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洛阿尔托小组对传播学的贡献
对于传播学来说，从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工作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既重视假定的实在，也重视传播问题。“贝特森、沃茨拉维克等人对于悖论、混乱、操纵、不可测、甚至‘虚假信息’的重视表明一种看待人类传播的方法，它截然不同于那种一直支配着新知识活动的方法。”（怀尔德，1979）因此，例如，诸如自我披露和开放那样的论题的传播研究就应该由关于模棱两可（爱森伯格，1984）、欺骗和偏离等方面的研究来平衡。某些类似外交、爱情和商务谈判等情形需要有意识的模棱两可，而不是直率和清晰。帕洛阿尔托小组的观点要求人们意识到模棱两可的传播（贝弗拉斯等，1990），理解传播反常现象，研究诸如悖论那样的自我指认的矛盾的性质，并提出更多、更清楚的传播是否经常发挥作用的问题。
该小组声称，人类传播作为通向两个或以上参与者相互理解的一个步骤，不仅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和成功的。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能是非语言的、无意图的、可产生悖论的，也可用作一种治疗的手段。关系传播学学者的观点是控制论的、生态学的，以系统论为基础。它不适合传播学的占统治地位的认识论，这是帕洛阿尔托小组的互动理论之所以没有对传播学产生更多影响的一个原因。传播研究的占统治地位的重点是研究效果。相反，互动理论试图回答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重要问题。这种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帕洛阿尔托小组没有受到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学者的更多注意，后者主要关注研究效果。
帕洛阿尔托学者反对根据单向模式而构造起来的效果研究。“人们可能会论证说，S-M-C-R[信源—讯息（message）—渠道—接收者]未被作为一个传播‘模式’而得到延伸，它不能满足理论模式的任何一种检验，它是作为一种视听手段而得到发展，以激发起对某个传播关系的组成部分的回忆”（伯洛，1977）。对于说服、宣传和研究大众传播效果来说，单向模式有可能是非常适用的，但是，由此类直接的模式所假定的线形因果关系并不适合作为相互关系与作为相互影响的过程的人类传播的认识。
贝特森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研究项目具有一种人类学的方向，因为它的基本方法是将传播看作是在自然背景中发生而没被调研者所闯入或干预的东西。贝特森有一种反实验方法的偏见，认为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寻求因果关系是愚蠢的。考虑到他的系统理论的方向和作为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来源的人类学视野，“在双重约束理论和传统的实验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相适应的关系，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了”（怀尔德，1979）。许多关系传播的研究都使用了罗杰斯—法拉斯的编码系统（胜人一筹，略逊一筹和交叉一致），以便确定传播讯息（message）交流的数量。“编码系统已在大量的背景下得到使用：从电视交互作用到劳工协商，从无学习能力的儿童到工作面试，从课堂互动到员工会议、直到经理—部下的两分法，等等，除了临床及非临床的婚姻与家庭系统等比较普遍的背景外。”（罗杰斯，1992）在传播学学者中，交往的视野最终将得到更加广泛的理解和接受。那么帕洛阿尔托学派将肯定会得到它应有的尊敬。
(1) 弗洛伊德因为阅读了达尔文的书籍的缘故而选择了医学（舒尔茨，1975）。
(2) 当古典的男性歇斯底里症不再为维也纳的医学权威所质疑时，夏尔科的那种创伤性的男性歇斯底里症又受到了怀疑。弗洛伊德的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医学同事们认为，弗洛伊德在过分热情地描述夏尔科的工作时，表现出对于他们的不屑一顾。
(3) 弗洛伊德喜爱希腊和罗马艺术，他去雅典和罗马的旅行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旅行经历。他十分迷恋考古学，认为他的事业就是对个体的、来自过去的、未被认知的内在属性进行探究（布尔斯廷，1983）。
(4) 安娜·奥在发展精神分析的某些思想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她“是宣泄方法的真正发现者”（琼斯，1953）。
(5) 弗洛伊德的认同概念为T·阿多诺等人在《权威人格》（1950）——在美国的一种偏见研究——中所使用。有大量的关于认同概念和模仿的文献，在传播研究中都是重要的。
(6) 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件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弗洛伊德档案室中，现在也可从那儿获得。其中许多信件都已发表。不过，弗洛伊德销毁了弗利斯寄给他的信（琼斯，1953）。对于史学的目的来说，幸运的是，像弗洛伊德和达尔文那样的知识分子都有大量的日常通信，他们的主要思想因而得到保存。历史学家担心的是，当代的思想人物可以通过电话或电子系统进行交流，而这可能无法留下文字的记录。
(7) 施拉姆（1949b）用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对比的理论解释这样的问题：个体为什么将大众媒体用于娱乐而不是新闻？
(8) 不久，每年的会议就发展成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时至今日，这个协会继续存在于一批主要由精神分析家构成的专业人员之中。
(9) 就以弗洛伊德为基础的那些假设来说，有支持的根据，也有不支持的根据，费希尔和格林伯格（1977）对此作了总结。
(10) 事实上，重要的心理学史学家博林（1929）认为弗洛伊德是心理学中最最伟大的人物。
(11) 有关格雷戈里，已经出了好几本优秀的著作，其中包括利普塞特（1980）、M·贝特森（1948）、M·贝特森等（1977）。
(12) 1936年，当贝特森在巴厘作实地考察时，开始对走迷状态发生兴趣，这后来促使他就催眠术的使用问题与埃里克森联系（沃茨拉维克，1990）。
(13) 贝特森是第一个运用人类传播的逻辑类型理论的学者（哈利，1976）。
(14) 威斯鲍（1987）对于双重约束传播的实验根据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