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时间、理论和问题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学科从发展壮大到现有的规模、成就以及影响，其繁荣的景象是其他学科所不多见的，这与一大批前辈学者、中青年学人以及更为广泛的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分不开，也与学科的勇于探索、勇于进取、大胆开拓、迅速吸取其他学科的成果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开放性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时必须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取得丰硕的成果和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和弊端。这里，我试图从研究视角、时间划界、理论基础和问题意识等方面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一些反思。
一、研究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其内涵是丰富的、多方面的。如何研究这复杂的现象，我认为，不论是从方法上，还是从理论视角上，都应该是多方面的。黄曼君先生在1990年初写过一篇题为《回归中的超越——对“五四”文化精神的反思与辨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总结出，70年来对“五四”新文化的基本观念主要有四种：“一是主要从政治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评价‘五四’”；“二是侧重于从文化思想、人的解放的角度来评价‘五四’”；“第三种‘五四’观是力图超越政治、超越思想启蒙，走出泛政治意识形态”；“第四种‘五四’观指的是现代新儒家对‘五四’的总体看法”。
这是四种“观念”，其实也是四种理论或“视角”，第一种是政治的视角，第二种是文化的视角，第三种是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视角。与第一、第二种视角不同，第三种视角明显是新潮方式，特别是1990年代之后伴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广泛影响，这种倾向更为明显。第四种是中国传统视角。与第三种视角相反，它是保守的。其实，还可以从其他视角来审视和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接受学和阐释学理论来看，这是合理的，每一种理论或视角都有它充分的依据。把“五四”新文化运动阐释、解说成后现代主义，或者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有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这是荒谬的，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可行的。同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反传统的文化运动，但这不影响从传统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它，这实际上是从另一方位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人和人的社会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性质和内涵。所以，从政治、人学、文化学等“外在规律”上研究它，毫无疑问是深刻的。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有其内在的独特结构和发生发展规律，客观公正地、历史性地描述和解剖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本位性的。同时，运用某种理论成果，从一种新的视角来观照文学及文学史，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同样可以非常深刻。事实上，从心理学、哲学、美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等视角研究文学和文学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典范。这里，理论既是一种深度，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工具，借助于这种工具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
在诸多方法、视角和理论之中，我认为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是一个新的角度，目前，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说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现代文学是从白话文学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是现代汉语的文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为什么晚清白话文运动没有导致新文学而“五四”白话文运动却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内在上，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是什么关系？现代汉语在深层上如何制约和规定着现代文学的品格？不论是语言学界还是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未有人对这些问题做深入的追问。陈独秀、胡适等人是在语言工具的意义上发动新文学运动的，但他们所提倡的白话与古代白话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所发动的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语言变革与文学革命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并没有从理论上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而且在当时的语言理论及研究的现状下，他们不可能把这些问题论述清楚，也不可能对这些问题做深入的追问。
从语言学即从深层的语言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笔者所查阅文献和翻阅材料来看，还没有这样的课题和研究。这与现代学术学科过于分隔有关，更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现状有关。中西方传统语言观都认为语言是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工具，即语言工具观，这种语言观实际上把语言置于附属和次要的位置，所以就不可能从深层的语言学角度来追溯思想和精神问题。过去也有研究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的，但这和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实际上是把语言作为文学的形式进行研究，研究其语体风格、修辞手法以及写作技巧，这样就把现代文学语言问题让位给了写作学和语文学。语言既然是工具，那么它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就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因而即使想在这方面做文章的，也似乎无话可说，因为问题有限。但是20世纪，西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巨大的影响。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语言的思想本体性，认为语言即思想思维，语言即世界观，语言是存在之家，不是人说而是“语言说”，话语即权力，语言与民族精神具有内在的联系等。从这样一种语言观来重新审视“五四”白话文理论、白话文学运动以及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关系，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全新的阐释。但现代语言学成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却缺乏起码的运用和借鉴。只有少量的著作和文章对此有所涉猎，且明显缺乏语言哲学的深刻性。本书试图在充分吸收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哲学的成果的基础上，从一种新角度、用一种新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品格作全新的审视和阐释，从而弥补现代文学在研究上的某些缺陷。