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汉普斯特德谋杀案
我把霍桑留在我的办公室里。实际上，是辆停在街边的温尼贝格房车里，然后去餐饮卡车里拿了两杯咖啡。我回来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前，翻阅最新版的《永恒之环》剧本，这让我很不爽，因为我压根没让他看我的作品。好在他没有抽烟。最近抽烟的人变少了，但霍桑仍要每天抽一包，这就是我们通常在街边的咖啡店见面的原因。
我回到车上，说道：“我没想到是你。”
“你似乎不太高兴。”
“嗯……事实上，我很忙……不过，你可能没注意到。你的车闯进了拍摄现场中央。”
“我想见你。”我在他对面坐下后，他说道，“书写得怎么样了？”
“写完了。”
“我还是不喜欢这个书名。”
“我并没有让你选。”
“没错！没错！”他抬头看着我，好像不知怎么的，我毫无缘由地冒犯了他。他有一双棕褐色的眼睛，但令人惊讶的是，这双眼睛看起来如此清澈干净，如此天真无邪。“我看得出你今天心情不好，但是你得知道，是你自己睡过头的，不能怪我。”
我问道：“谁告诉你我睡过头了？”我这一问正中他下怀。
“而且你还没找到手机。”
“霍桑……！”
“你不是在路上丢的，”他继续说道，“我觉得你会在公寓里的某个地方找到它。顺便给你一句忠告：如果迈克尔·基臣不喜欢你的剧本，或许你应该考虑用其他演员。别把气撒在我身上！”
我盯着他，回想他刚才说的话，想知道他有什么证据。迈克尔·基臣是《战地神探》的明星，虽然我们确实对新一集有过很多争论，但这件事除了吉尔以外，我跟谁都没提过。而且我确实没有提起我的作息时间，也没有说早上起床时找不到手机。
“霍桑，你来干什么？”我质问道。我从没叫过他的名字（丹尼尔），自我遇见他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叫过。“你想做什么？”
“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他说。他用奇怪的口音拖长最后一个词：另一起谋——杀。仿佛在细细品味。
“然后呢？”
他对我眨了眨眼：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以为你想写这类题材。”
如果你读过《关键词是谋杀》，就会知道，在那时我第一次认识丹尼尔·霍桑，他是我当时正在撰写的电视连续剧《正义与否》的顾问。他曾在伦敦警察厅工作，但是，有一次，一名涉嫌从事儿童色情活动的犯罪嫌疑人从水泥楼梯摔下，在此事件发生之后，他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因为霍桑当时正站在嫌疑人身后，结果他就被解雇了，此后他只能自谋生计。他本可以像许多前警探一样去安保公司，却选择将自己的才华用于帮助影视公司制作有关犯罪的剧集，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但我很快发现，警方根本就没有完全辞退他。
当警察碰到所谓的“难题”，也就是说，某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棘手时，他就会被叫去。大多数凶手残暴，不理智。夫妻俩吵架，也许他们喝多了，其中一个拿起锤子，然后嘣的一声，凶杀案就这样发生了。有了指纹，飞溅的血液和其他法医证据，整个案件会在二十四小时内侦破。而且如今有这么多监控，即使凶犯逃离现场，也很难不留下一张清晰的快照。
有预谋的凶杀案非常罕见，此类案件的行凶者会真的动点脑筋。而且奇怪的是，也许是因为过于依赖技术，现代警方发现这类案件很难侦破。我记得为独立电视台撰写《大侦探波洛》时，在某一集中有提到一条线索。案发现场留下了绣有字母H的女士手套。如今警方可以告诉你手套的生产时间、地点、制作材料、尺寸以及过去几周曾接触过的一切。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字母H实际上是俄语中的字母N，并且手套是故意丢在这里陷害别人的。对于这些深奥的见解，警察需要像霍桑这样的人。
问题是，他们付给他的钱并不多，在我们拍完《正义与否》之后，他联系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写一本关于他的书。这是个非常坦率的商业提议。我的名字会写在封面上，但我们要平分收益。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个好主意。我写虚构故事，不喜欢被别人的想法左右，更确切地说，我喜欢掌控自己的书，并不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角色，也不想成为这本书里的次要角色：一个跟班。
