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節 武帝刻剥之政

武帝所事既廣，其費用，自非經常歲入所能供，故其時言利之事甚多。雖其初意，亦或在摧抑豪强，然終誅求刻剥之意多，裒多益寡之意少，故終弊餘於利，至於民愁盜起也。今略述其事如下：

一筦鹽鐵 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僅、咸陽言：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值也。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盆，煑鹽器也。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此事在元狩五年。至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案鹽鐵爲用至廣，故所税之數雖微，而國家已得鉅款；又可防豪民之專擅；收歸官營，實爲良法，故輕重之家，久提唱之。僅、咸陽之筦鹽鐵，亦未嘗不以是爲言。僅、咸陽言：浮食奇民，欲擅筦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然卜式已謂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强民買之；而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對，言其弊尤痛切；見《鹽鐵論·水旱篇》。綜其弊：則苦惡，一也。縣官鼓鑄，多爲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二也。善惡無所擇，三也。吏數不在，器難得，四也。鐵官賣器不讎，或頗賦於民，五也。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劇，六也。賢良文學言：故民得占租鼓鑄煑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器和利而中用，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貰。縣官得以徒復作修治道橋。今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啖。官私營業，優劣相縣如此，此社會革命，所由不易以國家之力行之也。則筦鹽鐵雖有裨國計，而民之受其弊實深矣。

二算緡 公卿言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各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者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漢書·武帝本紀》：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元狩四年，初算緡錢。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以其半與之。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新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案公卿言異時嘗算，則此税舊有之，當必沿自戰國之世。然其所及不必如是之廣。舊法雖惡，民既習之，且有成法可循，新税則異是，而更行之以操切，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史言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其禍可謂極烈。卜式言船有算，商者少，物貴，猶其小焉者矣。《後漢書·西域傳》：陳忠言武帝算至舟車，貲及六畜。《注》：六畜無文。案此謂數畜以定其資力，猶後世計物力以定户等，非謂税之也。告緡之法，至桑弘羊領大農後始罷。

三均輸 元封元年，桑弘羊領大農。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争，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案古代税收，多取實物。當國小民寡，生事簡陋之世，自無所謂利與不利。及夫疆理既恢，所取之物亦雜，則某物取之某處最宜，某物致之某處最便，其中實大有計度。計度得宜，可使民便輸將，國饒利益，抑且省漕轉之勞，《鹽鐵論·本議篇》：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案弘羊使郡國各以異時商賈所販者爲賦，其策實極巧妙。商賈所販，必協事宜，如此，則不待考察，而已知某處之物，致之某處爲最便矣。後世理財之家如劉晏等，所長實在於此，此弘羊所謂“均輸則民齊勞逸”。又税收之物，官用之不盡者，自可轉賣於民，苟其策畫得宜，亦可藉以平抑物價，使齊民不受商賈之剥削，此弘羊所謂“均輸則民不失職”也。弘羊語，亦見《鹽鐵論·本議篇》。弘羊之説，皆出古之輕重家言，誠有所本。《漢書·食貨志》曰：“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遊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此可見平準爲舊有之説，非弘羊所杜撰也。《贊》曰：“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顧古爲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於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自是平情之論。然戰國時，大國不過千里，制馭較易，究之輕重家言，亦未有能起而行之者，與儒家井田之説等耳。貨不必藏於己、力不必爲己之風既渺，而人又非通功易事，無以爲生，商人本不易制馭，況弘羊欲行之於一統之世乎？不能抑商賈以利齊民，而徒與商賈争利，蓋勢所必至矣。然能省漕轉之勞，且使國用充裕，則亦不可誣也。弘羊行均輸後，史言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其款不必盡出均輸，然均輸之所裨益者必多也。

四酒酤 《漢書·武帝本紀》：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鹽鐵論·輕重篇》：文學言：大夫以心計策國用，參以酒榷，則酒榷亦弘羊所建也。酒榷在當時，蓋爲利最薄，故昭帝六年，賢良文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弘羊即與丞相共奏罷酒酤。《鹽鐵論·鹽鐵取下篇》云：並罷關内鐵官。

五賣爵贖罪 漢沿秦制，爵二十級。初級僅爲虚名，必至第九級得免役，乃有實利。故當生計寬裕，民樂榮寵時，賜爵足以歆動人民，而爵亦可以買賣。至政令嚴急時，則不然矣。武帝令入財若買爵者得試吏補官，及買復者多，則又濫施役使，且令入財者得以贖罪，其壞選法及刑法，實非淺鮮也。《平準書》言：武帝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又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臣瓚引《茂陵中書》武功爵十一級，則級十七萬之萬爲衍字，十七當作十一。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爲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爲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惟得至第八也。以顯軍功。此事當在元朔六年。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漢書》本紀：元狩三年，發讁吏穿昆明池。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鬥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如淳曰：諸坐博戲事決爲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桑弘羊領大農，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天漢二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大始二年又行之。《漢書》本紀。