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有重大价值的选题，也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选题，它将开辟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并给现代文学研究带来某种活力。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身也是一次语言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深层上也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正是语言变革导致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从根本上是由汉语的转型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正是现代汉语的发生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从语言方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是本体研究，也是历史研究。其二，从一种新的语言哲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则是从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学运动。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和语言打交道并且能很熟练地运用它，但对于其中的深刻的理论则可以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五四”时期，不论是中国语言学还是西方语言学都还不发达，胡适、陈独秀等人意识到语言的力量，但对于语言何以有如此的力量，他们并没有清醒的理论认识。语言变革最终导致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但为什么能够成功，胡适、陈独秀等人当时并没有认识清楚也不可能认识清楚，这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没有研究语言学理论和当时的语言学理论在总体上的不发达有很大的关系。今天的状况则不同，20世纪语言学研究取得巨大的进步，特别是语言哲学的成果使整个人文社会研究在问题以及提问的方式上都有很大的变化，语言哲学对社会科学所造成的震动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也是这样，很多问题都可以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进行深刻的追问。所以，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不仅仅只是一种历史问题，同时还是方法问题、哲学问题、理论视角问题，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学研究是一种新的“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研究模式、新的“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观。
二、时间段
就目前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要体现为一种历史形态，所以，时间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始终具有一种潜在的制约性。从新文学之初到当下文学，时间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焦点，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史》、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黄子平等人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陈伯海主编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等，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广义的）研究重要的史论著作，这里，所谓“现代”“当代”“新文学”“20世纪”“30年”“近20年”“近400年”等都既是时间单位，同时又是性质概念，也就是说，它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既是时间段上的限定，同时更是性质的规范和归纳。但这样一种规范和归纳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以同一性为原则，而忽略了差异性，只具有品格认识论意义而不具有发生认识论意义。不论是20年、30年还是一个世纪以及近400年，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强调时间段内的文学在性质上整体性或者一体性，“时间段”实际上从性质上被纯化了。
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差异性的角度对时间进行划段，也即从过程特别是过渡的角度上对时间进行划界。事实上，早期的胡适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和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作为初步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就具有这样一种性质。所谓“最近50年”“最近30年”都是具有过渡性的时间概念和性质概念。胡适的“50年”即大约1872年至1922年，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时间段，大部分时间在我们今天所说的“近代”范围内，只有约五六年的时间在“现代”范围内。但它有重大的发生认识论意义。就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中国文学是如何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这一课题来说，胡适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至今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的“50年”是一个具有自己特殊价值和逻辑理念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时间段。从这一角度来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时间并无固定的划界，时间段的整体性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的主体意识和理解以及阐释活动。
这里，我特别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论”作为一个课题的重大意义。“发生”在认识论和心理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从哲学上说，发生论从根本上是认识论和本质论，即通过研究事物的起源来认识事物的本质，我称之为“起源终极论”。所以，发生论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可以归入西方的“历史主义”学派。所谓“发生论”，即研究事物发生的过程。发生认识论创始人让·皮亚杰（Jean Piaget）说：“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发生论致力于研究事物的发展过程，具体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来说，发生论要求研究中国文学是如何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所以，我这里所说的发生论主要是一个历史范畴，即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一意义上，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问题。发生论不是发生学，也不是发生史，既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也不是纯粹的文学史问题，而是“以论带史”，主要是从理论上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作为历史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描述其过程。
在当代性意义上，我不同意“起源终极论”的观点。但现实是历史的绵延，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历史或多或少能为现实提供某种借鉴或德里达所说的“踪迹”。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来确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但弄清楚历史的来龙去脉对我们认识现实多少是有益处的。“世纪转型”仍然是当下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厘清历史，而且在于为当代同题话题提供借鉴与经验，其意义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在这一意义上，我提出重新把胡适的“50年”作一个时间段进行研究，亦即把“末期中国近代文学和初期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时间段进行研究。