但不知怎么的，他说服了我，尽管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几乎要了我的命，但第一本书现在已经写完，尚未出版。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新出版商——兰登书屋的塞琳娜·沃克尔——执意要签订一份三本书的合同，在我经纪人的敦促下，我同意了。我认为对于每位作家来说，不论他的书卖出多少，都是这样：一份三本书的合同意味着工作稳定，意味着你可以规划时间，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同时也意味着你要专注于写这些书。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而言，也就没有休息一说。
霍桑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整个夏天我一直都在等电话，同时也希望它不要响。毫无疑问，霍桑很出色，即使我错过了给我的每一条线索，他也用一种类似儿戏的方式解开了第一个谜团。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发现他非常难对付。他性格阴暗孤僻，即便我是他的传记作者，他也拒绝告诉我任何关于他个人的事情。至少可以这么说，我发现有时候他的态度令人感到不快。他总是骂人、抽烟，还叫我“托尼”。如果让我从现实生活中挑选一名主人公，那肯定不会是他。
此刻他就在这儿，我写完《关键词是谋杀》几周后又来缠着我。我还没有给他看这本书，他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写他的。我决定维持这种状态，越久越好。
“那么，是谁被杀了？”我问。
“他叫理查德·普莱斯。”霍桑停顿一下，好像希望我知道他在说谁，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名律师，”他继续说道，“一名离婚律师，经常上报纸。他的许多客户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像明星之类的。”
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确实听说过这个名字。我被载去片场时，收音机里播了关于他的事，当时我半睡半醒，根本没有听进去。理查德·普莱斯住在汉普斯特德，我遛狗时常去那里。报告称，他在自己的家中被人用酒瓶袭击。还有件事值得一提，他有个绰号——是叫“铁娘子”来着吗？不对，这是菲奥娜·沙克尔顿的绰号，她也是律师，保罗·麦卡特尼爵士与希瑟·米尔斯那场激烈的离婚案就是由她负责的。普莱斯被称为“钝剃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叫他。
“谁杀了他？”我问。
霍桑忧愁地看着我：“老兄，如果我知道，就不会在这儿了。”
他有一点是对的，我累过头了。“警察需要你去调查吗？”我问。
“没错。我今天早上接到了电话，然后就立刻想到了你。”
“真是多谢，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之处？”
霍桑从夹克里面的口袋中取出了一沓照片作为回答。我绷紧了神经。虽然我经常看犯罪现场照片，把这作为研究的一部分，但我永远无法接受犯罪现场那令人咂舌的暴力。这是犯罪现场的原始状态，一切都直白地展示出来。有的东西没有色彩，让深黑色的血液看起来更加可怕。你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尸体只是躺在那里的演员，他们完全不同于真正的尸体。
不过第一张照片还算好，这是理查德·普莱斯生前拍摄的，一张摆着姿势的肖像照，照片中是一个英俊、温文尔雅的男人，鹰钩鼻，高额头，长长的灰白头发向后梳起。他穿着一件运动衫，微微地笑着，好像对自己很满意，自然也没有丝毫迹象暗示他就要成为谋杀案的调查对象。他双臂交叠，左手搭在右臂上，我注意到他的无名指上有一枚金戒指。所以说，他结婚了。
在后面的照片中，他已经死了。这次，他躺在光秃秃的木地板上，手伸过头顶，身体扭曲的程度只有一具尸体才能做到。他的周围满是玻璃碎片，还有大量的液体，这些液体看起来太过稀薄，不可能是血，原来这是血和葡萄酒的混合物。这些照片是从左侧、右侧和上方拍摄的，没有想象的余地。我继续看其他照片：脖子和喉咙上有锯齿状的伤口，眼睛瞪得大大的，手指像爪子一样。这是死亡特写。我很好奇霍桑怎么这么快就拿到了这些照片，可能是以电子方式发送给他，然后在家打印出来的。
霍桑解释说：“理查德·普莱斯被一个装满酒的瓶子击中了前额和颅骨前部。”他这么快就说起了官方用语，真是有趣。例如，“击中”而不是“打”。那个“前部”可能直接来自天气预报员的词典。“额骨有严重挫伤和蛛网状骨折，但这不是他的致死原因。瓶子被砸碎了，这意味着用的力被分散了。普莱斯倒在地上，留下来的凶手拿着锯齿状的瓶颈，刺在了他的喉咙上。”他指着其中一张特写照片说，“这儿，还有这儿。第二次，刺穿了锁骨下静脉，刺进了胸膜腔。”
“他因失血过多而死。”我说。
“不。”霍桑摇了摇头，“他可能连失血过多的机会都没有，我猜测他并发了心脏气体栓塞，这才使他丧命。”
他的声音里没有丝毫怜悯之情，只是在陈述事实。
我拿起咖啡想喝一口，但它的颜色跟照片上的血迹一样，我又放下了。“他是个有钱人，住在价格不菲的房子里。任何人都可能闯入，我看不出这案子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说。
