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语言本质“道器”论

语言是符号，是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观点，所谓“言为心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文害意”“得意而忘言”“辞不达意”等都深刻地表明中国古人把语言和思想割裂开来的二元对立观点。而这种语言观部分地又缘于更根深蒂固的“起源终极观”，即事物的最终本质隐含在最初的起源之中，本质即本源。中国古代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最看重的是“文字”，某种意义上，文字的本质就是语言的本质。而文字则起源于象形，《易经》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文字从根本上是符号，与它相对应的是“物”。所以，文字作为“物”的符号，对“物”来说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文字初始状态的词与物的对应关系似乎隐含了后来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世界是与语言无关的纯客观存在，语言不过是表现这种客观存在的符号，它是联结人与世界的媒介即桥梁。在文学上，“诗言志”“诗言道”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工具观，在中国古人看来，语言在文学中不过是一种传达思想的媒介。中国古代语言观中，语言是从属于思维、思想和世界的，是附庸性质的，从没有人把语言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

在西方，传统语言学的状况虽然和中国古代迥异，但基本观点却惊人地相似，即认为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活动是人的表达活动。19世纪虽然也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这样的异质语言学家，但现代语言学真正的开创者却是20世纪初的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他提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点的符号系统”的观点，这里关键是“符号系统”，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个封闭的、完整的、自主的符号系统。作为符号，语言是声音和概念的结合，而不是词与物的结合，“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在语言的本质上，索绪尔开启了现代语言学的方向。

西方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也开始于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弗雷格（Gottlob Frege）、罗素、维特根斯坦等。所谓“语言学转向”，就是把语言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通过研究语言来研究哲学。这种“转向”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可见其影响之大。但罗素等人主要是进行语义分析，他们的研究对语言本质观并没有造成巨大的冲击。真正在“元”的意义上对语言的本质观进行冲击的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但这已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

近代以来，中国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各方面深受西方的影响，中国现代语言学也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形成的。但这里的“现代”主要是相对中国的“古代”而言，主要是就走科学化的道路而言，而在具体观点上却非常接近西方的“传统”。西方20世纪初发生的语言学现代性转向和语言哲学的转向其实在1980年代之后才在中国发生影响。近现代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特点在语言学中非常明显，当时中国接受了西方的新语言但却没有接受西方的新语言学，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但在语言观念上却是传统的，基本上还是工具观。所以，近现代史上发起文化变革的那一批弄潮儿如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胡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在语言本质观上其实都是很传统的，他们基本上是在工具观的层面上看待语言的。虽然由于外来语言对中国本土语言的巨大冲击从而造成对中国本位文化的巨大冲击，使一些人走到对语言反思的边缘，比如王国维就提出：“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但大多数这种思想有如电光石闪，稍纵即逝。

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全面胜利，语言学上也是如此。但最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学习苏联的特点，所以在语言本质观上，列宁、斯大林的观点比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更大。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斯大林说：“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60年代高名凯、石安石主编的权威的《语言学概论》就是这种观点，至今这种观点在非语言哲学界仍然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语言的名言是：“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就是说，思想外在表现为语言。这个观点本来更接近现代语言哲学思想，至少比较灵活，可以作多方面的解释和发挥。但在60年代的中国语言学界，这句名言却多被附会为思维工具论，比如高名凯先生说：“语言与思维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相依为命的。离开了语言，思维就不存在，离开了思维，语言也不存在。”这本来是把语言和思维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且有同一化的趋向，但他又接着说：“语言和思维事实上是存在于同一个统一体内的两个对立面，语言是这个统一体的形式部分，思维是这个统一体的内容部分。”语言与思维是“统一”的，但不是“同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决定形式的基本观点中，语言终归是第二性的东西。

但不论是交际工具论还是思维工具论，都是语言从属论。只要是从属论，就不可能从语言本体论的高度来研究文化和思想。我认为这是中国哲学、文学、历史等人文科学研究中缺乏深刻的语言研究的最根本原因。