以上皆苛取於民者，其未嘗逕取於民，而實則害民尤甚者，則爲錢法。秦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更令民鑄莢錢，已見第四章第一節。高后二年，行八銖錢。應劭曰：即半兩也。六年，行五分錢。應劭曰：即莢錢也。孝文五年，除盜鑄令，更造四銖錢，文亦曰半兩。見《漢書·食貨志》。當時放鑄之弊甚大，賈誼極言之，而文帝不能聽。見《食貨志》。武帝建元二年二月，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見《漢書》本紀。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此從《漢書》。《平準書》作盜摩錢裏取鎔，非也。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爲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鋊，以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鋊，銅屑也。”鎔冶器法，非其義。《史記》蓋亦本作鋊，傳寫誤爲鎔，徐廣音容，非也。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漢書》本紀，事在元狩四年。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漢書》本紀《注》，謂《食貨志》此文，與建元元年行三銖錢是一事。然《志》此文在造皮幣白金後，《志》文本於《平準書》, 《平準書》叙事，固不甚拘年代，然元狩四年，上距建元元年二十有一年，顛倒不應如此之甚。況紀建元五年，已罷三銖行半兩矣，而《平準書》下文云：“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請更造五銖”，是造五銖時三銖猶可行使也，亦與紀文不合。疑此事自在元狩四年造皮幣白金之後，與本紀建元元年之行三銖錢，實非一事也。或曰：《漢書·武紀》：元狩五年，又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明鑄五銖時方行半兩，三銖已罷於建元五年也。然則請鑄五銖時，有司何以不言半兩之弊，顧咎久罷之三銖乎？予謂元狩四年，雖有銷半兩鑄三銖之議，實未曾行，半兩自亦未罷，至明年，乃以有司之請，罷半兩而鑄五銖也。盜鑄諸金錢者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麾取鋊。從《漢書》, 《史記》作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無慮皆鑄金錢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漢書》作官赤仄，蓋奪鍾字。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史云是歲張湯死，則事在元鼎二年。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爲之。以上據《平準書》。案漢是時所行，與生計學理頗合，故錢法自此漸定。然民之受其害者，則既不可勝言矣。

武帝所用言利之臣，爲孔僅、東郭咸陽、桑弘羊《平準書》謂三人言利事析秋豪者也。咸陽，齊之大煑鹽，僅，南陽大冶，鄭當時言進之。當時以任俠自喜，而好交游，僅、咸陽，蓋亦鼂錯所謂“交通王侯，力過吏勢”者。其行事他無可考。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見《史記·平準書》。《鹽鐵論·貧富篇》：大夫曰：“予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下。”其議論，具見《鹽鐵論》中。《鹽鐵論》爲桓寬所撰。弘羊治法家之學，稱引管、商、申、韓。賢良文學則儒家者流，誦法孔、孟。桓寬亦儒生，必無左袒弘羊之理。然就《鹽鐵論》所載往復之辭觀之，弘羊持理殊勝，知非俗吏徒知搜括者。然其行之終不能無弊，何哉？蓋法家之言輕重，意在抑强扶弱。强者誰與？商人是也。弱者誰與？農民是也。當時社會組織，商人實居形勢之地，豈如弘羊者所能裁抑？況弘羊所引用者，亦多商人，用商人以裁抑商人，是與虎謀皮也。《張湯傳》言：“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又載武帝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知，益居其物，類有以吾謀告之者。”當時官吏商人，狼狽爲姦，可以想見。何怪民受其害，而國亦不蒙其利乎？然加賦之所最忌者，爲盡取之於農民。鹽鐵、均輸等，究皆取之農民以外。史稱其民不益賦而用饒，固不能謂非桑、孔、東郭等之功也。又武帝之事四夷，雖多失策，然攘斥夷狄之計，在當時固不容已。賢良文學欲罷鹽鐵、酒酤、均輸，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亦不能謂其無理也。

《史記·酷吏傳》言：張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强併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湯時爲御史大夫。則湯亦頗與計政。時又有趙禹，爲御史，至中大夫，與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得傳相監司。義縱以鷹擊毛摯爲治。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内史，王温舒爲中尉。又有杜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皆見《酷吏傳》。當時刻剥之政之所以能行，亦藉法吏左右之也。漢世酷吏，誠多摧抑豪强之意，然一切以武斷出之，禍豈能無及於齊民哉？

《酷吏傳》又言：自王温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白，《漢書》作百。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慮、范生之屬。范生，《漢書》作范主。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大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天子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漢書》作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 《集解》:《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泰山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即《酷吏傳》所云也。其不至於土崩者亦僅矣。宜乎宣帝欲立武帝廟樂，而夏侯勝訟言距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