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安赫拉客栈
突然变成“我们”
“欢迎光临。”美丽的西班牙姑娘，对我展现明朗笑容。
“对不起，我不是来这里，我在找EUSKAL ETXEA餐馆。”我说，突然感到自己有些搞笑。去哪里问不好，偏要进一家餐馆询问另一家。
“哦。”她说，而后热情地给我讲怎么走。
出了这蜀葵餐馆，没走一会儿，我又弄不清方向了。又去Starvin问。这是间酒吧。进门左手边，是几组布艺沙发。最里面的沙发上，坐着两个女孩。服务生说“右拐，看到车站，再左拐。”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巴塞罗那七月正午的艳阳亮晃晃。
有些时候，方向感颇强；有时，怎么着也是糊涂。方向感强，其实是对去过一次的地方；找回去，总很容易。完全陌生时，方向感于我，常常不灵。也许不该叫方向感，而叫记忆力吧。
突然看到蜀葵餐馆的女孩跑出来。竟然跑到我面前：“右边，过去两条街。”
我道谢，她笑着离开。
又看到那个公园了，隔条马路与我相对，用它郁郁的绿色吸引我。绕到一个廊下。修车的店铺前，有个男青年。
越问越糊涂。也逐渐失去了寻找的兴致，遂左拐右转，跑到菲蓝路上的东芬纳达餐馆。
服务员是两个老太太。
就我一个客人，我点的菜，很快便上来了。黑色带两只耳朵的浅铁锅里装着黑面条，蛤蜊、虾等海鲜。这叫FIDEUA NEGRA。嗯嗯嗯，西班牙饭，真的好好吃。
一会儿，又是够两三个人吃的PAELLA MIXTA也来了。
“是我的？”
“当然。”
应该是当然，餐馆再没其他客人。
这份量也太多了，而且，都是带主食的。
纵然西餐的很多热菜，配有土豆、面条、米饭等主食，但配这么多的，真没见过。真的太多了，几乎可以算是主食。不懂西班牙语，没办法。突然意识到这有着虾等海鲜的PAELLA MIXTA，正是别人推荐，自己馋了一路的西班牙海鲜饭，不禁又高兴起来。反正外面酷热，慢慢吃吧。
好东西总想与人分享。能端回北京就好了。带耳朵的浅铁锅，比盘子好端多了。西餐上来锅的，倒少见，还真挺像中国的。
总跟别人分享精神财富；这物质的，何时能呢？何时，能Email就传回香喷喷的美味？
有年夏天，一个男孩子病了，想吃加州牛肉面。我从餐馆给他端回去。这有点困难。首先，我要跟餐馆说明，把他们的碗拿走。然后，我要经过一座人来人往的天桥，一条熙攘的商业街才能到达。第一条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善于实话实说，真情动人。但第二条，对手脚没那么利索的我来说，有些难度。其实可以打包进餐盒，甚至塑料袋。但是，这和一碗热烫牛肉面的感觉相差太远。于是，我把一碗牛肉面放在托盘上，一路端过去。
我从未端过一碗面走过那么长的路。
那男孩，也从未吃过那么远距离过来的一碗面。
“我看着你，穿着花裙子，阳光中的花朵一般。那样的面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却端着别人想也想不到的牛肉面。在拥挤的人潮中左躲右闪。就是这面条掉地上了，重新拣起来，我都能吃。”
“那么远你能看到？眼睛透视的？”
“我想象的。”他说，“你能一辈子给我端面条就好了。”
我笑：“那你家可别太大。”
在内罗毕，参观凯伦的旧居，知道仆人每次做好饭，要走几百米端过去时，我都没有想到那牛肉面。此时，在这伊比利亚半岛，不知为何想起这个来了。
又要瓶可乐。老太太从冰箱里拿出装冰的塑料袋，又给我倒了一杯冰。餐巾纸放在可爱的小盒子里，有蓝色的小花边。墙上是毕加索等人的临摹画。窗外的青石街，一两个行人慢慢晃过。带着午间有些闲散的睡意。
两个老太太下班了，一个小伙子接班。
王子路上，Starvin酒吧右边的小巷。
我在路口的小书店前停下。真是喜欢书，见了书店，就想进。也被它门上彩色马赛克拼的大鲨鱼所吸引。巴塞罗那缤纷亮丽的色彩，真是喜欢。
很多人拿着导游图，找到这窄窄的古巷。都是来寻毕加索博物馆的。4点钟，已经闭馆了。透过墙上镶着的玻璃，往庭院里望了望。
第二次来，又闭馆。第一次指点我的小伙子，现在大路口分发Starvin明信片般的广告。他戴着明星般的黑色宽边眼镜，穿着蓝背心。
红色的城市观光车轰隆而过。
有人拍我的肩。原来是蜀葵餐馆那个跑出来为我指路的女孩。她穿白色露腰上衣，拼块缀珠的牛仔短裙，完全没有了那日服务员的样子。
“是来看毕加索的吧？”她猜。
我说嗯。
“对米罗可感兴趣？”
我点头。
“那我们去看米罗的展览？”
在巴塞罗那问路，即使外面下着雨，人家也会跑出屋子指给我。还常常有人步行一两站送我到目的地。可这突然就变成“我们”的，倒真还没有遇到过。而且，这西班牙人还真够爱艺术的，一个餐馆的服务女生，也对绘画感兴趣？
“远吗？”
“还行。”她看了看我，“远足行吗？”
我说没问题。
“那我们走着去。”
“你真的认识吗？”快到蒙特惠奇山了，我说，“这不是奥运会主赛场吗？我来过这里。”
“不认识，没来过。”她诚实地说，“可我问得很清楚。就在蒙特惠奇山脚下。”
“巴塞罗那这样的地方太多了吧。所以，你虽然住在这里，都还没有来过。”我说。
她笑了：“我目前是住在这里，在这里打工。可这只是暂时的。”
“就像北漂。”我开口便说，突然意识到她是个外国人，不理解北漂，我解释道，“到大城市谋生活，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暂时的。”
“我和他们不同。”她笑，“我是法国人，来这里旅行。”
“法国人？来这里旅行？”我疑惑。一路上，一直和她谈西班牙饮食、绘画，对她的情况，还没来得及问呢。却理所当然地认为她是西班牙女郎。
“那一定是把所有的钱都丢了，因而只能打短工了。”没容她开口，我便猜测道。
在她面前，我的猜测总那么妄然。
“不是，出来时就没带一分钱。”
“没带一分钱？不可能吧？总得买张到这里的火车票吧。”
“没有。是一段段搭汽车，一路过来的。”
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真是难以想象呵。
“就你一个人？”
“还有一个女孩。”她说，“我白天在餐馆打工，她晚上出来活动。”
“你白天在餐馆打工，她晚上出来活动？这中间有，或没有联系？我一时搞不清了。”
“我们租的房间，只有一张单人床。”
我一直是淡定的人，波澜不惊。今天，还是为她们的行为震撼了一下。不带一分钱上路，免费搭车，这在凯鲁亚克时代还有可能，可今天……自己会有这样的勇气吗？
“你对巴塞罗那感觉如何？”
“轻松、自由、包容、艺术。节日般的氛围。经常有惊喜。”我说，“很喜欢。”
西班牙有漫长的午休。因而，我和我曾认为是西班牙女郎的法国姑娘克里斯蒂娜，散步上了蒙特惠奇山。
上次来这里，我是乘观光无轨小火车上的山。就我一个客人，有些害怕。说害怕不确切，是持些谨慎。对没经历过的，都这样。当然，更多的是欢喜。要在中国，一个人就拉你上山？不等车厢满了，也得等半车人呀。
上到一半，看到公共汽车。再上，公共汽车到不了了。古老的光滑石子路。一段斜坡陡然出现在面前，然后，一个建筑又突然现身，好像小城堡似的。我觉得小火车该停下了。可令人吃惊的是，它穿过窄窄的门洞，紧贴着那建筑跑了出去。越发觉得坐这小车值了。奥运会的主会场，倒没什么可说的。可是这蒙特惠奇山上，还有西班牙村、国家艺术馆、Laribal花园。
来巴塞罗那前，只知道这里举办过奥运会。其他的几乎不晓得。更想不到上世纪30年代的这里，曾发生过红色革命。红旗，或红黑两色的旗到处飘扬，广播喇叭里高唱革命歌曲，教堂被清洗，革命标语到处张贴。交通工具，都漆成红色；不再说敬语，所有人都变成同志。人们都要丢弃优雅，着装作派要学无产者。
那时的巴塞罗那，丑陋、肮脏；物质极度匮乏，面包都供应不足。好几次，我走在兰布拉斯街上，都会想起那时候。
“这里有很多我不理解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根本不喜欢。但我立刻就认为这种情景是值得为之奋斗的。”长期安逸，会使人丧失激情吧，所以一旦来到这样的地方，乔治·奥威尔，几乎是立刻，从一个报道西班牙内战的记者，变成了一名士兵。而他描写的军营，真是我知道的，最可笑的。乌合之众，军装不整。甚至不教如何使用武器。也没有武器。“陈旧的机枪，都快锈成废铁了。”“平均每五到十个人，才拥有一枚手榴弹。”而那时，他们行军的公园，就是眼下我和克里斯蒂娜所在的地方。
感谢巴塞罗那的革命没有继续下去。它又还原回本来的样子。自由、浪漫的，符合人性的。
从这山上，可以俯瞰整个巴塞罗那。它安静、优雅地伏在迪比达保与蒙就伊察两丘陵之间。也可以望到港口，远方的地中海。
我们从山上下来。Plaza hotel的钟有两层楼那么高，镶在墙上。皇宫右边，是巴塞罗那大厦。夜晚璀璨夺目的光明泉，此时静休在午后耀眼的洁白里。议会大厦。左边，梧桐树下有好些椅子。很多不是长椅，是单人座。坐在上面的老头老太，微微向旁边人欠着身子。绿色的护网把一块空地围了起来。
“一周前来的这里。那天走了很多路，累坏了。就坐在皇宫门前宽大的台阶上，然后，睡着了。”我说。本来觉得自己这样游游晃晃的生活还挺好。突然，对她们的生活，心生羡慕。每个人，总是心羡别人的所有吧。
我们坐台阶上，各吃了两根TW-star冰棒。又等了一会儿，才进到米罗基金会看展。这个学建筑的女孩，是来基金会的当代艺术图书馆查些资料。而我对米罗，倒真感兴趣，兴奋地去看他的展览。
看完展览，我们从西班牙广场走向卡达路尼亚广场。很多家具店，体育用品店。一个年轻设计师自己的小店。我们进去逛了逛。那么宽的马路，却是单行线，车子方向一致地飞奔。右边，两排梧桐树间有长椅。跨筐的老太，溜狗的老太。老头都去另个世界看报纸去了。几乎每个路口，都有24小时营业的药店。醒目的“十”字标识。和我们习惯的红十字不同，是绿色的。
“巴塞罗那的长椅，是背对人行道的。你在其它地方见过吗？”我问。
她说没有。
“你再看看这雕刻精美的铁艺老街灯，这建筑外墙上百姓的精彩涂鸦。看看周围，就不难理解巴塞罗那为什么会出现高迪、毕加索、达利、米罗。虽然毕加索后来一直在法国，但巴塞罗那的气质，已成为他气质的一部分。”
“你觉得巴塞罗那的气质是什么样的？”
“幻想的色彩，自由、热情。”
“嗯。”她点头，“到了这里，你会觉得巴黎都太严肃，太不热烈。本来一直喜欢绘画，后来偶然看到高迪的建筑，虽然是在画册上的，都立刻被迷惑了，改学了建筑。不过，不到这里，还真想象不到巴塞罗那给了高迪这么一个广阔的空间。”
“来巴塞罗那前，我对高迪一无所知。”
同为西班牙现代主义大师，毕加索的名字妇孺皆知。而知道高迪的却寥若晨星。只有到了巴塞罗那，你才能看到他的作品，沉迷其中。这和他们的经历有关。毕加索出生、就读于巴塞罗那，但生活在法国，作品在世界各地巡展。在74年的一生中，高迪却是一直生活在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可以说是高迪的露天博物馆。“在巴塞罗那，如果你只看一个建筑，那就是圣家族大教堂。”这个最让巴塞罗那自豪，巴塞罗那标志性的建筑，创造了建筑史的奇迹。它的奇特华美，神妙诡异，让人叹为观止。被称为“超现实主义岛屿”的顾爱公园，则是高迪绝美惊人的想象在理性之地开出的最奇美之花朵。马赛克彩色喷泉、波浪样弯曲的座椅、糖果般的小屋，高迪的创意无处不在。而在这创意之外，他还把合理生态的概念引进来。著名的薄德耀之家、米拉之家，这位被喻为“欧洲最具原创性”的建筑艺术家百多年前留下的这些，仍令今天的我们惊叹不已。
“高迪的作品，第一个看的是米拉之家。在建筑上，抛弃直线，没有直角，真是把我震撼了。”
“米拉之家，整个大楼的重量不是在主墙上，而是压在柱子上。这样，可以使窗户更宽大。这也从此开始了由柱子承重的先例。”
“这个还真不知道。光是外行看热闹，就足够惊叹了。”
“看到高迪的作品，我更怀想手工时代。不是机械化、流水线上生产的。因而每个产品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那才是生活的本质，我们每个个体的独特性。”
街上散步的人多起来。每个散步的人，都穿着整齐时髦的衣服，神态闲雅。
花街
克里斯蒂娜现在上早班，我们见面，都是黄昏时分。
卡达路尼亚广场。鸽子盘旋飞舞着祥和气息，充气玩具高高地膨胀着节日气氛。虽非节日，但这里，总是节日感觉。身上背着斜条的“照快相”者，于人流中闪进。Opel大楼上的钟在慢慢旋转。我和克里斯蒂娜转进Sfera商厦。
又慢慢走到兰布拉斯街。这是巴塞罗那的王府井。路中央是两排梧桐树。树下是一家家花店。这著名的花街绿荫丛丛，鲜花粲然。露天餐馆、酒吧，坐着闲散而快乐的人们。白色阳伞下，铺展的画页在等待买主。路两边的店铺，流光溢彩，缭乱你眼。
