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费德勒VS.老虎·伍兹

让我们从几个体坛小故事开始这一章。第一个故事，估计大家已经听过。

男孩的父亲发现，自己的孩子确实有些与众不同。当父亲抱着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这个六个月大的小男孩就能在父亲的手掌上站稳了。男孩七个月大时，父亲给了他一支推杆，本意只是想让孩子拿着玩耍，没想到还在幼儿学步车里的小男孩对这支推杆爱不释手，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长到十个月时，小男孩已经能够从餐椅上爬下来，有点费力地拖着为他量身切短的球杆，模仿着在自家车库里见过的挥杆动作。因为孩子还不会说话，父子俩无法用语言交流，所以父亲只能画图告诉儿子正确的握杆位置。“那时孩子太小，还没到会说话的年纪，当时教他如何推杆真是太难了。”父亲后来回忆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把“踢球”和“踮脚站立”列为两岁儿童生理发展的重要指标。而这个小男孩在两岁时就已经上了电视，在一档全国范围内播出的节目上，他用一支跟自己肩膀差不多高的球杆战胜了鲍勃·霍普（Bob Hope）①。同年，他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项锦标赛，获得了十岁及以下年龄组的冠军。

时间不等人。三岁时，男孩就在学习如何打“沙坑球”，而男孩的父亲则忙于规划孩子的未来。他明白，自己的儿子就是高尔夫这项运动的“天选之子”，而引领和指导儿子，他责无旁贷。试想：如果你对未来的道路无比笃定，也许你也会开始教三岁的儿子如何面对媒体——媒体总是避无可避，永不满足。他扮演记者来测试儿子，教他如何给出那种简短了事的回答，而对于那些没有被问及的问题，半个字也不要提。那一年，男孩在加州的高尔夫球课上，打出了9洞48杆的好成绩（高于标准杆11杆）。

男孩四岁时，父亲每天早晨九点把他送去上高尔夫球课，八小时后再来接他，有时还带着打赌赢来的钱——因为总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

男孩八岁时第一次战胜了父亲。而父亲并不介怀，因为他深信，自己的儿子确系天赋异禀，而自己注定要帮助儿子成功。父亲本人也曾克服重重困难，成了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大学时期，他是整个协会中唯一的黑人棒球手。他理解人，也理解规则；学习社会学专业的他，曾经在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服役，是一名越战老兵，后来又为预备军官们讲授心理战术。他为自己没有好好对待上一段婚姻中的三个孩子感到愧疚，不过现在他有了第二次机会，可以好好培养第四个孩子。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

在进入斯坦福大学前，男孩已经名声大噪，很快，父亲让男孩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他坚信，自己的儿子将比纳尔逊·曼德拉、甘地乃至佛祖都更具影响力。“他比他们任何一个都更有话题性，”父亲说，“他是东西方沟通的桥梁。有了我的指引，他的发展将没有上限。虽然我还不知道具体会是哪种形式，但他就是那个‘天选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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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估计大家也听过了。但是你们一开始可能猜不到主人公是谁。

他的母亲是一名教练，但是从来没有教过自己的儿子。男孩在蹒跚学步时，曾经围着母亲踢球。孩童时期的周日，他总和父亲一起打壁球。他尝试过滑雪、摔跤、游泳和滑板，也上手过篮球、手球、网球、乒乓球，还曾拿篱笆当球网跟邻居打羽毛球，还有在学校踢足球，大大小小的运动他几乎都接触过。日后的他能拥有高超的运动天赋和强悍的手眼协调能力，都要归功于涉猎过这么多体育项目的经历。

男孩发现，从事什么项目其实都无所谓，只要这个项目有球就行。“如果这个体育项目里有球，我就会更感兴趣。”他回忆道。他就是那种爱运动的小孩。父母并没有给他体育方面的特定启蒙。“我们没有计划A，也没有计划B。”他的母亲说。她和孩子的爸爸鼓励男孩尝试各种体育活动。事实上，这一点非常重要。男孩的母亲又说，如果安静的时间太长，男孩便会难以忍受这种状态。

虽然男孩的母亲是一名网球教练，但是她可不想收自己的儿子为徒。“他惯会惹我生气，”母亲说，“他总是怪模怪样地发球，当然了，回球也没有一次正常的。对于扮演教育角色的母亲来说，这可一点儿都不好玩。”一位《体育画报》的记者观察后发现，这对夫妻不仅完全不督促孩子打网球，甚至可以说是把孩子从网球场上“抽离”。即将步入青少年时期的男孩逐渐被网球吸引，“如果父母稍稍督促他一点儿，他可能都不会这么重视网球”。当儿子在打比赛时，母亲却四处溜达，跟朋友闲聊。父亲的要求只有一条：“别作弊就行。”男孩当然没有违纪，而且他打得越来越好。

