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 场域重组与新规范的建立
如果打破规范是单个行动者为了获取更好场域地位的战略举措，那么制定规范则是打破规范者和其他行动者共同努力的集体行为。在张译版《苔丝》出版后的几十年中，重建原文中方言变体的新规范在文学翻译中得到确立，并一直发挥作用。证据之一就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表的评论、研究论文和译作的序言中出现了不少有关原文方言的功能和方言重建或标准化的讨论
。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够促使其他行动者效仿张谷若的做法，并促使这一新规范得到确立并延续下来呢？笔者发现三个尤为重要的因素。
首先，张谷若为方言翻译的新规范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可能已经预料到自己的翻译策略会遭受批评，于是在《苔丝》的序言中极力为自己的策略辩解。他阐述了多塞特方言的文学价值，并解释了他的翻译策略。（张谷若，1936：Ⅰ-Ⅷ）他认为，原文有两种语言变体，译文变成了一种，是不合适的。而山东方言是他的家乡话，与多塞特方言一样都是值得尊重的古老乡村方言，既淳朴、乡土味十足，又幽默风趣，用来翻译多塞特方言正合适。他还提出了要在译文中使用“合乎中文文法习惯的中文”来进行翻译的“地道的翻译”策略。这些思想在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得以巩固和传播，例如，萧乾对他的译文提出了一些看法，作为回应，张谷若在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他的翻译思想，澄清了人们对他翻译策略的一些误解，坚定地捍卫了他的立场。（张谷若，1937／1937a）无论是在译文中添加大量的具有学术水准的译注，还是撰写论文和译本序言来阐述自己的翻译观点，这些做法都有助于增加他的文化资本，并在辩论中赢得同行的支持。（水同天，1937）他重新阐释了“忠实”的内涵，将之定义为“再现原文的文学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结构（张谷若，1937），从理论上确定了翻译方言是忠实原文的必要手段，证明了目标语方言能够在译文中胜任丰富中文表现法的功能。他的译文和伴随着译文的副文本、元文本形成了连贯的体系，削弱了直译和欧化策略的主导地位，为建立方言翻译的新规范铺平了道路。
其次，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翻译场域对各种翻译策略具有非常高的包容度。在文学场域的影响下，文学翻译场域鼓励译者利用本土语言资源进行各种翻译实验。当时文学辩论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方言著作上，并在1947年的“方言文学运动”中达到顶峰。作家受到鼓励，挖掘方言等语言资源的潜力，借助其口语化特点和生命力来抵消新白话文运动造成的过度欧化现象。文学翻译场域的讨论重心也从早期强调借助外语输入表现法转移到重新创造源文本的艺术和美学价值上。欧化翻译失去了吸引力，让位于“文从字顺”的翻译（李金，2009：74），这正是张谷若在翻译中所展现的。由于流畅的翻译更多地依赖于本土语言资源，因此处理原文方言时，译者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度。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翻译场域似乎终于追赶上了打破规范者的脚步，为方言翻译的多样化实验做好了准备。
第三，张谷若的案例揭示了方言翻译在文学翻译场域为译者获得额外资本的潜力。诸如方言、双关语和诗歌之类的文学形式，其翻译具有较大的挑战性，译者需要具备非凡的语言能力和翻译特长才能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新的翻译方法可以展示译者的文化资本和语言资本，并为自己的译本提供额外的文学价值。尽管某些解决方案（例如使用目标语方言）颇具争议性和实验性，但它们为翻译讨论提供了新的议题，给译者带来了关注点、名声甚至于象征资本。在张谷若的案例中，《苔丝》译本出版后引发的有关他翻译策略的辩论虽然激烈，但同时也为他提供了展示个人文化资本和语言资本的机会，塑造了他学者型译者和哈代专家的身份。违反规范的最大特点就是风险与利益并存。张谷若之后的译者则在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确保文学效果的同时将风险最小化。傅东华在1941年的畅销译本《飘》中创造了一种杂合方言，将北方方言和上海方言的典型标记混合起来构成一种特殊的口音，以再现美国黑人方言的效果。两年后，林语堂修订了他的《卖花女》译本，采用中国文学最常见的语言上的雅俗对立的方法，用文雅古典的正式语言来翻译希金斯和皮克利的标准英语，而用较为俗俚的口语化表达来翻译伊莉莎的考克尼口音。（余静，2015：109）这两种解决方案同张谷若的翻译策略一样，都借助了本土的语言资源，但是这两种语言变体的地域特性较淡，也更好懂，不会对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尽管林语堂的翻译以原文为导向，伴有大量脚注，傅东华的翻译以目标语为导向，对原文进行了改编，但两位译者都认为必须在自己的新译本或修订译本中再现原文中的方言变体，这一事实足以证明翻译方言变体的规范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逐步开始确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学方言的翻译中使用了更多的语言变体，例如口语体、人工方言和普通方言。虽然标准化规范一直牢牢占据主导地位，但已经不再是一枝独秀，再现原文方言变体的文学翻译策略已经基本确立，成为中国文学场域的一种新的规范，与标准化规范并存。
虽然张谷若的《苔丝》出版时学界似乎对之颇有异议，但林语堂的修订版《卖花女》和傅东华的《飘》的方言翻译策略并未得到任何批评或是指责，两个译本在20世纪40年代多次再版，进而巩固了新的规范。这表明，译者们不会仅因为某一位译者的成功或声望而去追随他打破主导规范。译者会追随打破规范者，往往是因为他们坚信这样做是正确的，而且这样做的益处会超过可能带来的损失，或是值得冒潜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