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和戴维森

斯特朗高中毕业之后，本打算跟随大哥去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但因为家里突然遇到经济困难，斯特朗只好放弃读大学的愿望，来到华尔街一家经纪公司上班，随后在1900年跳槽到一家银行。成家立业之后，斯特朗逐渐成了镇上的名流。他喜欢打高尔夫球、网球和桥牌，但是真正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折点的是亨利·戴维森对他的赏识。戴维森算得上是银行业的风云人物。1904年，他给斯特朗提供了一年前他协助创建的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 Trust Company，美国信孚银行的前身）的一个高管职位。

斯特朗的妻子在生了第四个孩子之后，因为严重的产后抑郁症而饮弹自尽。第二年，他的大女儿死于猩红热。斯特朗伤心欲绝，好心的戴维森夫妇把他的三个孩子领到自己家，帮他抚养。1907年，斯特朗娶了第二任妻子——比他小17岁，年方十八的凯瑟琳。她的爸爸埃德蒙·康沃斯（Edmund Converse）是银行家信托公司的董事长，摩根的长期合伙人。戴维森则在斯特朗的婚礼上当起了伴郎。蜜月才过去几个月，金融危机就开始上演，恐慌在整个纽约市蔓延，针对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挤兑风潮席卷而来，这场危机让他们的友谊变得深厚坚固，但他们没有继续成就彼此，而是在这场危机结束之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并且抵达了各自的人生巅峰。

话说回来，戴维森之所以在几年前就创立银行家信托公司，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因为他已经预见到一场危机迟早会爆发。在他看来，信托业中那些迅速扩张却管理不完善同时又不是结算行协会（Clearing House Association）成员的公司，正在酝酿着危及整个金融业的大麻烦。金融业有两股力量：一方面是大型清算银行，主要是国民银行；另一股力量则是那些完全没有关联的信托公司。在那时美国的金融体系中，不仅没有央行，也没有任何监管的概念。结算行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在某种意义上承担起了监管的作用。虽然银行大都是结算行协会的成员，但信托公司不是，这是跨界的“界”之所以会形成的由来。但信托公司为什么不是结算行协会的会员，金融业为什么会形成银行业和信托业之间的划界而治呢？这是一个新鲜而又古老的故事：金融创新与监管，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里，监管总是滞后于金融创新。

1907年的金融恐慌集中体现在纽约的信托公司上。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当时的信托公司就是一种典型的金融创新：处于监管的真空地带并高速扩张，增长的动力来自过度支付利息。信托公司不是银行，却提供类似于银行业的服务。不仅如此，信托公司可以投资房地产、承销股票发行，或以股票为抵押发放贷款；不仅可以吸收存款和清算支票，还可以直接持有股票，甚至还提供无担保的商业信贷额度。1896年到1907年的10年间，信托公司以年均资产增长率近10%的速度增长，而银行的年均增长率仅为7%。虽然诞生不到20年的时间，信托公司已经管理着几乎和银行等量的资产：信托业和银行业的资产总额分别为12亿美元和14亿美元。

在没有央行，也没有监管的全真空状态下，出于对未来的担忧，一些有识之士希望凭借一己之力未雨绸缪。比如，戴维森想把金融业的头头脑脑们聚集在一个由银行家们创立的信托公司里，来克服当时正在形成的对信托公司的偏见和竞争。虽然这家公司在这场大恐慌之中没有凸显出自身的价值，但是在之后的1908年和1909年，这家公司的主要成员陆续成为结算行协会的领导者，并将其他信托公司纳为会员进行管理，算是实现了戴维森最初的梦想。

成立银行家信托公司是戴维森应对危机的一手准备。不仅如此，早在危机的现象刚刚萌芽之时，戴维森就与斯特朗多次讨论过潜在的危机，推演过灾难爆发之后该如何应对。他们认为信托业大肆扩张的基础并不牢靠，它漂亮的业绩不是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是通过过度支付利息来吸引储户。这和今天频频爆雷的理财产品、P2P产品都极其相似。戴维森多次向斯特朗询问他们公司支付储蓄账户的平均利息，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竞争对手正在过度支付利息。迫于竞争的压力，戴维森和斯特朗曾经反复掂量是否需要支付和竞争对手相同的利息，但他们都认为那样的利息率是过度支付，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1907年夏天的某个时刻，斯特朗将一份备忘录交给戴维森，告诉他其他公司支付的利息，并告诉他一旦情况不妙的时候公司有怎样的储备，戴维森的脸上浮现了严峻的表情，他把自己悲观的预测告诉了斯特朗。他们深知，如果不加干预，会有怎样可怕的后果。

戴维森和斯特朗看到了黑天鹅舞动的翅膀，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危机这个不速之客在当年秋天就席卷而来。40岁的戴维森和35岁的斯特朗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并且成为摩根的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