现代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现代语言学把语言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它不仅仅只是工具，是人的能力之一，而且构成人的行为本身，是思想本体。人的思维过程即语言过程，人的世界即语言的世界，人类正是以拥有语言的方式而拥有世界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语言是人的首要规定性：“人乃是会说话的生命体。……惟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作为说话者，人才是人。”“无论如何，语言是最切近于人的本质的。”又说：“语言担保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语言不是一个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Ereignis）。”他的最著名的名言是：“语言是存在之家（das Haus des Seins）”，其意是：“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居住于词语之中。”把人的最高本质即存在归结为语言问题，这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新的认识，对20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则进一步强调语言的本体论地位，他说：“能理解的在就是语言。”“语言不只是人在世上的一种拥有物，而且人正是通过语言而拥有世界。”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语言是一种世界观”。“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语言和思维、思想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维，我们的思维只能寓于语言之中。”

传统语言学中，语言的地位是从属的，是人的附属品，是可以脱离人的客观存在，似乎只要人愿意，用它时把它“拿来”，不用时则可以把它弃掷一旁。但在现代语言学中，语言则是人的天性，是人类的最重要的本质，是人的首要的规定性，正是语言的能力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当我们说话时自以为自己在控制着语言，实际上我们被语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是语言控制人而不是人控制语言，人的世界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语言的世界，人的认识、思想、思维都不能脱离语言而赤裸裸地存在，我们只能在语言中思维，我们的思维只能寓于语言之中。从传统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在时间顺序上，的确是先有物质世界，然后才有人及其人的认识、思想、思维等，但在现代主体论哲学看来，人是第一位的，没有人，物质世界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因人而有，“意义和价值”本来就是意识概念而非物质概念。语言正是把人和先于人而存在的物质世界联系起来的桥梁。所以古希腊把人定义为会说话的动物，人的“逻各斯”能力即思维能力主要就是语言的能力。动物没有语言，也就没有语言的世界，“自我”之外的一切都只是“对象”。动物只有心理活动，没有意识活动，因为意识活动本质上是语言活动。

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上，现代语言学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语言就是思想，语言的过程即思维的过程，“任何比较高级和复杂的思想活动都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要进行复杂的逻辑和数学推理，要思考量子物理学和相对论中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语言，要有专业符号，否则根本无法进行思考。”“不能想象，如果没有语言，人们怎么能从事关于‘上帝存在’‘善’‘本质’这一类哲学问题的思考。”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他反对把语言看成是“命名过程”，即把语言简单地看成是实物和名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语言出现之前不存在思想：“假如一个人从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丧失了这种可以感知的形象，将会面临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学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圈一样。”就是说，没有语言，思想将是模糊混沌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应该划清可思考的从而也划清不可思考的东西的界限”，而这界限只能在语言中划分，“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因此，人的世界其实就是语言的世界。

而更重要的是，语言不仅仅是把人和物质世界联系起来，同时它还在漫长的积累过程中超越物质世界，创造一个精神的世界。人类社会首先是物质的基础，但更本质的则是精神，精神其实是一种纯粹的语言世界，物质还可以脱离人而独立地存在，而精神却须臾不能脱离人而存在。规则是人规定的，但一旦规定，人就得遵守它。语言是人创造出来的，但语言一旦创造出来，它就具有自足性。索绪尔把言语和语言区别开来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言语具有私人行为的特点，创造容易消失也容易，有如朝露夕菌，随生随死，但语言作为一个系统，却是一个漫长的积累的结果。语言一旦形成，就把人从蛮荒状态带出来而走向文明，人一旦走出来，就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人以语言为家，这是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但同时也意味着人再没有其他选择。语言作为系统，牢牢地控制了人类，选择什么话语说话似乎是人的自由，但其实不然，一旦选择了某种语言系统，说什么话是不能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整个话语方式控制了人的认识、思维、思想，思想自由只能在话语系统内部自由，超出了这种话语范围，就只能陷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沉默”。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家不只是在语言中思考，而且是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

