认为是传播。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它是的。
或许沃茨拉维克等人关于“人不能不传播”的断言是有用的，因为它迫使我们根据一些基本的必然条件来定义传播概念，以便能使某个行为准予传播。例如，传播一定就是有意图的吗？传播一定是相互作用式的，具有充当往返角色的活跃的信源和接受者吗？为使传播能够发生，一个讯息（message）必须被编码和解码吗？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沃茨拉维克等人（1967）在断言“我们不能不传播”时，使我们想到了这些问题（莫特利，1990）。
作为“我们不能不传播”的最早断言的提出者之一，J·B·贝弗拉斯（1990）希望通过确定两个子陈述——她认为这两个子陈述能澄清原意图——以修改她的最初观点：（1）“‘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传播，”但是，（2）“人们在某个社会背景下可能无法避免传播。”设想一下某个不想传播的人的情形，例如，一个飞机乘客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以便传播他不想与邻近座位上的人讲话的意图（沃茨拉维克等，1967）。相邻处的其他人的出现迫使这个人传播他不想传播的讯息。但是，并非所有个体的行为都是传播性的。“所有行为并非都是传播性的，尽管它有可能是提供信息的”（贝弗拉斯，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