我们从兰布拉斯街向南慢慢逛。彩色废弃的招贴画作成的盛大时装，一个男人将自己放在里面，夸张的胸部乱颤，头上支出可乐瓶子，风车在头的另一边呼呼转。两个男人在吹长长的号，像西藏喇嘛用的法号。一个男子手拿不知名的乐器，沙沙晃动。中国人，“用你的名字作画”。也有卖字的，铺在地上的大纸上写着中文的“幸福”“玛丽亚”等。画漫画的，喷彩画的，用大扑克算命的……NOMAR皮装店前，绿草地上，棕榈树下，一队男子在翻空翻……
我们走到滨海的哥伦布广场。广场东边，是哥伦布当年远航的出海口。现在，海里还停着哥伦布航海时乘的桑塔玛丽亚号三桅帆船。
“复制品吧？”我欣赏着，“那船不是在海地附近触礁了吗？好像是1492年的圣诞节。”
“又复制了一次。1990年，巴塞罗那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年，有人抗议，纵火烧船。”
我更愿遥想哥伦布当年凯旋而归的情景。1493年，巴塞罗那迷人的春天，万人空巷，欢迎冒险的哥伦布归来。嗬嗬，耀眼的金条。嗬嗬，美丽的鹦鹉。咦，这是什么人呀不穿衣服？印第安人？
巴塞罗那，第一个闻听哥伦布正式宣布发现新大陆，并听其讲述其传奇经历的城市。但有意思的是，15世纪末，因为新大陆的发现，巴塞罗那的商港地位日渐被西班牙的第四大城市，塞维利亚取代。直到19世纪，工业崛起，巴塞罗那才又兴盛起来。推动它进入世界大都市行列的，该是1888年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吧。
因为克里斯蒂娜，知道广场上那50米高的铜质圆柱，哥伦布纪念柱，是科林斯式。那是万博会期间竖起的。那巴塞罗那的黄金年代，也是欧洲的现代化时期。
“法国出现了‘新艺术’，德国有‘青春风格’，奥地利则是‘分裂派。’”
我对这些略有所知，但并不清楚它们属于同一时期。
“分裂派，”我不由自主重复了一下，“在维也纳参观过分裂派展览馆。”
“那是分裂派的标志建筑。”
“分裂派，就是与正统，与传统分手？”
“嗯。分裂派是由维也纳大建筑家瓦格纳的学生奥别列兹、霍夫曼与画家克里姆特等一批年轻艺术家发起的。”
“在美景宫我参观过克里姆特的画展。”我说，“很多中国人对他那幅《吻》印象深刻。”
她微微一笑：“分裂派的口号是‘时代的艺术，自由的艺术’。分裂派虽不是瓦格纳创立，但他对此有重要影响。他在1895年出版的《论现代建筑》中提出：新建筑要来自生活，表现当代。他认为从时代的功能与结构形象中产生的净化风格具有强大的表现力。”
“那个玛约利卡住宅，可也是分裂派的作品？”我请教。
“嗯。”她说。
“那是大雪纷飞之际，我逛完美丽的菜市场，为路边这个美丽的建筑拍照。有个年轻的男子，也在那里拍。他的角度很特别，所以，我学他。我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的游客、摄影爱好者、学艺术的学生，但是，很奇怪，我觉得，他一定是学建筑的。”
克里斯蒂娜笑。
“1880年后，‘现代化’卷席了加泰罗尼亚几乎所有的艺术领域。尤其是它的首府巴塞罗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迪才出现的。创新，甚至是超出常规。那是时代向前，所带来的新元素。那是一种新的建筑风格，更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表达方式、新的生活。”她的眼睛闪现幻想的迷人光芒，“也许200年后，路人经过的，就是我设计的作品。”
“那我有幸认识个大建筑家了。”
“不过高迪这样的人，也是旷古奇人，千年不遇。一个人能改变一座城市的风貌，真的难以想象。”
“这和这城市，这里人的气质不谋而合。”
“马德里人也热情，但是，和巴塞罗那还是不一样。巴塞罗那人，有着临水的特质？”
“巴塞罗那，开放，前卫，包容，有着慵懒的醉意。”
“所以，你不难理解，它为何会给高迪那样可以施展的空间。”
想到圣家族教堂，一百多年了，还没有最后建完，我说：“突然发现一点，欧洲的很多建筑，都是没有工期的。在我们国家，一般是三五年或更短。”
“嗯。”她点头，“巴黎圣母院，建了一百七十年。因为，那不是建给哪个具体的人，是建给上帝。”
“上帝，指的也是一种可能。一种完美的可能。”
说上帝是一种可能，克里斯蒂娜没有言语。
我也略过这个，我说“在圣家族的塔顶，那么高，几乎人都看不清的地方，还要费那么大劲，用真人和真动物作模特，来做雕像；高迪的回答是这样的：天使看得见。”
我所能讲的，都是外行人的视觉观感。经由克里斯蒂娜，我才明白圣家族教堂的建筑语言。这是一座象征主义建筑。分成的三组分别代表东方的基督诞生、基督受难及西方的死亡。南方象征上帝的荣耀；四座尖塔代表十二位基督圣徒；圆顶覆盖的后半部象征圣母玛利亚。
“上学时听老师讲过这么个故事。有个日本的设计师到巴塞罗那考察地铁，结果，他被高迪迷住了，回头就改学了建筑。40年后，他在讲台上讲高迪。他的一个学生见老师那么神迷，想：至于吗？他买张机票就到了巴塞罗那。他一下就被镇住了。他把它们称做：被现代主义封印了的神话世界。”
“那也没有你牛。”我说，“看了画册，就改学了建筑。”
“没钱来巴塞罗那呀。”
“那时没想蹭车来？”
她笑着，耸肩。
我们去世贸中心的美食城。外国人心思简单，餐馆的名起得也朴实：“鱼和署片”、“鸡在盒子里”。刚才表演空翻的人，现在也在吃东西。水果也串成串来卖。
吃完饭乘电梯又上了一层。上面有很多船的模型，我们看了半天。
你是谁
我喝着咖啡，看着《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我喜欢在一个城市，阅读和这城市相关的书籍。那是老古从网上订的书，得知我要来这里，便送我了。
“你能请我喝杯咖啡吗？”一个悦耳的声音打断我。我从书页上抬起头来，见一个卷发女子站于我面前。
在外，有些时候，会有人说“能请你喝一杯吗？”这样让我请喝一杯的，还没见过。
我笑着，点头。她拉开椅子，在我旁边坐下。
她拿起我翻扣在小桌上的书，见封面上有西班牙文，便大声念出来：Homage to Catalonia。
“这几个字怎么念？”她指着中文问我。
我读给她。
她学，在我耳中是“上加菜喽”。上完“加菜”，就没有了，念不下去了。
“很难吧？”。
她点头。然后笑着，转用英语：“那么，我就不用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了。”
“你认识中国字？”我微微惊愕。
“认识几个。”她说，“这条街上，经常有人卖中国字。”
“我的名字是这么写。”她拿起我夹在书中的圆珠笔，在餐巾纸上慢慢写下：伊莎贝拉。
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了解彼此的信息，这让我觉得好玩。
“我还想吃个Basler leckerli。”咖啡上来时，她说。
我说好，又为自己叫了个Schoggiweggi。
我们所在之处，是兰布拉斯街83号，名为Escriba的点心店。
“你还挺会找地方，这是巴塞罗那著名的巧克力店。百年老店。”
“是被它的门脸吸引了。很有高迪的风格。”
“所有外国人到了巴塞罗那，都谈高迪。”
“因为他的影响无处不在。而来巴塞罗那前，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比如我。”
“在丽索剧院门前见过你。在卡娜雷斯喷泉那见过你。然后又在这里，见到你。”除了酒，咖啡也会使人话多。在Escriba室外的阳伞下，她突然说。
“没什么奇怪的，这些都是游人的必经之处。我在NOMAR皮装店前的绿草地上，看到几个男子在翻空翻。结果，在世贸中心的美食城，我又看到了他们。”
“但是，一再见到的，还是少。”她说，“我仿佛觉得，你是我的一个梦。”
让我请她喝一杯，已经出我经验了。我又变成她的一个梦了？她想干什么？不是不是，如果恭维我是她的一个梦，那该请我喝杯才对。我是那样的人，能把裂纹想象成花纹。
我从不愿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何况，她眼睛那么真诚。
“你能请我喝杯咖啡吗？”这要求那么直接，那么现实。“我仿佛觉得，你是我的一个梦。”这拽得有些神秘了。这在相信和渴望奇迹的我，都有些反差了。
“看到你，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首歌。一个女郎，总是经过我的窗前，我的小镇。镇上的人，都认识她。但是，没有人知道她的姓名，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巴塞罗那下午恍惚的阳光下，她缓缓地说，“不知那是真实的一首歌，还是于我梦中出现的。我问爸爸，问邻居和朋友，谁都不知道。”
这样的事可能会出现在我身上，因而我马上相信了她的话。
我突然想起崔健的歌：“我要人们都认识我，却不知道我是谁。”
那是一种生活吧，“不愿停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年少时，不喜欢崔健的歌。太直白，不够浪漫。不像罗大佑的，“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
今天，突然理解了，崔健的歌，实朴，直指生活本质。当然，罗大佑也指向根本：“爱情这东西我明白，可永远是什么？”也许，是阅历告诉他这些，而听歌的十几年后，因为年纪，我方才懂得。
“我之所以站到你面前，想知道的就是：你是谁？”伊莎贝拉说。
这个问题，很那个吧？如果我是带给她很多惊喜或伤害的人，改变她很多的人，她要这么问我。可是，对一个路人问这个？问题是，我对很多难以接受的东西，都怀着对新事物的态度。也是这态度反应出的样子，才使得她站到我面前吧。
“我是谁？一个喜欢游走的人。”我道。
“我说呢，你身上有我喜欢的气质。我也是喜欢行走的人。”
在外，经常有人问“你从哪里来？”再多谈几句，会问，“你叫什么名字？”
这和“你是谁？”颇不同。很可能，她从中看到了自己。从一个女子在异乡行走的样子中观望到自己。
“我丢了钥匙，旅行箱打不开了。我能先去你那里吗？”她放下咖啡杯，望着我。
她每次突然开口，讲的话总这么奇特。
我想了一下，说行。
她高兴地手舞足蹈，然后拉住我的手：“那我们去取我的旅行箱？”
我这才想起来她身边，此时身边，没有旅行箱。
我们走到舒适鞋店。伊莎贝拉的旅行箱寄存在这里。这里一个女孩是她同学。
聊了一会儿，我带伊莎贝拉回我的旅店。
这家安赫拉客栈是个二层小楼，只有六间客房。每间客房布置得都完全不同，都那么令人欢喜。如果不是这夏季，旅游旺季客满，我真想在每个房间都住那么几天。
在我的想像中，一回酒店，伊莎贝拉立刻着手开箱子。可是，她说完“太累了”便躺到床上睡着了。
我等了半天，不见动静。她是太累太紧张，终于放松了，所以才这么睡吧。可是左等右等，她就是不起来。
别得了什么病，死我这里吧？想像力纵横千里万里的我，悄悄过去。见她面色红润，呼吸均匀，我这才放心。
我出了房门，见厨房里，老板娘安赫拉正准备晚餐。
“兔肉烩蜗牛”，安赫拉说，“你晚上在这里吃吗？”
“好啊。”
我帮她洗拌沙拉的青菜，和她谈起迷人的西班牙饮食。
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真是千奇百怪。穆斯林不吃猪肉众所周知。在非洲，大多数黑人不吃螃蟹、虾、鸡爪。因为觉得它们不好看。黑人也不吃猪蹄、无鳞鱼。其实，就是鱼，各国各地也完全不同。英国有道非常大众的名菜叫“鱼排薯条。”在法国土伦，土豆也总是和鱼配在一起。可与土伦相隔不远的马赛，如果土豆和鱼同烹，那绝对不行。西班牙人和中国人有些相似。因为自由吧，换种说法，知道享受吃喝，所以，没事儿就琢磨什么和什么能配。龙虾和鸡配一起。墨斗鱼和肉丸子一起煮。这样的地方，鱼当然能和土豆同锅了。再加上西红柿，就是著名的Suquet de peix。
我看着安赫拉准备的兔肉烩蜗牛、土豆鱼汤，馋得恨不得立刻开锅享用。
这时手机响了。克里斯蒂娜约我晚上出去，说她已经离这旅店几百米了。我喜欢美食，可更喜欢游玩，我抱歉不在旅店吃饭了。
见身上的衣服不用换，钥匙在手，我没回房间，直接跑了。
夜晚工作者
克里斯蒂娜发工资了，要买部数码相机，我陪她去Fnac电器行。
她很兴奋，拿着相机一通乱照。照我；照绿马甲上镶黄条的店员；照在商场建筑的U型空地上，来回摆动的巨大牌子；照那上面写着的Rebaixes。
知道她当时是和一女孩一起来西班牙的。可一直还没见过那个叫佛劳哈的女孩。有天我回去得晚，在兰布拉斯街碰见倚门卖笑的女子。记起克里斯蒂娜说她总是夜里活动，我想，她不会是那行里的人吧？所以，也就没主动提出去见她。虽然心里也很有兴致。还不认识这行中的人呢。