从时间段来说，目前国内外研究“末期中国近代文学”和“初期中国现代文学”，不论是在研究人数上还是在研究成果上都不算少，但把这两个阶段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时间阶段”，特别是从发生论和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笔者未见到。钱理群等人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整体，这对于打破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人为的学科分隔，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其着眼点显然是从文学精神上确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及历史位置，它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勾连起来，而对于其发生过程，他们明显是没有兴趣的。
陈伯海主编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则是“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和转化着眼，把400年思潮作为整体流程来看待”。这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可以说是从一种新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它站在现代的角度，以现代性为视角，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勾连起来，从而避免了过去研究中国文学史由于人为学科分隔所造成的历史断裂的状况。同时，把近四百年作为一个时间段，这是过去文学史研究所没有的，它开启了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思路。但问题在于，《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更具有“编年史”的性质，它缺乏一种本位观，它虽然以现代性作为视角，但并不以现代文学作为归结。它表现了一种历史过程的眼光，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它缺乏发生论意识。在观念上，我觉得作者过于理念化，在学理上犯了胡适写《白话文学史》时同样的毛病。历史的确有如河流，有其连绵的流程，研究者是不能“抽刀断水”的。但历史在因果上又有如链条，一环套一环。我不同意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追溯得过于遥远的做法。变革和创新是文学的天性，文学总是在不断地寻求突破与变化，中国文学在明清的变化发展是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是应有之义。不能把古代文学中所有的变革都和中国现代文学联系起来，不能把明清文学中所有的变化都看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来源过程。必须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质，必须承认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从政治到军事到文化到文学的全方位的影响下发生的这一事实。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得很远，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内在的变化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近来则又有几种中国文学通史，但总的来说，它们只是把文学史从时间上勾连起来了，但精神上仍然是分裂的。以一种苛求的眼光，从这些“通史”中，我们只是看到了文学史的现象，而看不到中国文学是如何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
总体来说，中国文学史研究中，“过渡带”是最为薄弱的。迄今为止，中国近代文学还不是大学中文本科的必修课。在中文学科中，中国近代文学不是基本的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的主体是从先秦到清代中期，晚清的文学不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尾巴，其地位和中国上古文学差不多。晚清文学在古代文学中的“尾巴”地位，并不是因为晚清文学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而是在文学精神上与古代文学的格格不入。正是因为在文学精神上它背离了中国古代文学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没有地位。中国现代文学则是从《新青年》讲起，中国近代文学之所以不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正册”，其根本原因同样是因为其文学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精神有差异。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视角来看，晚清文学从本质是古代文学，最多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序曲”，或者显示了中国文学向现代发展的征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
这里实际上反映出一种理论基础和理论视角的问题。也反映出学科分隔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时间观念。人们总是按照某种理念对事物进行中心与边缘的区域性划分，在时间上则是开端、发展、鼎盛、结束。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这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它也有明显的弊病，这就是把社会现象进行了人为的分割，造成人为的断裂，出现很多“空白”或“边缘”地带。其实，自然本无中心与边缘之分，中心与边缘本质上是人的观念与视角的问题。地球是圆的，地球上每一点都是中心，所谓“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论”，本质上都是一种立场和视角。时间也是如此，时间本是无始无终的，所谓“始”“终”“末”“早期”“中期”“晚期”“纪元”“世纪”等都是人文概念，都是人对时间的一种主观划分，是站在某种立场和视角的划分。可以说是一种约定俗成。但问题是，你可以以这样一种地理视角和理论立场这样划分，我也可以以另一种理论立场和地理视角那样划分。所以，我认为，以现代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从发生论角度，以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是如何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作为问题指归，把中国近代至“五四”时期的文学作为一个课题阶段来研究，这是一种新的视角和尝试。
与过去通常的时间概念不同，从发生、转型的角度来看，过去文学史的所谓“始”“末”“终”等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论”的时间主体，恰恰是“黄金时段”。而过去文学史的“中”期、“盛”期，现在则变成了“初”期、“末”期或“晚”期。以“过渡带”为视角基点，过去文学史的“边缘”现在恰恰是“发生论”的“中心”，而过去的“中心”现在恰恰是“边缘”。“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论”以发生、转型为中心和出发点，关注旧体文学中的新质和新体文学中的旧质，具体地说，关注旧文学中的新文学因素是如何从滋生、发展到最后形成气候并取代旧文学的。过去，近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尾巴”，出发点或者立足点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是近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因素。现在则相反，我们把近代文学看成是现代文学的先声，关注的是近代文学中的现代文学因素。过去在古代文学史的体系中，近代文学中越背离古代文学精神的因素越不被重视，现在则是相反，以现代文学为本位，从发生论的角度出发，近代中越背离古代文学精神的文学越是被重视。过去是从古代文学的视角看近代文学，现在则从现代文学的视角看近代文学。从古代文学精神看近代文学，近代文学是衰落的文学；从现代文学精神看近代文学，近代文学是新生的文学。