不能否认语言的工具性的一面，语言作为工具是有大量证据的，从历史上来看，语言的确主要是起源于对“物”的命名，现实中，这种语言的命名性质仍然是普遍存在的。语言首先是词与物的关系，西方的一些语言哲学家为了证明语言与世界的同一性，认为所有的词都是思想的产物，比如后期维特根斯坦主张，只有当人们在行动中表明他们学会了正确使用关于感觉的语词，他们才能正确地分辨感觉。拉康说：“真理来自言语，而不是来自现实。”完全否认语言的命名性质，这也是非常牵强而片面的。但语言绝不仅仅只是工具，正如海德格尔说：“把语言定义为交流信息促进理解的工具……只不过指点出了语言本质的一点效用。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从层面上来说，语言工具性主要在物质层面上是正确的，思想就很难用工具说来概括。莱布尼兹提出“事实真理”和“理性真理”的区别，认为真理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来源：经验事实和词语的含义。这其实已经深刻地说明了语言与世界之间的两方面的关系，在人与物质世界的连接中，语言是媒介、工具，但在精神世界中，真理却就是语言本身。

不能因为思想与现实的紧密关系而认为思想就完全依附于现实。思想来源于现实世界，但思想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变得具有自足性，不仅仅只是世界影响思想，同时思想对人对世界的认识具有制约性，这是现代解释学和自然科学充分证明了的。所谓“成见”，根本上说就是语言的先在性。而人的思想和信念其实就是语言，我们只有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才能把握思想，没有不通过语言表达而独立的思想。语言的特征和功用最先是指向物质世界，语词首先是代表事物，这是不能否定的，但语言绝不仅仅只是指向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表征精神世界，有的词语如“上帝”并没有指向物质世界，但是对于人来说，它更具有根本性，这种语言本身构成一个世界，对人有意义。所以不能简单地根据语义分析就把一些“不能言说”的所谓“假”的表述排斥在哲学范围之外。

完全不承认语言的“器”的本性是错误的，语言既有“器”的性质，也有“道”的性质，既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否定其中任何一个层面都是片面的。20世纪学术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其说是语言“转向”还不如说是发现了语言的深层的本质。语言不再只是“器”而且也是“道”，语言也是世界观，是思想、思维本身，语言与思想和思维不再是分离的，而是一体的。这实际上是把语言上升到了本位，其意义是重大的，它开启了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文化和文学进行深层研究的深刻的途径与方向。

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表面上是由主体控制的，怎么说怎么想似乎纯粹是个人的事，在思想上，人似乎是绝对自由的，但现代语言学从深层的角度证明了并不是这么回事。语言以一种无形但却强大的力量控制着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在思想和思维方式上不同于西方，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语言系统的不同应该说是最深层的原因。伽达默尔认为：“在一个理解过程开始时，语言已经预先规定了文本和理解者双方的视域。……文本在流传中形成的传统也以语言为其存在的历史方式，传统的范围是由语言给定的。理解者正是通过掌握语言接受了这个传统，因而，他所掌握的语言本身构成了他的基本的成见。”所谓传统、成见，其实就是语言的规定性。

语言本身构成一个自足的世界，即语言世界或人的世界，它又大致可以划分为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物质世界是固有的，但人通过命名而把它纳入了人的语言世界，所以即使是在词与物的关系上，语言所表现的世界也不等于实际的世界，在与动物比较的意义上，这是一个具有强烈人文特征的世界。图根哈尔说：“世界是按照我们划分它的方式而划分的，而我们把事物划分开来的主要方式是运用语言。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的语言范畴。”而精神世界则完全是由语言创造出来的，它不像石头、树木那样是世界本身所固有的。所谓“飞马”的难题，其实是语言工具论的难题，用语言本质精神论就可以把困难永远地解决，“飞马”不是物而是思想，是不一定要有实在对象的。“金山”也是这样，它是一种意象，一种思想，一种观念的对象。语言一旦和思想联系在一起，语言就超越了它的起源的本质，成为精神性的东西。语言如果还仅仅只是词与物的关系，它就和人的许多“产物”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洪堡特认为：我们绝不能把语言看成是与精神特性相隔绝的外在之物，“当语言也表现出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的时候，它就脱离了现象的领域，成为一种观念的、精神的存在。……虽然我们可以把知性与语言区分开来，但这样的区别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我们有理由认为，语言属于某个更高的层次，它不是类同于其他精神造物的人类产品。”所以，语言作为精神，具有自足性，在深层的意义上，语言先于思想，正是接受了某种语言才有某种思想，但这是不能用形象和简单的方式予以说明的。语言的确是工具，但这是在词与物的意义上而言，而在思想意义上，语言则是一个精神系统。语言哲学上的“原子论”和“整体论”其实并不真正矛盾，二者在两个层次上是正确的，原子论是在物理的层次上，整体论是在思想的层次上，比如“民主”一词，作为单个的概念，它的意义是确切的，但放在整个古汉语中就不伦不类，只有放在整个现代汉语中其意义才是完整的、深刻的。