今天，得知佛劳哈在这一带活动，我们来寻她。
“她现在就来上班吗？”我望着眼前汹涌的人潮，心生疑惑。
“对呀。”克里斯蒂娜说，“这时候人最多。”
“人最多时她工作？”我想着黑黑的夜幕下，魅魅的鬼影。而眼下，夕阳尚未西沉，娴静天空下，巴塞罗那喧攘、迷人的黄昏时分正在来临。
“是啊。要不怎么挣钱呀。”
我突然明白了佛劳哈是做什么的。呵呵，看把人误会的。
克里斯蒂娜不告诉我佛劳哈是哪个街头艺术家。她让我猜。
Royalty鞋店前，有人在拉手风琴。我看她沉稳、略显忧郁的样子，觉得她不会是佛劳哈。我就看错了。虽然梳着马尾，但这是个男子。在这悠扬的琴声中，一对路过的老夫妻跳起了双人舞。一曲结束，又跳。又跳。他们随身带的两个小包放在一边。
Casas楼旁竖着刻度尺样的霓虹灯。它对面，是一排带遮棚的小摊。梧桐树掩映着远山。我们从天使港路拐出来。一个老男人在弹吉他。一个女孩贴着路灯的柱子在跳舞。她只在胸罩上罩条丝巾。跳着，丝巾往下走，她便往上拉了拉。丝巾又往下走，她又往上提了提。一曲结束，大家鼓掌。她也鼓掌。
“走哇。”克里斯蒂娜催我。
“咱们不和她聊几句？”
“你以为她是佛劳哈？”
我这是干吗呀？刚开始把人家想像成卖的，现在，又认为这街上穿得最少的是她。谁给我这样的暗示？
终于看到佛劳哈了。她穿着灰色背心，黑色胸罩的一个带子微露在外。短发随便地垂在脸庞，笑容有些苍白。她细细的手腕戴着地中海产的红珊瑚手镯。不是珠大圆润贵重的那种，是小小的珠儿，好几圈绕在手上。她坐在台阶上，土绿色的双肩包随便地扔在一边，正面挂满了各种图章。
她穿旅游鞋，旅行歌手的样子。
我总觉得旅游鞋是稚气的女孩穿的，圆滚滚的，可爱，踏实。虽然那里面，常常是不安分的一双脚。
我常觉得流浪歌手是不羁的人。不羁的人有不羁的个性、装束。然而，佛劳哈是个平常的女子。甚至有些腼腆和忧郁。这样的人，怎么在街头唱歌？也许，这些时候，她只沉在自己的世界里，浑然忘我。
两曲下来，我再看周围朦胧闪烁。鼻子都抽抽了。
“别瞎感动了。”克里斯蒂娜说，“两个月前，我和佛劳哈还是陌生人。我第一个搭的，就是她表姐的车。她失恋了，正去表姐家散心。得知我是这样的旅行，她即刻来了兴致，要和我一起。”
不像北京街头的卖艺者，这里的艺人是不孤独的。十几步外就有另一个，或另一伙。
人很奇怪。有些人，住了十几年邻居，当了很多年同事，却不认识不说话。有些人，刚认识，却往来热络。北京的朋友小安，她周围，都是刚结识的人。
刚开始我还不知道这点，对她带着刚认识的我四处走，颇感奇怪。
我们去她父母家。“老爸，音响我搬走了。等我挣钱了，给你买套新的。”留张纸条，她遂把搞音乐演出的父亲的大音响叫人抬走了。
我们去她新租的房子，把墙刷成印象派的黄色。
我们和她另外三个朋友去看戏。五个人偏要挤进一辆出租车。“如果你们能坐下，那你们就上。”司机不高兴。前面坐一个。后面坐三个，小安，躺在我们后排座的三个人腿上。就这样，还不老实，她一路上高唱，竟把司机唱得特开心。
我们常常在酒吧坐到很晚。
还有更晚的时候。她让我和她一起过夜。
在北京，我从未夜不归宿。何况是住澡堂子里。可朋友难过之时，总不能袖手旁观。她和男朋友分手了，偏要我安慰。我们洗过澡，在放映录像的大堂里找到相邻的两张床。在这样的地方睡觉？可见她巴巴可怜，我也就慢慢习惯下来。谁能想到，一个电话后，她决定再去找刚刚分手的男友。“你也回家吧。”她说。12点已过，我家那栋楼的大门，都已经上锁了。
告别温暖和渐起的睡意，也夹杂些不满，我随她走进冬夜冷寂的小巷。星光下，她敲开一家她常去的烤肉馆的大门。“要20个羊肉串，一盘拉条子。”
有天她带我，还有三个朋友，去赴一个晚宴。中间她去洗手间时，那个买单的大款无意中说“我和小安刚认识。”
说来说去，一桌人，竟然都和她刚认识。
“我发现你一个特点。”那天晚上回去时，我对她说，“你周围的朋友，几乎都是认识三个月之内的。”
“是呀。”她叫，“包括我男朋友。你怎么总结得这么对？！”
我回北京时得问问她，这个美貌，做演员，兼歌手的女友。那么多新朋友，有没有路遇的？可是，在社交场合认识的，就清楚他（她）的来历吗？
回旅馆的路上，我才突然意识到，床上，还睡着一位呢。一下子有些惊骇。把人家领回屋子，自己却跑了。这不是狼，也气成狼了。又突然想起，下午去过的舒适鞋店。那售货小姐，怎会是伊莎贝拉的同学？说起来，我对她还一无所知呢。而这种情况下，我竟然把她带回了住处？
我们家人都有这毛病。我老妈会把街上卖山里红的农村孩子领回家。他从此和我们如同亲人一般。他后来在城里找了工作，户口也进城了。公安局长对我老妈说“亏得你不管户口了，否则，一半农村人都得进城。”
我弟弟会在北京夜半的街头，把个据说是找哥哥不得的外乡迷途孩子领回家。那真是找哥哥的孩子。他哥哥在中华民族园苗寨工作。后来，我弟弟一去那寨子，所有人都载歌载舞，热情上酒。害得我弟弟后来连民族园都不敢去了。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失去彼此的信任呢？天桥上乞讨的妇女，人们不再相信她。说自己遭偷盗，没钱回家的孩子，人们不再相信她。
在我最开始出游的大学期间，在山东，不是因为丢了钱，只因不会计划，我连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了。车票，是一个陌生人为我买的。
此时，回旅店的路上，我之所以频频想起这些，就在鼓励自己：要相信别人。如果我们从不信任一个陌生人，那么一旦自己落难，又有谁会向你伸手呢？
我也知道，是现实让很多事情真假难辨，所以人们才冷漠。在北京长富宫后面的那条街上，一个看起来很体面的陌生男人拦住我。他出差来北京，和同事走散了，要借我的手机联系。我也有防范意识，我说手机刚好没电了，带他去打公用电话。说些我听不懂的方言后，他问我能否借他20块钱打车去找同事。我说“第一，你可以呆在这里，让身上有钱的他们来找你。你已经打过电话，完全可以等在这里。第二，你们走散的距离，似乎远了点。你知道在北京，20块钱，出租车能跑多远吗？都可以从这里回我家了。我不想说第三了。因为，我觉得你很好玩。就是和同事走散，你身上也不会没有一点钱吧？而且，据我观察，男人的手机，一般放衣服或裤子口袋里。”见他有些尴尬，我说，“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你一次。这50块钱你拿着吧。”他很感激，“你给我留个地址吧。我回去就还你。”我从他这句话中，也听出了破绽。他不是和同事走散了吗？他东西不是在同事手上吗？他想还我钱，还用回去吗？可是，我还是想相信他。就算他是骗子，我也想让他心生歉意。我留张名片给他。在我的意料中，他没有把钱寄还我。我想这也是他遇到的，知道可能受骗，但还是付出的唯一一次吧？在他欺骗的生涯（我开始相信是这样）中，他就没有不安过吗？或者，因为我这次，他就再不欺骗别人了。
我转动锁孔，把门打开。床上一片狼藉，可不再有人了。
小偷的故事
一瞬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这样的旅店，我有些把它当成家了。就像怕丢，我在北京从不随身带身份证一样，在这里出门，我也从不带护照。因为巴塞罗那的小偷听说很厉害。
明知厉害，还把生人招回来？我相信小偷是不会长那么漂亮的一张脸，那么真诚的眼睛的。小偷，一般也就是一次过招，哪有费尽心思的？这么花心思，就是骗子了。骗子，在骗取充分的信任后，都是拎包走人。那么她的伪装只有一日？既然机会这么快就来了，也就不必再苦等时日，反正结果都一样。
我马上冲向洗手间，没人！我拉开衣柜门，没人！我把床垫子掀起来，没人！
“安赫拉！”我喊着老板娘的名字，冲出去，冲进厨房。
伊莎贝拉也有些愕然。她从飘香的土豆鱼汤上抬起美丽的眼睛，直直地看着狂风般进屋的我。
“怎么了？怎么了？”一个昨天住进来的英国男人问。
“她一定以为我是骗子，卷走了她的东西。”伊莎贝拉明白过来，大笑。
“你倒是先看看东西丢了没有再叫呀。”英国男人笑。
“她的东西都散乱着放。丢了什么，她一时哪里清楚？”还是安赫拉了解我。
已经和克里斯蒂娜在外面吃了鸭炖梨，可看他们吃得那么香，我也忍不住再来尝尝。
“真像我儿子。他每次总觉得外面的东西好吃，告诉我‘我不在家吃了’，可每次回来，他还得再吃一顿。”安赫拉说。
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一样好吃。也有家庭观念。就是午餐，多半人也要回家吃。漫长的午休过后，再出来上班。晚餐，也是众多美味，一家人欢聚的幸福时光。刚到西班牙，看他们在酒吧喝着酒，一盘盘地吃火腿蓟菜心、黄油煎大虾、腌蘑菇、土豆饼等，是万想不到这只是餐前小点Tapas；他们回家，晚上10点还要吃正餐。
许是太多妇女热衷烹饪吧，才使整个巴塞罗那的饮食，有乡土风味。我私下叫它妈妈菜。
“你可真行。”我小声对伊莎贝拉说，“下午刚刚吊上我，转瞬又在这里混吃混喝了。”
安赫拉清了一下嗓子：“就这么几个人，你还开小会私下嘀咕。”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刚刚认识。”我低声说。
“屡教不改？”安赫拉盯着我。
伊莎贝拉大笑：“他们早就知道了我俩刚认识。”她说着，又补瞪我一眼：“还说呢，你差点没把我害死。我醒了，发现你杳无踪影。而我自己，却被反锁在屋里。我还卷你东西跑呢，都被你软禁了。”
我笑：“我想起一个小偷。他想用身份证把一户人家的门撬开。”
“身份证还能撬门？”他们惊异。
“对呀。”我说，“我都会。”想起自己没带身份证，我说，“其实连身份证都不用。”我从一个空可乐瓶上剪下一块。就用这块，把门打开了。
看得他们惊呼。
“你这可是引狼入室。”伊莎贝拉说安赫拉。
安赫拉相信我，或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她要是小偷，就不会这么炫耀了。”
“我是太经常丢钥匙了。所以才学了这招。”我说，“接着讲刚才那个小偷。这是个没毕业的小偷，他没把门撬开，反倒把自己的身份证送到门里去了。”
安赫拉和伊莎贝拉大笑。英国人却对另件事感兴趣：“没毕业的小偷？莫非还有专门的学校？”
“学校？有呀。”我很严肃地说，“很多学校呢。有不同派别的。每年9月的月圆之夜，在武当山上开切磋大会。”
“你再骗他，他会当真的。”安赫拉说。
“还有个小偷，更逗。”我接着说，“他偷完一户人家，发现这家太乱了。他有洁癖，不能容忍这么乱，他开始打扫卫生。还有一半没完工呢，主人回来了。”
他们大笑。
“我还认识一个老太太，我在北京的邻居。北京夏天很热，很多人开窗睡觉。这老太太住一楼，半夜，小偷爬进来了。老太太觉轻，听到了动静。其实知道了，比睡着了更可怕。因为小偷一旦知晓被人发现了，可能会起杀机。”
“那这老太太怎么办？手无缚鸡之力，只有假装睡着吗？”英国男人问。
“那样，我就不给你们讲这故事了。”我说，“这老太太咳嗽了一声，然后说‘我就不开灯了，小伙子。’那小偷一听，羞走了。”
“真是聪明的老太太。”伊莎贝拉由衷感慨。
“奇怪，你怎么对这行这么熟？”英国男人不解，似乎有些怀疑。
“你以为？”我说，“我也是受害者呢。在维也纳的地铁里，一个小偷伸手进我包里。我意识到了，也立刻把手伸进包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不清楚周围是什么境况，有没有她的同伙，所以，我不能大呼小叫，以免让自己麻烦。我握着她纤弱的手腕，看着她的脸，笑着说，‘就是我自己，想找到钱包，也不是很容易呢。’”
他们大笑。
“这话有一些机智在里面，说的却几乎是实情。我在自己装着笔记本、若干支笔、照相机、墨镜、手机、创可贴、糖等零零碎碎的大包里找钱包，还真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得掏半天。我想好多女人都有这个特点。我一个女友，她老公从不给她买大包。他说‘在一个小包里你找钥匙要15分钟；在一个大包里，就得半小时。’
就在这次来西班牙前，又和小偷遭遇了。6月，去了趟内蒙草原。买了个皮制的手工包、一顶皮制的牛仔帽。Shiv，我一个好友，说我这身行头真像个行者。我背这包，便和平时不同，得意洋洋。
这个皮包，是分好多层的。也有手机的专有位置。这条件有了，咱也规矩一下，我把手机，放在它该在的地方。我知道那是放手机的，小偷也晓得。我在紫竹桥天桥上打过手机，把它放回去，却忘记把整个包的拉锁划上了。我在天桥上看小贩卖木头手枪的一会儿功夫，手机不见了。那是刚买不到一周的新手机，而且，所有联系电话都在里面。我马上让一朋友给小偷发短信：‘好心人，手机我不要了。你能否把我的联系人电话，发短信给我？’朋友觉得我这么做好可笑，可还是替我发了短信。然后，这朋友就去做节目，忘记了这事。我没有消息，又不甘心，第二天，又背那个皮包，拉锁故意开着，去天桥上吊小偷。卖木头手枪的人还在。他看出了我的企图，笑了：‘小偷今早来过，逛了一圈儿，已经下班了。’