作为青少年选手，他的好成绩足以见诸报端，自然也有专访。当被问及如果获得第一笔网球赛的奖金要买些什么时，男孩的回答让母亲震惊——“一辆梅赛德斯（Mercedes）”。幸好记者让她听了一遍采访录音，他们才意识到了这处误会：男孩说的是“Mehr CDs”，这是一句瑞士德语②。男孩只是想要“更多的CD”。

毫无疑问，男孩的竞技水平很高。但是，当他的网球教练决定提拔他到更高级别的梯队时，他却要求回到原来的队伍，理由是高级别梯队都是年龄更大的球手，而回到原来的队伍就能和朋友待在一起。毕竟，网球课后与朋友聊聊音乐、练习摔跤或踢足球，就是乐趣的来源之一。

当他终于放弃其他体育项目——尤其是足球——而专注于网球时，其他孩子早已习惯于同体能训练师、运动心理学家和营养师一同训练。但是从长远来看，较晚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发展。很多网球界的传奇巨星通常在三十多岁时就退役了，而他在这个年纪，依然稳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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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老虎·伍兹和罗杰·费德勒第一次见面，两人当时都处在各自职业生涯的巅峰期。老虎·伍兹专程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去看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这让费德勒异常紧张，不过他还是赢了，连续三年捧起了美网冠军奖杯。伍兹参加了更衣室内的香槟庆祝派对。两人充满热情地交流着。“他是如此熟悉这种战无不胜的感觉，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熟悉这种感觉的人说过话。”费德勒后来形容道。他们很快成了朋友，也成为辩论的中心点——到底谁才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员。

但是，费德勒注意到了两人的不同点。“他的故事和我的完全不同，”2006年，费德勒对一位传记作家说，“当他还是个小孩时，他的目标就是打破获得冠军次数的记录。而我只是想见见鲍里斯·贝克尔（Boris Becker）③，或者有朝一日能够在温布尔登亮相。”

父母想把孩子从网球运动中“抽离”，孩子自己起初也对网球运动并不太上心——这样的费德勒还能成为难求一败的世界冠军，确实不同寻常。即便不能和伍兹相论，其实许多孩子和费德勒相比，也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父亲厄尔·伍兹（Earl Woods）对老虎·伍兹的独特培养方式已经成为大量畅销书的核心内容——如何培养专才，这其中就包括厄尔撰写的一本育儿手册。老虎·伍兹不仅是在练习高尔夫，他其实在做的是“刻意练习”，也就是现在极为流行的“一万小时定律”中最重要的方法。所谓“一万小时定律”，就是无论在哪个领域，想要提高技能水平，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累积高专注度练习的时长。通过对三十位小提琴演奏者的观察，研究者发现了这一定律。当小提琴演奏者们“获得了关于最佳方法的详细指导”，同时，给每位演奏者都配备一对一的指导老师，后者针对他们的表现提供“快速、翔实的反馈和相关知识”，随后他们再“不断重复同样或相似的练习”——这就是刻意练习。大量关于专业技能发展的研究表明，比起普通水平的运动员，精英运动员每周进行高技术性刻意练习的时间更长。

刻意练习的时长决定了成功与否，而老虎·伍兹无疑成了这一定律的代言人——还验证了这一定律的必然结论：刻意练习必须尽早开始，越早越好。

“尽早起步、精准练习”的热潮从体育界蔓延到了其他领域。我们时常会听到这种说教——世界越是复杂，竞争越是激烈，我们越要成为某一领域的专门人才（并且要起步更早），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因为早慧和超前而被视为成功代表的两位，我们再熟悉不过了——熟稔钢琴键的莫扎特，以及能玩转另一种键盘的马克·扎克伯格（社交网站“脸书”的首席执行官）。随着人类的知识呈爆炸性增长，世界走向互联，在各个领域，“术业有专攻”也更被推崇。肿瘤学家不再专注于癌症，而是专攻与单一器官相关的癌症，这样的风气一年比一年严重。美国外科医生、作家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调侃道，医生们拿“左耳外科医生”开起了玩笑，“我们起码得先确定有没有这个工种。”

英国记者马修·萨伊德（Matthew Syed）在其宣扬“一万小时定律”的著作《天才假象》（Bounce）④中认为，英国政府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走老虎·伍兹这种坚定的专业化道路。他在书中写道，让政府的高官要员在各个部门之间调动，“比让老虎·伍兹从高尔夫转投棒球、橄榄球和曲棍球领域还要荒谬”。