从文学理论上来说，这是有充分根据的。撇开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的视角，撇开具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从一种抽象的文学原理来说，过渡时代的文学恰恰是最富于创造精神的。过渡时期，往往是旧的文学衰落以至走向死亡，新的文学茁长壮大。旧文学虽然衰竭，但仍然占据要津，不甘愿退出历史的舞台；新文学虽然生机勃勃，但还不成熟。新旧文学激烈地冲突。所以，转折时期的文学在精神上是最为活跃的，表现出一种空前的文学精神的繁荣。因此，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方面来说，还是从现实意义方面来说，近代至“五四”时期的文学作为一个时间单位都是非常富有意义的。
三、理论基础与问题意识
理论基础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来说同样是至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不同，对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观念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就理论基础来说，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弊病就是理论的过于狭隘和某些理论作为基础的绝对化，现代新的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宗教学理论、教育学理论、语言学理论、文化理论等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深入而有效的运用。就目前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一个学科更具有教育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作为课程更多地具有文学教育的功能，但却从没见到有人从“教学论”和“课程论”的角度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这不能不说是理论基础上的某种缺陷。同样，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精神分析说、语义学、现象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的合理因素也没有在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得到充分的吸收，很多应用和借鉴都流于形式，具有生搬硬套的特点。而把某些已有的理论有意或无意地绝对化，则是当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通病，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形而上学本体性、作家作品中心论、审美中心主义、“现代”作为性质概念的本位观等。
我们不应该狭隘地理解理论，把理论仅仅看作是一种工具。事实上，理论从根本上是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抽象性，都具有普适性，都能够超越它的学科局限，否则它就不是严格的理论。应该说，每一种新的理论如果能够真正地运用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来，它都可能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某种促进甚至于开创新的局面。具体地，我认为，把现有的新的语言学理论、发生学理论、历史文化理论运用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前景非常看好，可以说大有可为。同时我认为，中国近现代史、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等作为知识背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说一直都非常重视语言问题，但传统的研究多把语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形式因素进行研究，所以对于语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其估价就非常有限。20世纪，语言形而上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主题，从分析哲学、语言学哲学到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解释学，语言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20世纪一大批耀眼的哲学家诸如罗素、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利科、德里达、拉康、詹姆逊、赛义德、福柯等都与语言哲学有关，他们的地位都与他们在语言哲学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有很大的关系。此外，19世纪天才语言学家洪堡特、20世纪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以及其他一大批职业语言学家的丰硕的成果都是我们的语言学理论的来源和营养。正是在充分吸收现代语言学成果、传统语言学成果包括中国古代语言学思想的基础上，我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具有“二层面”性。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同时也是思想思维本身，前者是传统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后者则是现代语言哲学的基本观点。现代语言有它充分的理论根据，但也不能否认语言的工具性，这其实是两个层面，即工具的层面和思想的层面。语言在物质和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主要是工具，而在复杂的精神思维活动中主要是思想。在这一意义上，语言其实是思想的深刻的基础，不是人控制了语言，恰恰是语言控制了人，思想的深层的基础是语言。语言形而上是笔者长期以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之一，我的感觉是，在语言本质观上，传统语言思想与现代语言思想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对立；语言哲学家的语言思想与职业语言学专家的语言思想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这两对矛盾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传统语言学不承认语言的思想本位性，现代语言学不承认语言的工具性；语言哲学家只关注语言的形而上问题，职业语言学家只关注语言形而下诸如语法、词义等问题。都有合理性，否定任何一方都是困难的。
从这样一种新的语言观去审视中国近现代文学，特别是近代文学如何向现代文学转型，在很多问题上，我的观点明显不同于过去。对近现代文学史的一些现象，我的理解和诠释也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我认为，语言是构成文化和文学的深层的基础。中国文化在“殷周”（王国维的概念）至春秋战国时期发生古代转型与当时的语言变革有其内在的联系，古代汉语是构成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最深刻的基础。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变革最终是通过语言变革而实现的，也是通过语言的定型而固定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是通过汉语的现代化而完成的。从新的语言学角度来看，文学翻译既有技术问题，又有文化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在技术的层次上，翻译可以“等值”或“等效”，而在文化的层次上，翻译则不能“等值”或“等效”。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建设其作用和贡献是巨大的，这是事实，但翻译文学是如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建设起作用的？我提出“异化”与“归化”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解说。其他，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世纪末文学转型”、“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文论“失语症”与话语重建等问题，从新的语言学角度来看，我的观点都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此外，对鲁迅、胡适、王国维、梁启超、林纾的作用和贡献，我都从新的语言学角度进行了不同于过去的解释。有些观点虽然缺乏新意甚至又回到了“过时”的传统老观点上去了，但我的视角不同，理论基础不同，论据和论证是新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不仅具有直接性，同时还具有间接性，亦即作为知识基础和背景的理论。其中文化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就具有这样的间接性。
