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结语”部分

“结语”即“共同基础”一文的结尾部分。如果说以上30条由切斯特曼与阿罗约共同起草的共识，是在寻找两个学派之间共同点的话，那么“结语”部分二人逐一厘清的双方坚决不能妥协的观点，则充分暴露了两个学派之间的分歧所在：一是是否承认意义的稳定性，二是是否承认描写研究的客观性。

针对上文的第（10）条，二人对意义的稳定性展开辩论。面对后殖民理论的“意义不稳定”观点，切斯特曼先是让步，承认意义是不稳定的，需要受到语境的制约，但进而坚持，即便如此，意义受语境制约的程度总有不同，有些词语还是存在相对稳定的意义的，如“威茨大学”。阿罗约针锋相对地指出，意义是绝对不稳定的，即便是如“威茨大学”这样的专有名词也不例外。同一个词对不同的人必然具有不同的含义，人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意义的不稳定”。

描写研究认为，语言可以客观地代表外在世界及其关系，语言存在稳定的语义内核，这种语义内核可以先于语言而存在，“在翻译的转换过程中可以保持不变”。（Toury, 1986: 1118）描写研究也清楚认识到，意义是“不稳定的”，原因有二：第一，语境（context）造成意义不稳定。虽然语言各部分之间存在稳定的系统关系，但这种稳定的关系需要在不同的情境（circumstances）之下实现，因而产生不同的意义。有些词语的意义比其他词语更稳定（如“威茨大学”），是因为它往往出现在固定的几个有限语境里；另外一些词语的意义更加灵活（如“民主”“翻译”），是因为其出现的语境更为多样化。（Chesterman & Arrojo, 2000：156; Malmkjaer, 2000: 341-345）这种语境既包括直接的语言上下文，也包括文本所处的大的历史文化背景。第二，读者造成意义不稳定。不同的读者／译者对同一文本固然有不同的解读，同一个译者不同时间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也并不相同。（Chesterman, 1998：220-221）但无论语境和读者如何变化，语言的内核还是稳定的，换言之，意义的不稳定是相对的，翻译研究考察的是稳定的语言内核如何在不稳定的语境下发生变化。描写研究的任务，就是描写意义在目标语里如何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作用。

后殖民的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源自尼采、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理论。例如，德里达认为意义存在于“延异的运动”（play of différance）中，因而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主要源于语言本身的多义性（Derrida, 1973/2003: 141-146），基本不涉及“人”的因素。以上文“威茨大学”为例，“大学”一词的意义由其在高等教育体制这一系列符号链中与其他符号（如高中、研究院、中国大学、西班牙大学等）的关系而决定，因而无法为之分配稳定的意义。后殖民意义理论的关键词则是“解读”（interpretation），“没有什么人或事物可以置身于解读的范畴之外而存在。”（Arrojo, 2002：67）既然是“解读”，则不可能逃脱主观性，不可能不受到解读者／译者的解读角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是“威茨大学”这样的专有名词，还是“民主”这样的抽象名词，不同的人来解读，意义完全不同。意义不稳定，在后殖民派看来，是因为译者的主观视角、意识形态不同（Chesterman & Arrojo, 2000：158）。后殖民派之所以信奉德里达的理论，是因为他的理论解构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二元对立，颠覆了原文的权威地位。“没有了原始存在的代表，建立在真理、意义、存在、理性、目标这些稳定概念基础之上的西方大部分哲学和历史都将土崩瓦解。”（Gentzler, 2001：179）既然原文不存在稳定的意义，就不存在客观的意义供译者“复制”或“传递”过去，也就无所谓唯一的、正确的、主流的、“权威性”的对原文的解读，翻译就是创作，译者也是作者，享有与作者相同的权力和责任，后殖民翻译理论所支持的主要观念，如权力关系、译者主体性、反霸权等都获得了理论支撑。

针对上文中的第（9）（18）（21）（28）（29）条，二人辩论的重点是描写研究是否能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切斯特曼强调描写研究只描写不规定，描写的客观性通过科学的方法（实证研究）来保证。任何有关翻译的论断，无论是传统翻译研究（规定性、哲学思考式）的论断，还是后现代派有关权力、政治方面的论断，都只能先作为“解读性假设”进入描写研究，找到证据支持之后，这些假设才能作为结论接受。在他看来，描写研究的“描写”和“解读”是分开进行的，即先描写，后解读。阿罗约则质问：“谁在研究？”她认为描写研究的“解读”和“描写”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区分开来，只要有人的因素参与进来，“描写”就不可能客观，正如卢曼（Luhmann）所言，“观察者无法在观察观察对象的同时观察自己的观察。”（Hermans, 2004：146）描写研究无法保持“客观”立场，因为规范是“人”研究出来的，是人就有“立场”，其研究就只能反映自身的价值观、利益和意识形态。改换一个研究者，意识形态和利益不同，必然选取不同的验证方法，得到不同的结论。

后殖民研究否定了描写研究的客观性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他们质问：谁在研究？他为什么研究这个？他有什么利益在里面？他可能客观吗？因为在他们看来，研究者背后都有自己的利益，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根本无法做到他们声称的那样“客观”“公正”。所谓多数适用的规律／共性，不过是从研究者的主观视角得到的解读，反映的只是特定时间特定语境下某个或某些研究者的局部利益。此外，后殖民研究不能接受“共性”“普遍性”的概念。他们认为，每个人每个现象都是独一无二的，描写研究得出的所谓客观公正的、适合大多数人或现象的规律，其实是假象，是将某些人（专家、研究者、掌握话语权的人）的主观认识强加于他人（普通译者、读者），并以其掩盖压制少数派及弱小群体的认识。（Neubert, 2001：334-337）后殖民理论反对这种霸权，目的是为弱势群体、弱势理论求得发言权、生存权，追求伦理上的公平。由此不难看出，“共同基础”一文与之后持续三年的大讨论旨在“求同”，但最终二者不可调和的矛盾让这一愿望化为泡影。（Arrojo, 2002：141；Chesterman, 200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