英国在过去数十年的奥运会中都表现平平，而在2012年夏季奥运会上，英国代表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得益于一个项目——邀请成年运动员尝试新体育项目，给“后来者”提供上升的渠道——这些运动员多是“慢热型”，一位在此项目供职的官员这样对我描述。很明显，想成为一名运动员，甚至精英级别的运动员，选择像费德勒一样尝试不同项目，并无不妥。处在职业生涯巅峰期的精英运动员的确在高专注度的刻意练习上比同龄的普通运动员花费了更多时间，但是，当科学家从儿童时期开始审视运动员的整个职业生涯发展时，平均的练习时间却如图2所示：

和普通运动员相比，最终成为该项目顶级人物的精英运动员一开始在刻意练习上花费的时间反而更少。用研究者的话说，精英运动员们经历了一段“采样期”。他们涉猎各样的体育项目，通常并不是有意为之，或者，只有微乎其微的刻意安排成分；通过各种项目的锻炼，他们的各种身体机能愈加纯熟；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所在以及偏好；只有在广泛涉足各项目之后，他们才能专注于一个特定项目，进行专业化的技术练习。有一项针对个人项目运动员的研究，宣称“晚一步专业化”是“成功的钥匙”；另一项研究名为“在集体项目中攀上巅峰：晚些起步、专注和坚定”。

当我开始介绍这些研究成果时，我遇到了很多批评及否定。粉丝总是说：“也许在其他运动中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项目并不适用。”最大的反对声浪来自全世界最流行的运动——足球——的球迷们。巧合的是，正好在2014年，一组德国科学家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刚刚获得世界杯冠军的德国队，队员们全都是典型的“后发制人”型选手——直到二十二岁甚至二十二岁以上，他们此前都没有踢过专业联赛，最多只是在业余联赛中登场。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他们把时间都花在踢野球或者其他项目上。两年后，另一项关于足球运动员的研究出炉，研究人员记录了一些小队员十一岁时的技巧水平，随后持续跟踪了两年。那些参与了更多体育项目并且常踢野球的队员，“没有参与那种专业的、有组织的训练和练习”，在十三岁时表现得更出色。类似的研究成果不仅出现在足球领域，从曲棍球到排球，各种体育项目中都有类似的发现。

不论在体育领域还是其他领域，这种极度专业化其实毫无必要，而正是这种虚假的必要性，构成了这个庞大、成功和偶尔才显露善意的市场机制的核心。在现实生活中，罗杰·费德勒成为体育巨星的路径远比老虎·伍兹的要常见，但是这些多面型运动员的故事很少被提及，甚至从未被知晓。你们可能知道其中一些运动员的名字，但是很可能并不了解他们的背景。

当我开始写引言部分时，2018年的超级碗刚刚落下帷幕。在这场总决赛中，曾经签约过专业棒球队的四分卫汤姆·布雷迪（Tom Brady），对阵尼克·福尔斯（Nick Foles）——他曾经参加过橄榄球、篮球、棒球和空手道等运动，直到大学时还在篮球和橄榄球之间犹豫不决。在当月晚些时候，捷克运动员艾斯特尔·莱德奇卡（Ester Ledecká）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同一届冬季奥运会中赢得两个不同项目（高山滑雪超级大回转和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金牌的女性。少女时期的莱德奇卡投身多种体育项目（现在还在参与沙滩排球和风帆冲浪），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学业上，从不急于成为青少年比赛的冠军。《华盛顿邮报》在她获得第二枚金牌后写道：“在一个体育专业化的时代，莱德奇卡是保持多样化的精神布道者。”就在莱德奇卡勇夺两枚金牌后，乌克兰拳击手瓦西里·洛马琴科（Vasyl Lomachenko）创造了另一项新纪录——用最少参赛场次获得了三个级别的世界级拳王。小时候的洛马琴科曾经一度中断了拳击训练，花费四年时间学习乌克兰传统民族舞，回想起这一段经历，他说：“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同时在练习很多体育项目——体操、篮球、橄榄球和网球。我认为，所有这些项目最终一起提高了我的步法水平。”