几天后，我那做电视的朋友在众多手机短信中找到那条转给我的短信（用我原来的手机发的）：你那么多朋友，谁有功夫一一发给你？就按顺序，前五名吧。”
他们几个哈哈大笑。
“盗也有点道。”安赫拉笑完，说。
我说：“然后那手机，就再也不是没人接听，而是关机了。
没有了手机，我回到清静的世界里。
好几天没和老妈联系，她着急了。‘手机丢了。’我理由充分。我老妈一听，都开始为我后半生担心了‘你说今年，你就丢了4个手机。年轻时你就这样，以后可怎么办呢？’我一听气坏了‘哪里是我？那是我弟弟。我从古至今，只丢过一部手机。’原来倒是丢过一部，也是新买的。可后来，竟然找回来了。我弟弟从事高科技，可生活上，也是迷糊。他外号就叫‘迷糊。’他同学后来认识了我，说姐，要是早认识你，我们就不管‘迷糊’叫‘迷糊’了。”
“她就是这样。”安赫拉指着我说，“不管说什么事，她都能给你讲出好多故事来。”
“我在意大利还认识一个小偷。吉普赛女郎。他们常常团伙作案。打开一张报纸，问你点儿什么，然后在报纸下面，偷你东西。”
他们几个耸肩、摊手、眼睛向上翻。
“吉普赛女郎，呵呵。”英国男人嘴角有些上扬。
“吉普赛女郎在我的印象中，属于颠簸的旅程，有风尘气质。也有些八卦。虽然也小偷小摸，但美丽，野性，也很浪漫。”我说话越来越直了，“有些像西班牙女郎。”
安赫拉和伊莎贝拉都抗议。
“人家抗议还行，你不是西班牙女郎，关你什么事？”我说伊莎贝拉。
“我和你说过我不是西班牙人吗？”伊莎贝拉反问。
还真没有。
因为常年在国外旅行，我以为带着旅行箱在外面的，都是外国人。
我也没有为伊莎贝拉是西班牙人吃惊。她很可能是从塞维利亚或格拉纳达来巴塞罗那的。当然，她也可以从其它什么地方来。时间太短，我还没有问清楚。
“再说那意大利的吉普赛女郎一句。”我说。
“吉普赛小偷。”英国男人纠正。
“她是我认识的最高明也最幸运的小偷。她偷了一个英国男人的东西。”我看了眼英国男人，“对不起，真是一个英国男人。”
他耸耸肩。
“结果，被英国人当场抓获。”
英国男人高兴起来：“就是，英国人嘛，多聪明。”
“可是，这吉普赛女郎却偷走了这男人的爱情。最后，她和这男人走了，再不做小偷。”
“说了这么多小偷的事。”安赫拉叮嘱我，“你最近可得小心。”
“在中国有句话叫说曹操曹操到。”我笑。
首先，我就为这话付出了代价：解释了半天谁是曹操。
在熟悉的城市中历险
“黄昏时我一边狂敲门，一边狂想。”伊莎贝拉表情夸张，“你猜我想什么？我可能是入了你的黑套子。”
“我坐在那里，老老实实地看书，可是你过来找我搭话的。”
“你乖乖坐在那里不假，可那也不能说明你不在钓鱼。”
还有这么不讲理的？我气笑了：“那你被吊上，只能说你智商低。”
“有一阵我还想过，你把我带来的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你的住处。”
“那我怎会有钥匙？”
“天知道。”她说，忽然清醒过来似的，“你是用钥匙开的门吗？”
我瞪她：“当然。”我转而笑了，“今天把你锁在屋里，我是无意的。当然，我也有故意的时候。我从未做过坏人。可是，我总是恶作剧。”
好久没见到老妈了，再见面时，我偏得和她睡一个房间。临睡前，就在她去洗手间的功夫，我消失了。老妈找过其它房间，都没有我的踪影。“她出去了吗？”家里人都说“没听见门响啊。”见客厅里，我白天穿的鞋还在。刚才穿的拖鞋也在。背包、外衣也都在。“快12点了，她也不会出门呀。”我相信神奇事物的想法源于我老妈，她问我老爸“你说，她是不是在哪里学会了隐身术？”我老爸让她别瞎说。然而，他们找遍了所有角落，就是找不到我。尤其是后来，他们听见我的叫声，可就是看不到我。
“莫非在外面出事了，回来的是鬼魂？现个形便不见了，只能听到声音？”我老妈勇敢猜测。
我老爸一边让她闭嘴，一边说“半夜三更，是挺吓人的。”
后来，他们出现在我藏身那屋时，我又出声了。
我弟弟把床垫子掀开。床垫子下面，有两个三合板紧紧盖住的装被子的大盒子。刚才老妈把我用的被子拿出，那个盒子就空了。我把自己放了进去。
“真难为你，是怎么进去的？”老妈笑，“你自己都进去了，怎么再把那么大的床垫子放上的？出去几年，真是长本事了。”
“那样我也做不到。床垫我没动，我把三合板掀开，进去，床垫自动回落下来的。”
我弟弟撇嘴：“你要是能在里面呆一晚上，那我可真佩服你。”
“我要不怕自己被闷死，就一直不出声了。”
“这玩笑不能再开了。”我老爸很严肃，“你说要是家里没人救你出来，该多危险呀。”
那是春节团圆之时，我弟妹也在。她说：“我老姐也不傻。家人没人，她藏给谁看呀？”
我老爸笑了：“她小时候有一次，在我们回家前，藏到米缸里了。那天家里人都有事，很晚才回来。回来时，她在米缸里睡着了。我们在大院里挨家挨户找她，却不想她睡在自家的米缸里。她这样的事多着呢。”
这样的玩笑或恶作剧，在我，还真不少。最近的一次，是把朋友的钥匙藏起来了。藏在他们住的宾馆房间里，我便回家了。我想宾馆又不像家里那么多东西；又好几个人，不是一会儿就能找到吗？不想，他们翻个底儿朝天，愣是找不到，只有不停不停地打电话找我。
在我恶作剧的生涯里，估计只有K是对手。我把这事讲给K。K稍微想了想说：“在洗手间的水箱里。”
我真把钥匙藏在那里了。这个对手，呵呵，哪天得过过招儿。
“我想起女友娟娟来。有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找到她。‘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呀。’娟娟说。对方说‘你不是冯娟吗？上周三，我们在西单认识的。’娟娟说‘我是冯娟不假，可我上周，根本没去过西单。’”
“西单？”伊莎贝拉不解。
“总忘记说话的语境。西单就是北京一地名。”
“那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人，有一个说谎了吧？”英国男人认真的样子，很是好玩。
“他们都没有说谎。”我说。
“那更奇怪了。”安赫拉道。
“娟娟也很奇怪。两周后，她的一个女友来电话说‘前阵儿我在西单，路遇一个男人，聊得不错。可我怕他是坏人，就告诉他我叫冯娟。他要我电话。我又索性把你的手机告诉他了。’”
他们都笑。
“我认识的东方人，都很礼貌、拘谨。像她这么好玩的还真没有遇到过。你们不知道，她给我带来了多少欢乐。”安赫拉说，“我都不想要她房费了。”
“我没有礼貌？”我假装不满。
“不是，我说的那些东方人，过分礼貌，因而太严肃。他们只能走近异乡的风景，而不是人们。”
“也给我带来了不少欢乐。”伊莎贝拉哼笑，“下午你这一走，差点没把我搞死。我发现门被反锁了，就死劲敲。狂敲。可压根儿没人理我。”
“安赫拉在呀。”我看了眼安赫拉。
“我把音乐放得很响，没有听到。”
“在外旅游的人，总是抓紧时间去更多的地方，一般中午都不回来。只有我这闲人，有时会跑回来。她见我出去了，所以就把她喜欢的音乐放得很响。”我替安赫拉解释。
安赫拉笑：“那压根不是什么下午。是黄昏了。”
“那最后你怎么办的？”我问伊莎贝拉。
“怎么办的？跳窗户。”
“和我还真有一拼。”我说，“有次我去一个人家里做客。她转身的功夫，就找不到我了。她坐在那里等啊等，突然在窗外的公共花园里看到了我。她想过我没走门，是走了窗户。可是，那念头也就是一闪，她怎么也不相信我真走了窗户。我可是第一次去她家里做客。”
“没事你跳窗户干吗？又想藏起来吓人家？”英国男人问。
“不是。我看到花园里有我不认识的花，就跳出去看。很喜欢，就看呀看。”我说，“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好几年都不跳窗户了。”我突然对另一个问题发生了兴致，“难道窗户就是为了通阳光，通风的吗？当然了，也可以走云彩。我曾在北非一个滨海的小山上住过。那里的云彩真是太美了，也很低。有时在屋里，看能到云彩从这扇窗进来，从另扇窗出去。”
“你的窗户听起来总是很浪漫。我呢？正经过窗外小花园的两个男人，见我跳窗而出，把我当小偷了。我说‘小偷出来，哪有不带东西出来的？’他们说我没得手。我说‘那也不用偷摸着跳窗。可以走门出去呀。’他们说我是怕被人看见。我说被人看见怎么了，我可以说是来找人的。他们说‘看来你蛮有经验。’”
“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呀？”我急。
伊莎贝拉说：“他们陪我见了安赫拉，我是实话实说了，可谁信呀？”
“他们陪你见的我？”安赫拉笑着纠正，“他们是押着你见的我。”
“然后，你就开门让她进我屋了？”
“听你这话好像还怪我了？我跟你说，你带个生人回来，应该先跟我打个招呼。”
她偷我东西，哪怕杀了我，跟你有何关系？我心想，中国的旅店，只要不过夜，是没人管的。我突然想起，进门前，也有人要问的。真是啊，被偷了东西，还不是大事；真的被杀，旅店也脱不了干系。真是的，多年自由行动，组织纪律性这么差了。
见我没言语，安赫拉说：“随便放个生人进你屋？我哪像你那么傻？她说东西在你房里，我就相信吗？”
“就是她放我进屋，我还是无法证明自己。我的东西，都锁在旅行箱里呢。”伊莎贝拉说。
“然后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安赫拉望向我，转而望向伊莎贝拉，“你说她叫什么来着？反正和护照上的，不是一个名。”
“我看你也颇有问题。”英国男人说我。
“你们英国人难道不分大名和昵称吗？”我说，“两个都是我名字。只不过一个是真名，一个是笔名。”
我还是对伊莎贝拉最后如何得到安赫拉承认这事感兴趣，便追问。
“承认什么？你看，到现在，我还没有放她进你屋吧？”老板娘道。
我哈哈大笑，拍伊莎贝拉的肩：“看你在这里谈笑风生，又吃又喝的，我还以为你混开了，不想，还没有得到人家的承认呢。”
伊莎贝拉满不在乎：“那不是一样吗？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又有人陪着聊天。我进屋一人傻等你，还不闷死？”
“我之所以帮她，因为我大学报道，进宿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砸皮箱的锁。钥匙丢了。”
“我还以为我有魅力呢。”伊莎贝拉不满，“原来是这个原因。”
“安赫拉的话，其实半是开玩笑。”我给另外两人解释，“她年轻时，经常收留一些人，在巴塞罗那困顿的外国人。丢了钱的，丢了护照的，被骗的，各种危难中的人吧。她免费供他们吃住。直到他们解决了问题。也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吧，才开了这家客栈。”
“她说对了一半。”安赫拉说，“很多事情，都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我开这家客栈，有帮人解决问题的想法。看到一些人，不仅是身处困境的人，还有一些像她，”她指我，“这么好玩，给人带来快乐的人，我总不想收他们的钱。可是，开这旅馆，也有我梦想的因素在里面。”
她去厨房端来一大瓶红色桑格利亚汽酒，分别给我们倒上。在酒的醇香里，她浑厚的女中音开始了讲述。
忧伤的塞维利亚
原来，安赫拉也是酷爱旅行的人。走廊挂着的风光摄影，竟都是她的作品。
她的旅行与我不同，是带有冒险性质的。她的男友巴伦廷也爱这个，他们携手走过很多地方。他们的爱，在脚下的路途中与日俱增。
90年初，她、巴伦廷、梅尔乔，外加其他10名登山爱好者，一起去尼泊尔爬世界第六高峰Dhaulagiri。梅尔乔是巴伦廷多年前在路上认识的，早已是挚友。
那天上山的过程，就充满了艰辛。他们互相鼓励，开玩笑说要在山上，开个给旅人的高山客栈。提供棉衣、食物、氧气。“仅有大本营远远不够。”
不幸发生了。雪崩。他们顺着急速的雪流下滑。
“那是我第一次遭遇到真正的惊恐。而且，没有任何办法。我想我完了。我想高声向巴伦廷呼叫，可是，我叫不出声来，也根本看不清他在哪。也只有这时，才明白，这和游乐场是不一样的。那里是游戏，虽惊险，却会安全地把你送回。这里不是，这里只有开始，而终点是什么，无人知晓。曾经和大家一样，我以为登顶后是欢呼。可我问过专业登山队员，他们很多说不是，是考虑：下去的路还那么漫长，那么艰辛。危险也是大家都明白的，很多人在上去的路上看到美丽的风景，总想：这些美丽的景色，我是否还能看到？然而，知道这些，他们，还有我们，还是去登山。那也是一种生活吧，一种向自己的挑战。也许，这都是我在事后想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搞不清现实和梦境。脱离险境后的好几个月，我都一直在恶梦里。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听天由命。然而，就像上帝霎然伸手中断了这灾难一样，雪流突然停止了。跟它骤然的发生，不相上下。而这时候的我，已经到了悬崖边上……”
