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　翻译研究：求同，还是求异？

如果说传统翻译理论“求同”，是追求对原文的同，追求翻译理念跨文化、跨时代的普遍性，是规定性的，那么描写翻译追求的“同”，是在认可“差异”的前提下，通过对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翻译规范的研究，“对反复出现的‘规律’（regularities）的描写，最终发现普遍的翻译法则（laws）”，是实证性的（朱志瑜，2007：Ⅶ-Ⅷ）。无论是传统研究的一味“求同”，还是描写研究的“存异而求同”，都是后殖民研究颠覆的对象。后殖民研究追求的是“差异性”，是要通过关注弱势群体、边缘案例来揭示一系列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原文与译文之间，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作者与译者之间，等等，旨在通过翻译改变世界，早已超出了纯学术的立场。

描写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之间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跳出传统翻译研究语言为中心、原文为导向和规定性视角的制约，将注意力放在译作在现实世界中发挥的实际作用之上，通过翻译揭示社会、文化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除了上文所讲的两个分歧之外，二者在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上也存在较大的分歧。描写研究的立场是学术的，研究之前并没有预设的立场，描写研究也会触及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问题，但只在研究得出的证据指向这些因素之后，才会将目光对准这些因素。后殖民研究虽然也涉及对研究对象进行描写，但有其事先预设好的立场，认定一切翻译／语言活动中必然存在权力关系和不平等。此外，描写研究追求的是“普遍规律”，因而在研究对象上力求有代表性、普遍性，用科学的方法保证结论的客观；后殖民研究追求的是“差异性”，因而更多关注特殊个案、边缘案例。

最后需要指出两点，一是本节中阿罗约对描写翻译研究存在一定的或是有意的误读。描写研究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纯粹’客观、中立”的。事实上，图里一开始就指出，任何理论都受到自身理论角度的制约（Toury, 1995：23），描写研究也不例外，研究者必须具有强烈的自省意识，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断修正研究方法来保证描写的客观公正。描写研究也并非如阿罗约所说的那样，换一个研究者结论就必然大不一样。后殖民研究的指责源于“人”的因素：只要有“人”涉及研究之中，就必然“不客观”。然而，如翻译研究这样的人文学科根本无法避免“人”的因素的影响，除非完全放弃所有人文学科研究（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只能接纳这种“先天的缺陷”。二是后殖民派对描写研究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描写研究对这些批评持开放的态度，不断将其中积极因素吸收进来，促进自身发展。事实上，一些描写研究的学者也意识到主观性的问题，如赫曼斯等人的理论中都对此有所体现。和切斯特曼在文章中的立场一样，这些学者并没有因为后现代派的指责而放弃描写，而是在坚持描写的同时，尽可能清醒地考虑到后现代派的批评。如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只解构不建构一样，后殖民研究的解读理论对推进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方面也存在消极影响：如果每个译者只能忠实于自己的解读，每个研究者都无法逃脱自己的主观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制约，那么我们对世界与科学的认识，也只能围绕自身的主观性原地徘徊。描写研究者虽然无法逃脱自身主观性的局限，但不能因噎废食否定描写的意义，应该时刻警惕，记住后殖民理论的批评，“不理所当然地接受，留下矛盾、犹豫、实验的空间”（Hermans, 2004：150），把描写研究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