著名体育科学家罗斯·塔克（Ross Tucker）总结了体育领域的研究成果，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已经了解，在早期尽可能多尝试各种项目——多样化最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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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把“晚一步专业化”的部分研究成果放在了我第一本书《运动基因》（The Sports Gene）的后记中。第二年，我接到了一个演讲邀请，来讲讲这些研究成果，而邀请方的身份，实在是出人意料——不是运动员或者教练，而是退役老兵。在准备这次演讲的过程中，我研读了关于专业化和职业生涯转向的专业文献，范围也扩大到体育圈以外。我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有一项研究显示，那些大学毕业后就早早从事专业化工作的人，在刚毕业时确实薪水较高，但是，较晚开始专业化工作的人，他们找到的工作更适合他们自己的技能和个性，与前者在收入上的差距很快就能被弥补。还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和深耕某一领域的专才相比，技术发明家通过在不同领域积累经验，有效提高了自己的创造力；事实上，随着职业生涯不断发展，他们主动牺牲了一些深度来换取广度。在艺术创意领域，也有几乎一模一样的研究成果。

我还注意到，有些我仰慕已久的人——从爱德华·肯尼迪·艾灵顿（Edward Kennedy Ellington⑤，幼年时曾经为了学习画画和棒球逃掉音乐课）到玛丽亚姆·米尔扎哈尼（Maryam Mirzakhani，她曾经梦想成为一名小说家，结果成了一名数学家，并且是第一位获得数学界最重要奖项——菲尔兹奖的女性），他们的成长故事和费德勒更相似，并不像老虎·伍兹。当我更深入地研究这一领域时，我发现许多了不起的人物之所以能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些广泛的经验和兴趣弃之不顾，而是正因为有了这些广泛和经验和兴趣，他们才得以成功：一位首席执行官在她的同龄人准备退休时，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改变世界的艺术家在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之前，换过五份工作；一位发明家坚持自己的“反专业化”信念，把一家成立于19世纪的小公司做大成今天举世闻名的大企业。

对于体育之外的研究，我只是浅尝辄止，所以在给这一小群退役老兵演讲时，我基本还是围绕着体育来展开。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我只是简单提及，但是老兵们抓住了这一点。所有在场的老兵都是“晚一步专业化”或者职业生涯转变的代言人，在演讲结束后，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介绍自己，我发现，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对这一点感到烦恼，还有些人似乎因此而不好意思。

这些退伍老兵是由帕特·蒂尔曼基金会（Pat Tillman Foundation）召集的，帕特·蒂尔曼曾经是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的一名球员，他离开专业球场，成为一名陆军突击队员，该基金会继承了帕特·蒂尔曼的精神，向那些准备转行或者重返校园的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和军人家属提供奖学金。这些听众都是奖学金的获得者，也是曾经的伞兵和翻译，现在正在转行成为教师、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他们充满热情，但是心底却不时涌起一丝潜藏的恐惧。因为他们被告知，雇主们想要的是在某一方向持续深入发展的人才，但是老兵们在领英（LinkedIn）上的简历显然无法满足这种要求。他们急不可耐地开始和年轻（甚至比他们年轻很多的）学生一起学习研究生课程，或者因为比同龄人晚一步转行而焦虑。他们之前也积累了无与伦比的人生经历和领导经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独特的优势在他们脑海中反而成了劣势。

给帕特·蒂尔曼基金会做完演讲的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人是当天演讲后与我聊天的一名前美国海豹突击队队员：“我们这些老兵都在职业生涯的变革期，亟待从一项事业转到另一项。在你离开之后，我们很多人聚在一起讨论，说自己听完你的演讲之后有多宽慰。”对于这封邮件，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他曾经是海豹突击队队员，拥有历史学和地球物理学的学士学位，正在攻读达特茅斯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商业和公共管理硕士，他怎么会需要我来肯定他的人生选择。但是和当天在座的其他人一样，他也被或直白或含蓄地灌输过，改变方向是危险的。

这次演讲受到了听众们的热情欢迎，所以基金会邀请我在他们2016年的年会上做主旨演讲，随后去不同城市进行小规模的演说。在每次演讲之前，我都会阅读更多的研究成果，并且和更多的研究人员谈话，也发现了更多的证据——想要发展广泛的个人爱好和专业兴趣，成为通才，确实要花费时间——并且通常要放弃“赢在起跑线上”，但是这样做是值得的。

我继续钻研这一领域，发现很多资深专家在自己的专业里变得极其狭隘，他们的经验水平其实非常糟糕，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变得非常自信——多么危险的组合。通过和一位认知心理学家交谈，我认识到了一件非常重要却总被忽略的事情——慢慢积累那些持续性的知识，才是最好的学习之道，即使这意味着在即时测验中表现不佳。也就是说，最有用的学习方法看似效率低下，也像是会落后于人。