梅尔乔在她后面，当时离悬崖有六七十米。他鼓励、安慰，而后成功救下她。她在他怀里哭泣，脸上都是细小的冰碴儿。
13个人，就剩下他们两个。
一周后，巴伦廷的尸体找到了。不知撞到哪里了，头上全是血，早都冻结了。胡子上，眉毛上，全是雪……
他父母赶来，按他的遗嘱，把他葬在了雪山脚下。
“我想留在那里，陪伴他。他们，尤其是梅尔乔阻止了我。我说我不会做傻事。我要在这里，开个我们说过的客栈。梅尔乔分析给我这计划的不可行性，把我带回了西班牙。”
当年7月，他们计划结婚的月份，她去巴伦廷的家乡塞维利亚看他父母。
天气那么热，她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他们坐在镶着彩色瓷砖的墙边，听他母亲讲他的过往。有些是她知道的，有些从未听说。他原来会唱好听的歌，弹动人的吉他。在心爱的姑娘离开后，他便再不唱歌，把心爱的吉他留在他故乡的墙上。
他的房间，还是他当年离开这里去马德里时的样子。
巨幅电影海报张挂着。那是《同特雷莎在一起的最后几个下午》。他们一同看过这部影片。她也回忆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光。
第二天，整个下午，她独自在他的房间，体会他在这里度过的少年和青年时光。
她把吉他从墙上取下。她不识音律，但波动的琴音分明成了曲子。《悲伤的西班牙》《你为何离去》。音乐停止了，她的眼泪都流到了脖子上。那么真切，她感觉他就在身边。什么是妒忌呢？事后她想。她没有因他曾狂爱过一个女孩而心生恨意。她甚至把那女孩一起爱了。
人儿走了，思念却不能止息。这正是苦痛所在。她长久地站在阳台上。从那里可以看到河流和广场。
金色的广场，蓝色的河流，蓝色的天际。那用壮阔动人心弦的，它虽不在近旁，却在你的视野之内。那是心灵的一部分。就像巴伦廷。
后来，她的眼光回到了现实，看到庭院、门廊，才发现这里和她熟悉的西班牙那么不同。“事后，我也想，也可能是景色的异域感，使我很多时候身处恍惚吧。”
是的，塞维利亚，安达路西亚的心脏，更多的是阿拉伯风情。精心装饰的门、石头椅子、棕榈树。
这里也是弗莱明哥的故乡。在这里，到处有人们舞蹈的身影。她长久地看着，她从这彩色、热情的旋转中看到了冈茨人的忧伤、坚强、力量、激情和浪漫。它真的就像人生，充满了起伏、流浪、不测。当然，更有向往、心跳、欢乐和阳光。
“有一种舞，叫Sevillana。”安赫拉说着，站起来为我们演示。
这是比弗莱明哥更充满激情的舞蹈。而且，由安赫拉这样美丽，苍桑的女人，才更能完美地表现出这舞蹈的意蕴。它那么浓烈，我真怕时空都装不下它。也忽然理解了，为什么有些时候，浓爱会瞬间空无。生与死，原来离得那么那么近。好似爱与恨。
就在她准备离去之时，她看到了梅尔乔。他从他Guadalquivir右岸的父母家，来老城区看巴伦廷的父母。
他和巴伦廷确实是在旅途中相遇的。工作在马德里的他，也是塞维利亚人。
他给安赫拉讲巴伦廷旅途中的生活。巴伦廷虽言语不多，却很有趣，智慧、体贴。
那也是她不知晓的他的生活。她听着，会心地微笑，仿佛他从不曾离去。
回马德里后，他们经常联系。吃饭、喝咖啡。也泡酒吧。一个城市，还互相写信。
“他总是写：你要开心。”安赫拉说，把“你要开心”学成一个男人关怀体贴的语气。
当然也打电话。开心的，不快乐的，都第一时间告诉对方。
她还是经常出去旅行。他很忙。但他假期时，会陪她一起出去。
每年夏季，他们都会去塞维利亚看巴伦廷的父母。“你们结婚了吗？”“你们不准备结婚吗？”巴伦廷的父母，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了，总是问。然而他们的故事，没走任何人想像的轨道。
“那你们就像兄妹，是吗？”我问。
英国男人和伊莎贝拉都瞪我，气我打断安赫拉深情的讲述。
“不是兄妹那种。”安赫拉说，“我们都感觉到对方的情意、依恋。可是，不能迈出这步。”
“因为巴伦廷的缘故吗？”伊莎贝拉也忍不住问。
安赫拉摇头：“如果巴伦廷在天有灵，我想他会祝福我们的。因为梅尔乔和我一样爱他，爱他的父母。”
“那又是为什么呢？”英国男人，也终于耐不住了。
安赫拉沉吟了一下，然后说：“我把他当成心灵上永远的伴侣。因此，我不敢和他有身体的瓜葛，有负责的婚姻关系带来的实际问题。我怕我们这美好、默契，让人神迷心动的，被世俗的琐碎的所破坏、取代。”
“还是没有勇气。”英国男人说，“你们如果敢于突破自己所惧怕的，那我才真佩服你们。”
“那就是个俗故事，不是安赫拉的版本了。”我说。
“真的，我无法描述和梅尔乔之间的这种感情。他比我父母，比任何人在我生命中都更加重要。我把他当成世界上最亲的人。有时，我觉得，我的生命也是他的，他需要时就可以取走。我可以为他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不敢和他做爱。如果他提出，我是不会拒绝的，但是没有。我想，他和我怀着同样的感情吧。”
3年来，梅尔乔也没有进入其它新感情。他非常忙。
巴伦廷去世3周年纪念日那天，他们相约又去尼泊尔。
他们乘坐的小飞机失事了。在这意外中，安赫拉失去一条腿，是唯一的幸存者。
“当我清楚自己还活着，而梅尔乔已不在时，我真的无法，无法相信。我以为梅尔乔会一直和我在一起，永不分开。”安赫拉捂住自己的嘴。
歇息了半晌，她才能继续：“我给他写信，他马上回。打电话，他总会在听筒的那端。他的开心和不悦也都说给我听。而我即使是软弱得哭了，或做错事，也会告诉他。我会在静悄悄的夜里，偷偷思念他。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候。虽然不在一起，但是，他早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生命中的一部分，不能割舍的一部分。
我还一直忘说了，他特别优秀。不管外表还是内心。不论工作，还是品性。他秀雅，智慧，积极，坚定，而又童心未泯。阳光般闪耀在我的生活里。有时我想，我这如此平庸的人，怎会有幸有他这样亲密的朋友？
在这样的痛失下，我甚至都不那么在意自己失去的那条腿了。真的，我比面对自己的残疾更难，十倍，百倍艰难地面对他的离开。而只有这时候，我才明白，世上没有一种幸福能够永久。
我自杀过，沉沦过。可是，死亡、迷醉都容不下我。当我返回清醒，又真切地感到梅尔乔就在近旁时，我是那么羞愧。
今天的生活，和以往再不相同了。他已经离开，生活余下给我的，只有伤心、流泪、暗夜挣扎。
我把灯打开，重新翻看梅尔乔从前写给我的信。从前的句子，有了新的含意。对挫折，对人生。黑暗慢慢过去。
很多时候，我放下信，想立刻跑去看他。而这时，突然意识到再也不能见到他了。那真是绝望。”
在安赫拉轻轻的呜咽里，我仿佛看到了梅尔乔。那么美好的感情，你真不敢奢望它的永久。有些人，是在你身边踏实地生活过的；有些人，则梦一般。
安赫拉吸了下鼻子，然后轻笑一下，缓缓说：“他们用相继的离开，加深我的思念和爱意。”
梅尔乔在时，我会经常想到巴伦廷。梅尔乔出事后，很奇怪，我很少想到巴伦廷了。也许，他的一部分生命，已经融入梅尔乔的生命中。我有时会想，巴伦廷和梅尔乔，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我有时甚至更恍惚：自己是不是多年前离开巴伦廷的那个姑娘呢？
我们在暗夜中互相支撑。我们也分享各自的阳光。
梅尔乔已经给了我足够的力量，以迎接生活的挑战。包括他的离去。
我们必须借由某些事情，来懂得人生的某些道理。我也终于明白，我的生活该翻开新的一页。
很多时候，我会感到梅尔乔就在我的对面，善意地笑我的腿。‘这并没什么。即使这样，你仍能跳最美的弗莱明哥。’我仿佛听到他这么说。然后，他与我淋漓地共舞一场。他也会带上我，奔赴新的旅程。很多时候，我会梦到他。那么生动，那么真切，仿佛他就在我的身边。
我也还记得一个陌生人。那是在马德里机场。
我看得出来，他是个残疾人，他的裤管很瘦。每走一步，他的身体重心都要向右偏斜一下。可是，他笑得那么开心。
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我并没有失去这个世界。我照样可以欢笑，或哭泣，照样可以品尝人生种种。我只不过是换了个人，重新生活在这世上。如果更乐观地看，我们有机会品尝了两种人生。
我用假肢，站起来，在新的生活里。我做的唯一改变，是从马德里来到巴塞罗那。
“你不说，我看不出你腿哪里不对劲呢。”伊莎贝拉说。
她这玩笑，阻止了我行将流出的眼泪。
“原来我对他们的世界并不了解，”我说。我说“他们”，没用残疾一词。虽然安赫拉不会在意的，虽然那是事实，但是，我还是不想说。我平日也不说。我说，“因为不了解，我想当然地以为那个世界是黑暗的残缺的。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不是天生那样，15岁那年，火车夺去了她的双腿。她当然有彷徨绝望的时候，有许多我们想像不到的困难。然而，她不畏缩，不屈服。她忘记了命运，学会成长。她在中学里教书，她还写书，搞网站，搞时装设计。她的生活，比常人更丰富多彩。重要的是，她比我们常人有更宽广的胸怀，更乐观的个性。她周围的人经常会忘记她腿不好这个事实。‘上帝在这里关了门，却在别处开了窗。’那是她的格言。她叫窗子，是我敬爱的人。”
“我也认识个女孩，”伊莎贝拉说，“很有才华，也很漂亮。老天妒忌她吧，也是一场车祸，拿走了她的双腿。比你那个朋友不幸，她再站不起来，只能坐轮椅。可是，你们能想到吗？她还是那么漂亮。虽然双腿不能走了，但她还经常穿漂亮的靴子。很多时候，基本上，我也意识不到她的残疾。以为她是坐着的优雅的美女。”
安赫拉也是这样的人。她用自己的努力，博得尊敬，一个企业家娶了她。她告别青春和旅行，开始了另外的人生。
“我一直记得巴伦廷出事前我们开的玩笑。开客栈那回事。但我的腿还是没有常人方便，不能走远路。”安赫拉说，“因此，我不能将客栈开在离家很远的山上。我把旅店开在这里。”
红色的桑格利亚汽酒，这看起来温柔，说是提神醒脑的酒，后劲却这么大。我们的脸，都微微红起来。
“又是什么原因，让你年轻时总帮助困顿的外国人呢？”英国男人问。
“我在德国旅行，遭到意外，得到一家德国人的无私救助。”
“这是个充满爱恋的世界。别人给你的爱，又经由你传递给另外的人。”英国男人对安赫拉说，又转向我，“所以，你才会把不清楚来历的伊莎贝拉领回来。”
“这种朴素的信任，是我喜欢的。因为不藏诡计，使人简单透明。也使我们能靠近一个异国人陌生新奇芬芳的心灵。”安赫拉说。
我从安赫拉身上，看到伊莎贝拉的影子。也有我的影子吧。疯头疯脑地到处乱闯，却总有陌生的异乡人给予温暖和关怀。
“所以这里的房费，包括吃饭，都没有价码，你愿意给多少都可以。没有钱了，不给，也没有关系。”我说。
“那有不给的吗？”英国男人问。
“一对情侣。”安赫拉说，“后来，两人却分别来结账。原来，是旅行途中，住在这里的时候分手了。两人都负气甩手而去，都以为对方不会走，没有走。”
“你这旅店，暗示的东西可不好。”伊莎贝拉心直口快。
安赫拉粲然一笑：“两年后，他们在街上偶然遇见，谈起这事，才知道还没有付账。一个月后，他们分头来这里结账。竟然是同一天来的。心有灵犀，旧地重游，他们又和好如初了。”
“旅途，跋涉过空间距离，也跋涉过心灵上的距离。所以，旅途中，有陌生的人相恋。”安赫拉说，“因为疲惫、陌生、焦虑，很多意外因素吧，人会呈现他们平时不常见的状态，也是他们最本真的状态。所以，也有情侣会在旅途中分手。你们想要考验一个人，就该和这个人出去旅行，看看对方到底是怎样的人。是否机智、是否宽容、是否忍耐、是否有爱心，是否会照顾别人。”
午夜的家庭旅馆，充满暖人的温馨。
一直不讲自己，只问别人问题的英国人，也讲起自己的旅行。最奇妙的一次，是住到一个陌生人家里。“家里没一个人，整个家就交给你管了。”
“等等等等。”伊莎贝拉说，“陌生人家，家里还没有一个人？你莫不是私闯民宅，也当上了小偷？”
“哪里？这同时，我的家，也交给这个陌生人。我们互相住到对方的家里。”
“彼此不认识，怎么住到对方家里？”伊莎贝拉疑惑。
“一个旅游组织负责和我们双方联络。”
夜猫子的巴塞罗那人渐渐归巢了。逐渐安宁下来的午夜，有什么让我沉醉着。何时，我也开个和安赫拉一样的客栈？
半夜三点，我们才散去。
这么晚，也不能让伊莎贝拉走了。
“我还从未和陌生人同睡过一张床呢。”我说。
“我现在对你来说，还是陌生人？”伊莎贝拉抗议。
“正好吃饭前有人退房了。”安赫拉对伊莎贝拉说，“不收你钱。”