20世纪，文化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人类的很多现象包括文学现象通过新的文化理论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所以，历史文化理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具有知识基础性。这里所谓“知识基础”，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对于历史文化基础理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主要是吸收和借鉴别人的成果。对于诸如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文化的内涵和本质，历史哲学界是有很大争论的。但我沿袭某些学说，不再进一步追问。所以，所谓“知识”是就研究主体而言。二是具体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历史文化理论是“知识基础”。历史感可以说是文学研究深度的标志，没有历史文化理论作为基础，文学研究是很难深刻的。我的基本观点是：文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基本上是一致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伦理、哲学、学术等与文学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它们既是文学的对象，又制约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中国近现代文化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化发生搞清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搞清楚了。
理论背景也是属于宽泛意义上的理论基础，只不过它不是明显的，而是隐伏的，不表现为一种形态，而是精神上的或思维上的。比如后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作为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其影响可以说已经渗透到学术各界。研究后现代主义已经是文学理论一个不能回避的课题。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用后现代主义来解读当代作品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时髦的做法。现代文学研究中这种趋向也越来越明显。对于这种“做法”，学术界非议比较多。我的看法是：把鲁迅、郭沫若或者其他现代作家及其作品说成是后现代主义的，这显然是荒谬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特征就是其现代性，现代性是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共同的主题。但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和视域来反观中国现代文学，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用来审视现代作家和作品，这却是可行的。这实际上表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时代感和历史厚度感。现代主义也是有缺陷的，特别是发展到极端后便趋于专断，后现代主义在这一意义上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或“纠偏”。它和古典主义在表面上惊人地相似，但它和古典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以现代主义的进步性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它反现代，但不是反进步、反文明，所以它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在这一意义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从一个更高的视点和更宽阔的视野看问题，有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些。所以，宽泛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
与此相关，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个重要的弊病是把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变成了一门离我们现实生活非常遥远的纯粹的学问，许多问题不是来源于现实，而是来源于传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历史研究的当下性。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的理解是，真正的历史是对现实有意义、有价值、被理解的历史。历史是当代人写的历史，是当代人理解的历史。所以克罗齐说：“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英国历史学家R.G.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则对克罗齐的观点加以引申，认为思想史是唯一的历史，他说：“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又说：“使它成为历史的那种特性，并不是它在时间之中发生的这一事实，而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我们只是重新思想创造出了我们正在研究的那种局势的那个思想，因而它才为我们所知，所以我们就能理解那种局势。”不管历史学家们如何非议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但我认为强调历史的现实意义和思想性这是没有错的。历史研究，如果与人无关，与现实无关，与人的思想无关，对人的社会没有价值，那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追问的问题。历史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作为对象它是浩瀚无边的，但只有那些对现实有意义，能够激发人们深刻地思索的事件和细节才能不断吸引人们的兴趣，引起人们对它们的反复述说。这里我特别提出“问题意识”这一概念。所谓“问题意识”，即问题观。从主体来说，特别强调对问题的敏锐，善于捕捉问题、发现问题。其实提问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从客体来说，特别强调问题本身的价值，重视问题的涵盖面，问题的意义，要求它能够激起读者的想象，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这就要求问题有一定的质量，具有方法论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些选题本身有新意，做得也很扎实，且不乏新见和创举，但就是没有影响，缺乏“问题意识”可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鉴于这样一种基本观点，我提倡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论进行研究，提倡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和“世纪转型”，在本真的意义上，“发生论”和“现代转型”其实是为当代文学乃至文化建设提供某种经验和借鉴。其实，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过程也是中国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型”的认识过程。同样，对中国历史上两次文化和文学转型进行比较，其归结点并不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当代，在于从经验上，从学理上为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提供参考。“转型”是当下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文学也在讨论所谓“世纪转型”问题，但如何概定“转型”？为什么要“转型”？如何“转型”？转向哪里？现在的“型”如何定位？理想中的“型”又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弄清楚。所以，我更愿意把“转型”看作是一个问题而不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