人到中年再开启一项新事业，看起来也是如此。马克·扎克伯格曾有一句名言：“年轻人就是更聪明。”但是，人在五十岁时创立一家一鸣惊人的高科技公司的可能性，是其三十岁时的两倍，而三十岁的创业者比二十岁的更有机会。西北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成长最为快速的新公司里，创始人创立公司时的平均年龄是四十五岁。

扎克伯格说出这句话时，时年二十二岁。他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像那些青少年赛事的运营者一样——他们公然宣称，只有在一个项目上经年累月地付出才能成功，虽然证据显示他们的断论与事实完全相反，但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坚持如此。可是，这种对专业化的狂热已经蔓延到体育圈之外。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还是整个系统，每个小小的专业化组织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像在一个巨大的拼图中，自己能看到的这一块越来越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随后被曝光的大型银行之间的分裂程度，让人触目惊心。在巨大的金融版图中，很多专业化小团体为了一己私利而充分利用风险，最终让全球都陷入灾难。更糟糕的是，应对危机的方法更加刚愎自用——这种专业化的程度不降反升，简直愚不可及。2009年，联邦政府发布新政策，鼓励银行为房屋所有者降低每月的贷款月供，虽然这些人还款有些吃力，但是还能够负担部分还款。这个决策“看上去很美”，但是实际的运行却不尽如人意：银行中负责放贷的部门降低了房屋所有者的月供额；而同一银行中负责抵押品赎回权的部门随后发现，房屋所有者突然减少了月供的金额，于是所有者们被判违约，而银行获得了这些被抵押的房产。“没有人能想象到，银行内部的运作如同一个个谷仓⑥一般。”一位政府顾问随后评论道。过度的专业化，会导致全体性的悲剧，即使每个个体的选择都是最理智的。

过度专业化的还有医疗行业，也会出现“如果你唯一的工具是把锤子，你眼里的所有东西都像钉子”的情况。专注于介入性疗法的心脏病医生已经习惯于用冠状动脉支架解决胸痛问题（支架是一种金属管，可以撑开患者的血管）他们已经习惯成自然，即使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有些患者并不适合支架治疗，甚至有生命危险。一项最近的研究发现，心脏病患者如果在全国性心脏病学大会期间被收治，死亡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因为数千名心脏病医生都不在医院里。研究者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这些专业医生不在，效果存疑的常规治疗方法不太可能会实施。

一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你们将会在本书结尾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告诉我，在追求创新的路上，日趋严重的专业化造成的结果是“永不交集的平行沟渠”。每个人都在埋头挖自己的沟，越挖越深，但是鲜有挖沟者站上来看看旁边的沟，即使能解决自己问题的人就在旁边。这位科学家决定自己先尝试“反专业化”，再用这种思路训练未来的研究者；他的愿景是把这种训练普及到各行各业。在这位科学家的人生路上，成为“通才”让他受益匪浅，虽然他也曾被要求成为一名“专才”。他现在尝试再次扩展视野——他正在设计一个培训项目，让那些选择了“伍兹之路”的人可以重新做出选择。“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我。

我希望这本书能让你们明白上述内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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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蒂尔曼基金会的老兵曾经谈起自己的迷茫无措，担心自己正在犯错，对此我感同身受——比我表现出来的理解程度还要更深。大学毕业后，我在一艘太平洋科考船上工作，正是在科考船上，我决定要当一名作家，而不是科学家。我从未想象过，“弃科从文”的道路竟然是这样——在纽约的小报当记者，通宵达旦地写犯罪案件报道，随后在《体育画报》当高级撰稿人，但很快又离职了，这让我自己都有些意外。我开始感到焦虑，觉得自己是“工作恐惧症”，是无法为工作付出的流浪者、跳槽狂，认定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个错误。先拓展广度，晚一些再进行深度挖掘，了解这样做的优点后，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也重新认识了世界。这项研究适用于人生的各个阶段——正学习数学、音乐和体育的儿童，刚刚走出校门试图寻找自己人生方向的大学生，处在职业生涯中期渴望改变的专业人员，以及准备进入人生新阶段以寻找新职业的准退休人士。

在一个鼓励甚至强烈需要“超专业化”的世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维护广度学习、多样化经验、跨学科思考和晚一步专业化带来的利益和优势。毋庸置疑的是，确实有一些领域需要老虎·伍兹式的人才——年少成才，并且清楚自己的目标。但随着社会日趋复杂，加上科技让世界成为一个浩瀚的物联网体系，而身处其中的个体只能看到一小部分——因此我们也需要更多罗杰·费德勒式的人才：从一开始就兴趣广泛，随着自身的不断进步，不断拥抱多样化的角度和体验。也就是“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