估计是旅行困顿吧，伊莎贝拉也没洗脸，也没管放在我屋里的箱子，就在安赫拉的引领下，去那空房间睡觉了。东西都不拿走？我突然对这信任，心生暖意。也不愿被信任所羁累，我想：反正钥匙不在，我也打不开。
第二天起来，大家准备帮伊莎贝拉撬箱子。
她们拿了改锥、锤子、榔头正准备来我屋时，和欢叫着跑出去的我差点撞一起。
“你的马虎可以和我PK了。”我对伊莎贝拉说，“费这么多周折，改变旅行计划，和陌生人回家，眼看就要撬箱子了……”
“怎么了？”安赫拉问。
“怎么了？我找到钥匙了。”我说，“刚才我差点绊到箱子上。我想把箱子拎走，放到墙角。这一倒腾，钥匙从箱子的侧袋里掉出来了。也真够马虎的，侧袋的拉锁都没拉上。”
“你就用这钥匙把锁打开的？”伊莎贝拉拿起那两个栓在一起的小小钥匙。
“对呀。”
“你真是天才。”她感慨，“你知道你适合做什么吗？小偷！这钥匙我当然知道。可它们不是这箱子的钥匙。”
上帝的礼物
伊莎贝拉觉得安赫拉客栈好玩，决定住几天。
她更觉得我好玩；我去哪里，她都跟着。
某种意义上，我也真把这旅馆当成家了。这天黄昏出门，就像平时在北京下楼遛弯儿，钱都没带。所以再怎么喜欢眼前这手工的彩绘陶杯都没有办法。
陶杯下端有个凹圈，拇指和中指圈在那里，可以感觉到这陶的圆润。淡米色的杯身，上面是绿色和黄色，颇印象派的花纹。可以看成一群小花，也可以看成廊下的一排小人。拙朴，宁雅。它站在那里，就像一个美好的回忆。它好似能讲话似地：带我回家。
可是，我不能。虽然那么喜欢，可是，没有带钱。
巴塞罗那是个讲求设计、个性的地方。很多小店，包括眼下这家，所有的东西都是独此一份。明天再来，很可能这杯子已被别人买走了。
可没有办法。伊莎贝拉也没有带钱。
“我明天上午有事，不和你一起出去了。”进旅店前，伊莎贝拉忽然说。
我的房间在安赫拉客栈的一楼，对着小花园。有时白天我会回来小憩。这时候，总会在花园停留片刻。
花园虽小，鲜花却开得奔放、肆意。像巴塞罗那。
镶在墙上的马赛克上，也绘着花。
窗台是蓝绿色的，我喜欢的亲密的色彩。
我这一看可爱的窗台，看到了窗台上有杯大红樱桃。
这个能在客人使用的餐桌上铺绣花桌布的安赫拉，得知我喜欢樱桃，便送一杯，也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当我眼光稍微向下，我发现，那正是昨晚我看中，那么想带回家的杯子。
那么喜欢的杯子，装着我那么喜欢的樱桃，难道是上帝送的礼物吗？
“今天有谁来找过我吗？”我问安赫拉。
她摇头。
我真蠢。我以为那个小礼品店的店主得知我那么喜欢就送了（这样的事，我能做出来。）可是，人家怎么知道我住哪里呢？
“我估计是伊莎贝拉送的。”安赫拉说。
是啊，我最先考虑的就该是她。
一进宫
“我估计是伊莎贝拉做的。”这天，安赫拉外出归来，惊异于餐厅的一桌好菜。
“凭什么就这么说？”我不满。
“她是西班牙人啊。”安赫拉笑。
“这你可猜错了。”伊莎贝拉指着我，“是她做的。当然了，在我的指导下。”
巴塞罗那人敢吃这方面，真真可以和中国人PK了。我收拾墨斗鱼时，按习惯正准备把黑汁挤掉，洗干净时，伊莎贝拉制止了我。敢情，巴塞罗那人用这汁煮米饭呢。
我们端出蛋糕，庆祝安赫拉的生日。
几口酒下肚，安赫拉又想起“流浪的”伊莎贝拉：“你刚到巴塞罗那，就发现手提箱的钥匙丢了。当然不能当街撬箱子了，所以她就把你带到了这里。”
伊莎贝拉笑：“我可从未这么说过。是她想当然这么认为的。”
“你难道不是因为钥匙丢了，才找到我的吗？”我惊惑，“一路上的很多时候，你得把旅行箱锁上，所以，你不能轻易就把箱子撬开。你当然更不能当街撬了。所以，你问能否先到我住的地方，我同意了。”
“我不是因为丢了手提箱的钥匙，才找到你的。我发现丢了钥匙后，便把箱子送我同学那里了。”伊莎贝拉说，“我在街上闲逛，想办法。我确实是看见你好几次，感到好奇，才上前跟你说话。”
“是啊，你还带我去见过你同学。我想欧洲就是一个国家，你那同学跑到这里打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我说。
“欧洲怎么是一个国家？”英国男人抗议。
“在欧洲，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很多时候都不看护照。那么近，一会儿就到了，就像在中国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似的。”
“那也不是一个国家。”英国男人坚持。
我懒得理他这个问题。我说：“丢了钥匙，还至于跑到街上想办法？”
伊莎贝拉没听清这句，她说：“我的故乡，是巴塞罗那。”
“你的故乡是巴塞罗那？后来搬走了？这次是找寻往日的回忆来了？”我笑着问。
“不是，我一直生活在这里。”伊莎贝拉说，“可以说，除了这里，我从未去过别的国家，哪怕别的城市。”
“你是巴塞罗那人？那又是怎么回事？你不是提着旅行箱来旅行的吗？”安赫拉有一串疑问。
“我是提着旅行箱，可不是来旅行，是去旅行。我准备去塞维利亚。因为第一次出门，我不知把钱放在哪里合适，所以，都锁到旅行箱里了。突然意识到旅行箱可以整个被人拎走，我就想把箱子打开，把钱拿出来。结果，发现钥匙不见了。我还没出巴塞罗那呢，钥匙就丢了。我认为这是不好的预兆，遂在兰布拉斯街算了一挂。算命的女人说我不该出行，我把旅行箱送到我同学那里，就在街上逛，想，到底还出不出去，然后就遇到了她。”
英国男人摇头：“这样的事情，还真是闻所未闻。”
安赫拉说：“大千世界，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有。”
我说：“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你和我一样，是喜欢行走的人。”
伊莎贝拉没有陷入说谎的尴尬。她平静地说：“我认为行走有两种，一种是地理空间的，一种是心灵空间的。我所进行的，就是后一种。有段时间，早上吃过饭，我就陷入冥想，开始心灵的旅行。我闻到从未闻过的花香，见了从未见过的风景。像真正的旅行那样，我每天停留在一个地方，第二天接着‘走’。一段时间过后，我发现我观察和处理事情的方法，发生了改变。我整个人都发生了变化。像真正的旅行带给人的那样。”
“你还真挺特别。”英国男人说，“这样的旅行我从未听说过。”
“我之所以这样，有好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告诉我‘很多地方，很著名，在电视上，在画片上看都很漂亮。可是，到了那里，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中国有句话形容这个，叫‘看景不如听景。’”我说。
“不过，告诉你这话的人，不会是真正喜欢旅行的。”英国男人说，“真正喜欢旅行的人，不会对旅途的风光失望。因为他想追寻的，是另外的东西。受尽再多挫折，都不退缩。”他呷了口酒说，“我一个朋友，南极探险时差点毙命。可半年后，一个人提出更危险的计划，问他去不去时，你猜他说什么？”
“我可得珍惜生命，好好过余下的生活。”安赫拉猜测。
“要死啊？上次那劲我还没缓过来呢。”伊莎贝拉笑着说。
“他一定还是去了。”我说，“要不，你不会这么问。”
“是的。”英国男人点头，“他说‘如果不叫我，我可跟你急。’虽然这话前他说‘去那里？疯了吗？’”
“旅行使人看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充满新奇冒险，不知道结局。”我说，“在非洲两次飞机险些失事后，说实在的，现在每次乘飞机，我都提心吊胆，发誓赶紧结束行程，回到熟悉的生活里。可是，一旦飞机安全降落，我立刻把这事忘到脑后去。”
“神游看来不错。”安赫拉说，“尤其对我来说，合适。”
“人虽不至，心向往之。”我假装沉醉在神游里。
“旅行的人都是有激情的人，对生活充满好奇和渴望。”英国男人说。
我是对五色土的好奇才想起去毛里求斯的。在那块叫“欣玛累”的山坡，有块土地，呈红、黄、紫、橙等颜色。“即使把那些土混在一起，一场雨后，它们还是会分开，分呈各自的色彩。”一个朋友问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值得我去看时，我这么介绍。这朋友说“那有什么稀奇？是矿物质含量的不同，才导致那土呈不同颜色。”朋友这么说，使我的好奇打消了一半。可是，凡事都这么清醒，就没什么意思了。尽管那五色土真正的成因是：火山爆发时的岩浆，在太阳光的强烈照射下发生化学变化而呈现不同色彩。
我们正沉浸在各自的激情和神游中呢，警察来了，直奔伊莎贝拉。她被怀疑和一桩盗窃案有关。
我有些尴尬。是我的家，那无所谓；可我领伊莎贝拉来的，是安赫拉的旅馆。
曾经深入肺腑的谈话，使我们成朋友了，所以即使面对警察，虽然对伊莎贝拉的底细可能真的不清楚，但起码，没人责难她。
“怎么回事呀？”安赫拉问。
“下午在Princesa街药草店附近，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有人看见了她在现场。”两警察之一说。
“那是入室盗窃案？”伊莎贝拉也大惊，“见他们三人在门前逡巡，我上前去问怎么了。他们说钥匙丢了，进不去屋。我用你教的办法，”她望向我，“我去小商店要了个空可乐瓶，用剪刀剪下一块……”
“既然教唆犯也在。”警察看了看我，“那一起走一趟吧。”
在外国，我总想拍人家的警察局。真正进到警局门里，这还是头一次。
很多事情，在朋友间是开玩笑，这到了警局，就难解释清了。尤其对我，一个外国人，这算不良记录了吗？以后到巴塞罗那，会不会被当成不受欢迎的人？抑或，压根儿就不能再来了？
伊莎贝拉倒不管不顾。她一直是在外面混大的？真跟某些不良团伙有牵连？经常进来？这紧急情况下，她不对警察和颜悦色，反倒打起手机来了。
笔录还没有开始，第三个警察出现了，要带我们走的意思。我对这呆了一会儿的屋子已经有些熟悉的安然了，真不愿被带去一个不知什么样的地方。出警局大门。不会直接被送去什么法庭吧？却见伊莎贝拉，嬉笑着与那人道别。然后她问我：“你想去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法庭还是监狱？巴塞罗那自由得可以让嫌疑犯自己去送审？”
伊莎贝拉哈哈大笑：“你的想像力真是驰骋太空。想什么呢？我们自由了。”
“自由了？”我疑惑。
原来第三个警官，是她老爸的部下。她老爸，就是警察局的头儿。
“看来巴塞罗那也不是法制社会。你老爸是警局的头儿，就能证明你的清白吗？”
“刚才吓得都出汗了；这下自由了，你倒来劲了。”伊莎贝拉白我一眼，“你知道什么叫保释吗？”
“亏得当时把你拣回来了，不然，哪有这么刺激、好玩的事？”心安了，才能体会好玩。
得赶紧回安赫拉客栈报平安。
“还有个稍微刺激点的。”她说，“我走时匆忙，身上没带钱。你也没有吧。我看我们得走回去了。”
“警察只负责来路，不负责归路？”我开玩笑。
“那咱们再犯点事，让警察再抓一次？”
“那送咱去的地方也是警局，不会是别的地方。不会是安赫拉客栈。”
“不知有没有那么轻轻的罪。只抓这人，然后送她回家让父母管教。那样，我就说我妈妈是安赫拉。”
“回家问你老爸呀。”我瞄了她一眼，“那警察不用干别的了。”
她想像得万分得意。
“认识你，真让我开眼。”我感慨，“有些萍水相逢的故事，真比身边的精彩呢。”
当然，我也有更多错过的故事。
在北非的一列小火车上，一个陌生女人突然走到我面前：“我能邀请你参加我的画展吗？”我接过她的请柬，听她热情的言语介绍自己。她是南美的一个画家，暂居北非。“我的房子临海而居。”她说。这并不吸引我，我租住的房子，也在海边。
“周末，常有各界，很多朋友过来。”这点有些吸引我。我甚至短暂地想像了一下，在夕阳草地香槟酒的派对上，又有哪些陌生人，进入我的视野，成为我的朋友。可是，在我如此自由的灵魂中，还是有东方人的拘谨、戒备。我把请柬收好，笑着跟她道再见，却丝毫没有动摇不去她那里的决心。不是社交场合，是陌生的小火车上。她为何单单走到我面前？她真是画家吗？她的派对会不会充满凶险或邪恶？
后来在报纸上，我看到了有关她画展的专访。她送我的请柬，我一直保存着，那是她用自己的画设计成的。她的画，艳丽刺目，像热情的南美。
那是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我想像着她临海的房子，她的朋友，我其实可以结识的朋友。我想像着她南美洲的故乡。
三年后，在去南美的路上，我想着自己在那里没有一个朋友时，我想到过她。我本是可以在那里有朋友的。
她想为自己的画展拉一个看客？她以为我会是潜在的买主？我太过疑虑，因而丧失了许多清新的喜悦。