既然语言是本体，人的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精神世界本质上是语言创造出来的，人的思维就是语言的过程，思想即语言，那么，自然地，一个民族的很多秘密都隐藏在民族的语言中。民族的文化、精神、思想、思维方式从根本上都与民族的语言有着根本的内在关系。语言从非常深层的角度制约着民族的思想等。人无法挣脱语言的控制，人只能沿着语言规定的方向思想，所谓不同，只是在语言的范围内的不同，人的自由是在语言限度内的自由。脱离了语言，人便没了文化思想和精神，人只能返归自然，沦于动物的地位，所以，语言是人的深层的本质，是人的首要的规定性。各种所谓文化、精神、世界、思维方式的不同，都可以归结为语言的不同。人类彼此最根本的隔绝是语言的隔绝。19世纪的洪堡特最早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人们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世界观，也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联系思想的方式。”他认为语言与民族的精神力量有着内在的深刻的联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另一个方面。……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个人更多地是通过语言而形成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每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民族的心灵存在于民族的语言中，民族的文明、文化和精神与民族的语言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而20世纪的马丁·海德格尔等人则从哲学这一途径重新发现了这一事实。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人诗意地栖居在语言所筑的家中。伽达默尔同意洪堡特的“语言是世界观”的命题，只不过阐释略有不同，他认为，“任何一个属于特定传统的世界，都是通过语言构造出来的世界，即一种特定的世界观或世界图式。”“我们正是通过语言而拥有一个世界或一种对于世界的态度。”“每个在特定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当然是以一种不同于属于其他传统的人的方式来观察世界的。”“无论我们使用什么语言，我们获得的不外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方面，一种对于世界的‘看法’。”人的语言规定了人对世界的看法，民族的语言则规定了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基本内涵。所以伽达默尔认为“所谓传统，主要指通过语言传下来的传统，即用文字写出来的传统。”正是在这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人类之间最深层的隔绝是语言的隔绝，在与日本学者手冢富雄教授对话中，两人都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两人都同意欧洲语言和东亚语言之间的深刻差异性，手冢富雄一再感到日本文化和思想在欧洲语言系统中言说的困境，所以根据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认为“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而“一种从家到家的对话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文化、思想、思维方式的转型从根本上是语言的变革。

但语言作为一个系统，它是一个民族无数代人积累下来的，代代相传，它对于具体的人、具体的时代、具体的群体具有先在性。语言就像一种无形的网，人就生活在网内，语言的网构成了人的本体，人不可能脱离这一网而生存。对于个人来说，语言是具有“元”性质的东西，不是轻易能改变的。对于民族来说，语言是根深蒂固的东西，它如此坚固以至具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不同的个体正是通过它而凝聚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文化。梁启超说：“我国文字，行之数千年，所以糅合种种异分子之国民而统一之者，最有力焉。”斯大林也说：“民族和民族语言的特点是具有非常的稳定性以及对同化政策的巨大抗拒力。”所以，语言只有变革，没有改换，完全抛弃自己的母语而改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这是非常困难的。语言变革是一个民族的重大的事情。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东西，不是涉及民族的生存问题，不是迫不得已，这一根基是很难动摇的。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语言变革其实是被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