在罗马，那个意大利画家，在我买过他的一幅油画后，为我留下电话。之后，他要我手机号。我们谈得那么投机，以致于在他递过来的纸上，我开始写自己的号码。我的不安和伪饰是怎么滋生出来的呢？在几个正确的数字后，我故意写错了一个。他的目光那么真诚，或许想着下周或明天就可以请我喝咖啡吧。然而，我心里道的却是永别。也许，他并没打算把我当特殊朋友，只会在朋友聚会时叫上我；或者，像很多人一样，互留电话，却永不联系。然而，他那么真切。也许就是他太过真切，使我心生怯意，故意错留电话吧。
当然，陌生的相遇，也有初始便能望见企图的。2002年，在某国希尔顿酒店的电梯里，一个美国人跟我说：“你是韩国人吗？你们的球队踢得很棒。”“我是中国人。”“你真漂亮。”我笑了一下。然后他说“能去我的房间喝一杯吗？”我问“干吗？”他说“聊聊。”我说“聊什么？”他说“世界杯。任何事。”
电梯里就我们两人。我有些害怕。我所在楼层的显示灯亮时，我都没敢动。我怕他跟过来。
他先下。我到顶层，然后再返回。
这之间并没有很清楚的界限，因而，我得仔细辨认。也许，在这个日益自由的世界，在得到已经很方便的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情我愿。不再有勉强的成分。曾经，在萌生出游走念头的少年的我的思维里，我以为，一个陌生地方，太过热情的人，总是心怀歹意的人；住的店，八成是孙二娘的黑店。
其实，这样的经历，也不是只有旅行在外才遇到。青春年少时，在北京街头，常常被男孩拦住，借口万千。也有被男人拦住的时候，有一次，是请我去演电影。我没有成为影星，也没有受骗，就是因为不相信路上的奇遇。
时光迁徙，我的面容衰落，跌落进周围普通人中。在中国，除了保险、推销，欲做我美容顾问的，没有陌生人当街拦路了。在异国行走的我，却总会吸引路人的目光。
就在偶遇南美画家的小火车上，曾被一帮小孩子围观：“你从哪里来？”“你叫什么名字？”我身边有个空座；他们，轮番坐那个位置。能坐到我身边的，高兴得什么似的。
有时，也有窈窕姑娘突然走向我。“请问，你是哪国人？”在我说“中国”后，她问“中国字和日本字是一样的吗？”
在互相友好的微笑后，我也会请教一些简单的阿拉伯语。陌生的手，把那么神秘的文字，用我的笔，写在我不知落下多少人笔迹的本子上。
他们笑我奇怪的发音，为我一两句能讲好的高兴。旁边的人，都亲善地望着我笑。陌生的车厢，突然被亲密的氛围所包围。
白色的小火车，经过蓝色的车站，站台上开满紫色的三角梅。多少个悠闲的下午，把这些远远地想起。
我天性中的轻信，我作为旅人的谨慎。这两者间并没有过分争斗，甚至都没有过招儿。只是，这一瞬我选择了这样的；而另一瞬，选择了那样的。
“我想离家去远方，可尚未离开，就发现钥匙丢了。我想回家弄一下，可这太丢脸了吧。”伊莎贝拉说。
“在父母面前丢脸怕什么？”我说，“实在不行，你就说‘还不是你们遗传的？’”
“你更强。”她说，“刚才给我爸打电话。得知我还在巴塞罗那，他有些惊异。他更想不到的是我在警局。”
“你这案子，估计是你爸一生中碰到的最吃惊的案子。”
她望着我：“你给了我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生活：在熟悉的城市中游历。因为一个陌生人的介入，这熟悉的环境，于我起了变化。虽然，这介入是我主动的。那种感觉，真的蛮奇妙。进了你屋，我被一种不确定的感觉笼罩，兴奋、刺激。我们出去，走在我熟悉的街巷。好几次，我都想和你开玩笑，把意外的因素加给你。让人抢你钱，或吓你一跳。”
“原来，我还在那么接近危险的境地生活过？”
“有一种傻人，她从来都真诚地看人，身临险境而不知。她实在是太傻了，人家不忍害她。只能送她喜欢的杯子。”
我笑：“现在，每当我用这杯子喝茶或水时，都会感觉温润的回忆融在其中。”
“我从小失去母亲。父亲干这行，工作很忙，总把我锁在家里。因而，我从小便开始了神游。虽然哪也没去过，但好像游历了很多地方。”伊莎贝拉说，“你应该看看Picaresque。”
“那是什么？”我不懂。
“我不知道英语怎么说。Picaresque是以流浪冒险的无赖、乞丐、骗子为主角的小说。16—18世纪，曾风靡西班牙。”
“流浪冒险的无赖、乞丐、骗子？”我哈哈大笑。
“我小时候看过很多。现在家里还有《拉查里约·德·托姆斯的一生》。哪天找给你看。”
“我不懂西班牙文。”
她耸耸肩：“那我回头讲一些给你。”
Safari
好久没和克里斯蒂娜联系了。她一招呼，我立刻前往。虽然天性中也有率性的一面，但与伊莎贝拉比，克里斯蒂娜还是温婉、艺术一些。
我们经过sant Jaume广场去Males博物馆。Frederic mares的展览正在举办。
庭院外的台阶上，一个男子在吹笛子。庭院内，几棵坠着黄色果实的桔子树在晓风里微微颔首，桔子的清香也便似有似无地飘来。金鱼在水池里游动，鸽子在假山的水流下洗澡。
我们走累了，就坐在小小的露天咖啡座。
“我喜欢一段时间，过一种生活。”两口咖啡之后，克里斯蒂娜说，“前年，我去了南非。”
“南非闲散，却浪漫。”
“那种狂野，让人无法拒绝。”
我们都陷入短暂的回忆。
“南非的花，我也非常喜欢。”她说，“帝王花、湿地苏妮亚、南马瓜地黛西……南非有的是不常见的植物，不像石南……”
我打断她：“不了解的东西，对我们才有吸引力。中学时看外国小说，经常看到描写石南。从未见过这东西，所以觉得很神秘。”
“受一个新西兰华人建筑师的东方设计理念影响，我也想把山水设计进自己的作品。也就很注意植物。”克里斯蒂娜还沉浸在追梦中，“南非，那是跟你所见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它甚至不在你的想象里。秋日色彩浓烈的树，温暖的阳光，大大的浴盆就在室外。在那样的地方洗澡，美妙极了。喜悦，兴奋。望着蓝天，色彩斑斓的Knobthorn灌木丛，心思完全不知飞哪里去了，直到听到脚步声。”
“有人偷窥？”
“不是人。”
“偷窥别人是不道德，不能算人。”
她笑：“是大象。”
大象？我笑死。
“栗色的躺椅，沐浴在夕阳柔和的光里。两把躺椅之间的小茶桌上，还有我没喝完的咖啡。”她说，“有时夕阳西去时，我刚好从外面归来。玫瑰色的天空下，荆棘树曼妙多姿。有人已把房间的灯为我点亮。窗口的纱幔向两边纷披，橘色的灯，映亮室内。豁然，又温暖。原野上的一段石子路，通向屋子。我慢慢走着，想起我在巴黎拥挤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一想起非洲，我马上会情不自禁地说：safari。真的，你注意到了吗？safari这个词，琅琅上口，曼妙无比。像一个狂野的美人。”
“撒发瑞（safari），那代表了一种生活。”
“质朴、自然的生活。当然，今天，这其实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但是，它给了你另种生活，你会重新去思考一些问题。经过这样的生活，我的建筑观念也改变了一些。建筑本身、设计、配饰，再加入人的因素，才完美。所以不论公共建筑还是私人官邸，我们必须对它有充分的理解，然后才能设计出最适合一个人，一群人生活、活动的场所。”她看我一眼，“当然这也要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是啊，你在巴黎，就不能有套这样的别墅。”
“那么喜欢那里，然而，那就是个度假的地方。像情人，短暂的拥有后是离开。”她说着，惆怅起来。
“如果我猜的没错，你说的，好像是白象酒店。”
“哈哈。”她笑，“这世界这么多人。可我注定要认识你。”
我们离开咖啡座。
巴塞罗那古老的深巷里，古朴的巨石出现在眼前。
我们进去巴塞罗那基督教堂。乘电梯上到楼顶，看周围美景。
“建了100多年还没有建完。估计我等不到完工的那天了。”看着圣家族教堂，我感叹。
她笑：“我也够呛。预计2050到2060年间能完成。”
我们去乘地铁。见“天韵”中餐馆的巨大广告，克里斯蒂娜感慨，“短短几年，这里中餐馆已由30多家发展到400多家。”
“这个你也清楚？”我疑惑。
“你不看看我现在是做什么的？”
我决定请她吃中餐。
Volntaris广场的喷泉向上喷，像棉花糖。风过，喷泉飘舞起来，落下去，停止；只有中间的喷涌向上。左前方的楼上有黄色遮阳棚。我们在沙地上的长椅上坐会儿。Mapfer耀眼的楼面闪映着天和地。它对面的楼被灰白色的什么包裹着，像未完工。它下面是赌场。花4.5欧元买门票才能进。还要看护照。巨大的鲸鱼状的金色镂空钢塑，面朝着大海。它叫Peix。
我们走去奥林匹克港，找到中国烤鸭店。屋里的位置都安然在静默里，客人都在户外平台上就餐。不多的行人偶尔走过。平台下是海。在没有风浪的午间，它静静的，像蓝宝石。棕榈树、游船、快艇……炙热的午后安闲，将换来巴塞罗那喧嚣而迷人的黄昏。
吃过饭，我们去SOGO。
“这些天你消失了似的。忙什么呢？”
我给她讲起伊莎贝拉。
“我能见见这姑娘吗？”她也好奇。
“是啊，怎么没想过介绍你们认识呢？”
她开玩笑说我小心眼。
“我在餐馆遇到的你，想当然地以为你是巴塞罗那人。结果呢，你是法国人。她在旅行中丢了钥匙，要我帮忙。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来巴塞罗那旅行，结果呢，她竟是这里的。想来，好玩又好笑。”
各赴旅程
我们乘船出游。
巴塞罗那，处处充满设计。甲板上白色的椅子，椅背可以两边倒。
吊车在卸集装箱。白色的客轮停靠在海港。海鸥盘旋。飞机两分钟一架。黄昏，天上的云妩媚异常。
“你们四个姑娘在一起多好。”安赫拉说，“带我这个老太婆，真是多余。”
“没有你，那多少兴味呀。”我说。
伊莎贝拉穿橙色的大花裙子。西班牙女子饱满、诱人的高胸；身姿优美，窈窕动人。身姿有时和身材没有关系。也见过生硬的好身材。可是她，好像来阵疯，都能带起她的舞蹈。她眼睛明亮，笑容璀璨。
安赫拉也一定美丽地生活过很久很久。即使今天，即使有条假肢，她仍然散发无穷魅力。我更能记住的是她的声音，带阿尔卡萨尔镇的一点口音，迷人的女中音。我永不会忘记的是她的个性，奇怪地超然物外，又兴味盎然。
克里斯蒂娜穿着绿底，红、棕两色碎花的长裙。法国女郎的苗条身材。曾经，想像里，法国女郎有安赫拉一样性感的声音，风雅却深情。
为了助兴，佛劳哈，这个曾被我误解的姑娘，在甲板上为大家弹起了吉他。泰雷加的《晨歌》、《阿迪莉塔》。她还是安安静静的样子，黑背心，牛仔裤。
“伊莎贝拉其实更该去做街头艺术家。”我说。
“可以呀。”伊莎贝拉说，给大家跳起了巴塞罗那的萨尔达那园舞。
她将我从前对西班牙女郎的热情想像朦胧地叠印在一起。也许，我是在那弗莱明哥艳丽、飞扬的裙踞中看见自己心头的火焰吧。那时，关于西班牙，我只知道斗牛、弗莱明哥。
想起K。我在阿拉伯国家时，K还让我去学肚皮舞呢。
一舞完毕，船上的人纷纷鼓掌。
美丽的地中海，激荡着我们各自的梦想。
“今天余下的节目，由我安排了。”伊莎贝拉说，“请各位，去我家做客。”
“我老爸罗纳尔多有紧急事务要处理，所以，不能在家招待你们了。”路上，接完一个电话，伊莎贝拉有些怅然。
“见不到警官，还真有些遗憾。”安赫拉道。
“你老爸叫罗纳尔多？”我好奇。
“不是他真名。”
“警察又不是贼，也要更名改姓？”佛劳哈疑惑。
“什么呀？”伊莎贝拉说，“是我私下这么叫他。罗纳尔多，不是曾效力巴塞罗那队吗？那是我的偶像。因为这原因，我叫我老爸罗纳尔多。”
挑空的客厅，飘着大大的气球。它下面黄色的条幅上写着绿色的字。
“写的什么呀？”我看不懂，问。
安赫拉笑：“欢迎旅行归来。”
这个警官，还挺浪漫呢。
看来真是有急事先走了，一锅豆子煮香肠热着，还不曾被动过。
“他擅长做这个。”
又拿起酥皮蛋奶和蜂蜜乳酪，伊莎贝拉说：“这个是不是他做的，就难说了。也可能，是隔壁的大妈帮着做的。”
餐馆工作的原因吧，业余时间，克里斯蒂娜不再对厨房感兴趣，她在客厅欣赏那个气球条幅。
周围没人，她用她的母语说：“她经历的，真是一场历险。”
“伊莎贝拉在游走的船上都能跳舞。”吃完晚餐，安赫拉说，“路是静止不动的，所以，我这腿，没准也还可以走呢。我决定了，去做一次短暂的旅行。”
“passions qui sommeil-lent。”克里斯蒂安娜又忍不住用法语说。
“潜伏的激情。”她用英语解释，我们都笑了。
克里斯蒂娜和佛劳哈要回法国了。伊莎贝拉决定真正地走出去。
“我们都走了，你也赶紧去你的下一站吧。”克里斯蒂娜建议。
我说再等等。
“她等着和另一拨人相遇呢。”安赫拉觊觎我。
“碰到你们这么好玩人的机会也不多。”我说，“倒是想碰到另一拨人，可估计很难。我是准备过完街节再走。”
街节
路口，巨大的彩塑前，有人在照相。头顶上空，波浪形的蓝色剪纸，首尾不知悬挂在哪两棵树上。巨大的啤酒机都搬到了外面。
右拐，又进维拉·多莉德小街。拐角的Cabaneros餐馆已经开始有人了。熏肠、腊肠、辣肠、小油肠、血肠，各个让人垂涎欲滴。墙上还挂着一排巨大的火腿“哈蒙”。长棍面包放在地上的大纸袋里。两台游戏机立在门口，等待着娱乐的人们。
“在这里吃饭的人用交钱吗？”我问，想，既然是街节，街坊邻居过节，也可能不用付费。
那男人看了看我，笑了：“你不用。”
大学时有次想混进法律系的联欢。有人把门，不让随便进。“我找人。”我说，就假装往里面看。“别那么使劲看了。”把门的另个男生说，“你进去是没有问题的。”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现在，还在混呢。来巴塞罗那前，就混进了某国的国庆联欢会。
人还没有上来，我准备再去别的街道看看。
“你别走哇。”那个说我不用买单的男人叫。
我说一会儿再回来。
黄色的木头桌子都拼摆在路中间，像很久前中国学校或单位简单却热闹的会餐一样。头上，是一排排小衣服和小裤子样的剪纸，挂在两边的树上。小房子的模型。卧室、餐厅、客厅、花园一应俱全。
乐队正在走来。等不及开始，一个乐手已经把小号吹起来。
这是街节：装饰自己所在的街道。最富想像力的那条街，将胜出。
过完街节，我去火车站后面的游乐场。孩子在上面叫，家长在下面笑。装饰着彩灯的各种大玩具呼啦啦地飞上天去，落回来，满载着大家的欢笑。巨大的领奖台上，中年男人笑容可掬。白色的兑奖券在彩色的夜里仿佛也变成五彩的了。我从快乐前面一晃而过。
“带着旅行箱来游乐园的，我还没有见过。”有人说我。
午夜的异乡车站
这是巴塞罗那火车站不收费的洗手间，所以我又进去一次。也许就因这进进出出，被人盯上了。
出洗手间，我看时间尚早，便在洗手间旁看橱窗里的各式手表。在巴塞罗那遇到的都是热心热情的人，因而，我没有警惕。我的旅行箱不被保护地随便立在地上，我随身的紫色双肩包，被我稍微注意，轻轻地被我的手拉着，放在旅行箱上。
“小姐，我想给我女朋友买个手表。”一个摩洛哥模样的男人走近我，“她气质和你很像。你看我选这个，她会喜欢吗？”
我看了一下，摇头，伸手指向另外一个：“这个更好一些。”
“谢谢。”他说，然后告辞。
就这短短的功夫，那人还在我的视线之内，我突然发现，双肩包不在了。而那人，也马上消失了。
那里有我满满一大本的旅行笔记、旅行支票、现金、相机、我两小时后去马德里的火车票；还有，要命的护照。
“完了。”我脑袋轰的一声，然后留下这两个字。这外出旅行能碰到的最大麻烦，怎会落到我头上？我感觉出自己的惊异。我设法不去想这个已没用的问题，去思考眼下该怎么办。但是没用，我一心陷在自己的闪失中。好似完全被打败了，仿佛再怎么做都没有用了。
我坐到地上，足有20分钟。头晕了，不知该怎么办。
别慌，要稳住，我告诉自己。我慢慢镇定下来。还得去报警。我带着绝望的神情跑去。
那个跟我走世界的小包，刚才还在我手边。得失是多么瞬间的事。
我找不到哪里有警察。我又坐在拉杆行李上，瞪着来往旅客的包。如果看到我的双肩包，我会飞快地跑过去抢下来，不管它是在什么人，如何强大的人手里。身边的这个旅行箱会不会因此再丢？
那紫色的双肩包并没有出现在我的视野中。
终于见着警官了。警官蓝色的肩章上有黄色的三角图案，有sos的标示。他根本听不懂我说什么。我便寻其他警官。见个警官说一遍，见个警官说一遍。巴赛罗那人会说英语的不多，我不敢寄什么希望。但终于，有个警官明白了。他把耳边的麦克风拿到嘴前，不知跟谁说了什么。然后，他领我穿过熙攘的人流到了一处地方。他无力地摊开手。又到另一处。他又无力地摊开手。车站的警局已经下班了。
“你可以接着去马德里，如果东西找到了，会给你送去。”一个眼睛长得有些像鱼的女警官过来对我说。
我说没有护照没法走，我得去报案。她给我写张特别清晰的纸条：Creu Coberta街104号Comisaria警局。
安赫拉、伊莎贝拉都走了，我回到安赫拉客栈也没什么用。护照丢了，我可是寸步难行。虽然它在时，我不是随身携带。
“如果走不了，可以去警局附近的Transit旅店。”女警官说，虽然样子不好看，但态度很好，“不过，你是该先去Comisaria警局报案。”
我走出车站。外面是游乐场。游乐场里彩纸满地，欢闹过的人群正准备散去。我没有能回的家；护照没有了，旅馆也住不了。我要在夜半的异国街头，去找陌生的警局。
问了几个人，都不清楚警局在哪。后来有两个男人说知道，领我走过长长暗暗的街。我拉着拉杆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这陌生的街。同前面的两个陌生男人保持三两步的距离。走了有半小时了吧？我开始怀疑起来。如果他们是坏人，该如何反抗？可是，路上没有其他人，除了和他们走，我别无选择。
他们把我领到大路口。向右边指了指，就再见了。见到熟悉的阿克萨保险公司，见到熟悉的麦当劳。右拐，看到一个建筑上插有国旗。估计是它了。真是。
“我，一直幸运之人，终于和一群倒霉的人在一起了。”进门，见屋里各色人，各种遭遇中的人，我想。
跟值班的大胡子警官讲明情况后，领了用英语填写的表格。警官的右边，是个自动售货机。进门左边靠墙，一排桔红色的椅子。上面坐着几个女人，有叽喳喳的，有神色黯淡的。石头楼梯通往二楼。楼梯的右手边是办公室。
墙上贴着几张通缉犯的照片。天呀，中间那个，长着一张摩洛哥人脸的，不正是抢我包或偷我包那人吗？也可能，是同伙。但不管怎样，他是脱不了干系的。
一个女警官进来。短头发，神情干练。手上夹着烟，腰间别着枪、警棍。
我有些兴奋，指着通缉犯的照片：“就是这人，抢走了我的包。”
瞎兴奋什么，我在心里骂自己。这只能使他罪加一等，却不能让他此时现身，把我丢的东西，于我那么重要的东西还给我呀。
那女警看了我两眼，慢悠悠地说：“不可能。”
“真的是他。”我说，“我几乎可以保证。”
“不可能。”女警说，“在前几天的追捕中，他跑到站台上，被火车压死了。”
“那还贴在这里干吗？”
她耸了耸肩。
没有地方去，填完表，我仍旧坐在警局，和那些倒霉的人在一起。
过了也就两个小时，两个警官进来，径直走向我。双手比划着双肩。我慌忙点头。一分钟后，又进来一个警官。那么神奇地，他把我淡紫色的双肩包递到我面前。
“看看少了什么东西。”这个会英语的警官说。
我把东西都到到桌上。谢天谢地，护照在。谢天谢地，笔记本在。去马德里的车票在。我零碎的小东西在。其它的，都没有了。
“丢了现金若干，记不得了。旅行支票记得，是1300欧元。还有信用卡、相机、项链。”我说。
警官耸耸肩。
“信用卡、旅行支票你得跟银行挂失。相机找到，我们会给你送到马德里的。”警官说。我留下预定的马德里旅馆地址。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没有收到什么相机。其实，能把笔记本和护照找回已算非常幸运了。而那小偷，把相机拿走前，竟然那么“懂事”地把我拍完的胶卷退出，还给我。
夹在笔记本侧面的插袋里，一张满意的照片没有了。可能是小偷拿去做纪念了：呵呵，我偷过这女子的东西。
本来是根本没想到要怀疑警察的。可后来几个朋友说“他们在那么短时间内就把你的包找到了，确实挺神奇。”“他们和小偷本来都认识。”“对于东西的重新分配，倒也公正。对于你最重要的，都还你了。对于别人有用的，就不用还了。”
既然背包找到了，那刚进警局领到的，填完后一直在我手里的表格，就没有交给警察。太不快的一段经历，不想回忆。把表格慢慢撕了。
牛仔裤口袋里还有不足100欧元。我找到附近的Transit旅店。
跟安赫拉相比，这Transit旅店里的老头跟个傻子似的。乘电梯到了二层。并没有客房。上下都是窄窄的小楼梯。不晓得该上该下。老头这时跑来说“向上”。
相机、现金是找不到了。我赶紧向开在伦敦的银行挂失那1300欧元旅行支票。“这事儿给我一个教训，也告诉你们。”事后，我告诉朋友们，“旅行支票，一定要先签上名字。否则丢的就是空白支票，任人取了。”他们嘲笑我“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你走南闯北的，竟然不清楚？”我其实也晓得，但懒得做，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以为丢失后马上报案了，这么深夜是没地方能兑支票的，我告诉银行我丢失支票的号码，他们第二天就会注意，一旦谁兑换，立刻把谁抓起来。我把这世界想的太过简单。虽然银行的言语服务让我感觉温暖，但是半年后，他们告诉我：别寄希望了。
人就是这样。护照和笔记本都丢时想，它们能回来该多好。它们回来了，还想找回别的东西。总是抱着幻想，觉得还应该填表，这样人家找到什么，就能通知我。跟银行挂失完，又去警局。
“原来那个单子呢？”大胡子警官说。他反反复复说，就这一句。我被说得烦死了，准备回旅馆睡觉。这时进来另一个警官，又给我一张表格。又填一遍。好像又丢了东西似的。
第二天一早，去车站警局。果真没什么用。连英语都不懂。给了个电话，能授理英语报案。
在售票窗口，问昨天的票是否还有效。回答说“已经不能用了。”
“我就是在你们车站内，包被人拎走的。我不让你们赔偿，已经不错了。”憋了这么久，终于能找到发泄的人了，我真是有些急。我也必须让他们解决这事，我身上的钱，不够买一张去马德里的车票。
售票员让我去另一处说明情况。
原来是昨天去过的一处地方。问讯处。今天已经换了另外两人。我讲明情况。他们说需要警局的证明。
今天才发现，昨夜我是绕车站走了一圈。人家就这么指引的，也没有办法。
路过游乐场。昨夜的欢乐气息荡然无存。满地宽大的奖券。碰碰车停着，一个男人安静地给其中一个刷油漆。
白天，也终于能看清警局的模样：四层建筑，铁门后是敞廊。右边的屋子，玻璃上写着红色的DAC。中间是个红色木头的简易临时房。我进右边的房子。值班的警官已经换了。让我填单子。回答说昨天已经填了。就这件事，掰扯了半天。我打电话。是那个能授理英语办案的电话。跟电话讲。电话再跟身边的警察讲，他终于明白了。
在票上写上85%。可以退85%的票款。
我不想退票，还想去马德里。
“今天的位置都满了。”售票女郎说。
很多时候，我锲而不舍。我又跟另个售票员解释。终于同意了。还是有票的。
交完15%的票款，剩下的钱，都不够吃顿饭了。想想昨天，带那么多火腿。好像去的马德里不是西班牙似的。想到火腿，才突然发现火腿早没踪影了。什么时候丢在哪里，一点都不记得。仅一天，就是天壤之别。昨天那么饱，还有备用的火腿。今天饥肠辘辘，却什么都没有。
想想还很幸运。亏得酒店不像商店，是离开时结账。亏得自己订的旅店是b&b（带早餐）的。要不，真成乞丐了（现在一天只吃一餐）。以流浪冒险的无赖、乞丐、骗子为主角的小说，Picaresque，哈哈。
走了好几年，在巴塞罗那遭遇了最惊慌的时刻，最绝望的时候，但是，从来没有恨过巴塞罗那。一天也没有。
我想巴塞罗那之所以多小偷，也是因为，小偷也知道，这里的人们太自由、闲散，因而防范意识差。
“小姐，我能和你换个床铺吗？”一个东方面孔的男人看着我。他的夫人或是女友，在他身后感激地笑着。
真是吃两三堑也不长一智。我根本不记得丢包的教训，马上把他的票接过，把自己的票递上，拎起双肩包就走，差点都忘记了旅行箱。
我立刻被教训了。不是又丢了什么，是一个法国女人告诉我们：“这是Talgo列车。这车厢，因为晚上要睡觉，所以男人和女人是分开的。”
西方人不是很开放吗？这时候讲究起来了？
“那一家人就得分开吗？”东方男人不理解。
“你可以包个包厢。”法国女人说。
只好换回来啦。
米色的窗帘后是个小间。左边是洗脸池，上面的柜子里，有给每个旅客准备的一次性杯子和一小瓶水。右边，是挂衣服的地方。绿条的窗帘挡着玻璃。
一个三级的小铁梯子搭在上铺，能移动。法国女人帮一个西班牙女孩移动铁梯子，把它搭在我的上铺，女孩的铺上。
乘务员来换票。
女孩把牙刷含在嘴里，给乘务员找票。不像中国，你给乘务员票，乘务员给你个小铁牌。这里什么也没给。
我朝里，对着绿色毛毡的墙面。
我又转过身来，想观察那个东方女子到底还进不进来。
不知道克里斯蒂娜和佛劳哈，是不是乘这样的火车回法国的。不晓得伊莎贝拉和安赫拉在外面怎样了。“说了这么多小偷，你该小心点了。”当时，是安赫拉提醒我这话的吧？
再见了，巴塞罗那，我会在马德里怀念你。边等待新的信用卡，边怀念你。
出人意料，我最早接到的是佛劳哈的Email。Email是没声的，但我分明听到了这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说：Je meurs d'envie de tout vous raconteur（我迫不及待地想把一切告诉你）。
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把一切告诉你，我写，写我在巴塞罗那车站的遭遇。
你们猜她怎么回的？“你真是太幸运了，”她写，“你连西班牙最著名的光头党都遇到了，真不虚此行。他们真是传说中的三人一组，把你围起来就抢？”
我回：“真是太窝心。遇到的不是光头党，是没来头的小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