“实际上有不少，”霍桑兴奋地回答，“普莱斯在处理一个大案子……一份一千万英镑的和解协议。虽然案子里的那位女士没赚到什么好处。你对‘阿基拉·安诺’[1]有印象吗？”
虽然由于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下面会提到），我不得不换掉她的名字，但我很了解她。她是位小说和诗歌作家，几乎在所有图书节都会做演讲。她曾两次入围布克奖，斩获科斯塔图书奖、T.S.艾略特奖、女性小说奖，近期荣获了纳博科夫国际文学成就奖，表彰她在国际文学中的成就，称她“笔风独特，散文优美”。她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其他大型报纸撰稿（主要是关于女性问题和性别政治）。她经常出现在广播中，我曾在《道德迷宫》和《未完之事》中听到她讲话。
“她把一杯酒倒在了普莱斯的头上。”我说。那件事在社交媒体上传得到处都是，我记得很清楚。
“老兄，她做的可不止这些。她扬言要用瓶子打他。那可是在一家熙熙攘攘的餐厅里，很多人都听见了。”
“然后她杀了他！”
霍桑耸了耸肩，我明白他的意思。在实际生活中，这事可能显而易见。但在霍桑的世界里——那个他想与我分享的地方——对犯罪的认定可能恰恰相反。
“她有不在场证明吗？”我问。
“她目前不在家，没人知道她在哪里。”霍桑掏出一支香烟，点燃之前卷了卷。我把咖啡外卖杯滑向他。里面还有半杯咖啡，他可以用它当烟灰缸。
“那么就有一个嫌疑人了。现场还有什么？”我说。
“我正要告诉你！他的房子正在重装，大厅里有很多油漆罐。当然，他对多乐士之类的普通油漆不感兴趣。他用的是英国珐柏[2]那些浮夸的颜色，像土绿色、常春藤、阿森尼克这样的，要八十英镑一罐。”他很厌恶地说出这些名字。
“阿森尼克是你编的？”我说。
“不是。我编了常春藤。另外两个在他们的清单上，他选的颜料叫绿色烟雾。事情就是这样的，托尼。凶手杀害了普莱斯先生，让他躺在豪华的美国橡木地板上流血，之后，凶手拿起刷子，在墙上写下了一条信息：一个三位数。”
“哪三位数？”
他把另一张照片往前推了推，让我自己看。
霍桑说：“182。”
“我想，你应该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对吧？”我问道。
“这组数字可能表示很多东西。伦敦北部有一辆182路公交车，不过我认为普莱斯不是那种愿意花大量时间去乘坐公交车的人。它也是温布利一家餐厅的名字，还是发短信时用的缩写，是一种四座飞机——”
“行了，”我打断他，“你确定是凶手留下的吗？”
“也可能是装修工干的，我不确定。”
“还有什么？”
霍桑停了下来，嘴里半叼着烟，那双乌黑的眼睛质疑地看着我：“这还不够吗？”
“我不知道。”我说。
没错，我是从一名作家的角度去看理查德·普莱斯谋杀案的。事实就是，在这个阶段，不管怎样，我不太在乎是谁杀了他。阿基拉·安诺显然是头号犯罪嫌疑人，而且有趣的是，尽管我从未读过她的任何著作，但我知道她的名字。不过更重要的是，如果我要写第二本有关霍桑的书，至少要写八万字，而且我已经在考虑是否有足够的素材了：阿基拉用一个瓶子威胁普莱斯，普莱斯被人用瓶子杀死，阿基拉干的，故事结束。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困惑，被杀的是一位离婚律师。我与律师并无芥蒂，但与此同时，我一直尽量避免与律师打交道。我不懂法律，也从来没有想过，一件简单的事情（例如商标注册）最终会耗费我几个月的时间和数千英镑的收入。甚至立遗嘱也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一旦律师给我办完了立遗嘱的事，能留给我孩子们的就少得可怜了。我很喜欢写戴安娜·考珀，她是一位著名演员的母亲，清清白白[3]。但是理查德·普莱斯是一个靠别人的痛苦为生的人，我能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样的灵感呢？
霍桑喃喃地说：“还有一件事。”他一直紧盯着我，仿佛能洞察我的想法，事实证明，他真的可以做到。
“什么事？”
“有一瓶酒，是一九八二年产于波亚克的拉菲葡萄酒。”霍桑说外语时，好像每个字都是一种侮辱，“你懂葡萄酒吗？”
“不懂。”
“我也不懂。但有人告诉我，这酒至少要两千英镑。”
“也就是说，理查德·普莱斯的品位很高。”
霍桑摇了摇头：“不是，他是禁酒主义者，根本不喝酒。”
我想了一会儿。一位著名女性主义作家的公开威胁，一条用绿色涂料写就的神秘信息，一瓶价格不菲的红酒。似乎也不是不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但是……
“我不知道，”我说，“我现在很忙。”
他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你怎么回事，老兄？我还以为你会抢着接这个案子呢。”
“你能给我时间考虑一下吗？”
“我现在就要去现场。”
我沉默了片刻。
“我只是想知道，”我嘟囔着，几乎自言自语道，“你刚才说的那些，关于迈克尔·基臣，还有我手机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看出了我要说什么。“那没什么。”
“我只是感兴趣，”我顿了一下，“如果要再写一本书……”
“行吧，老兄，其实这很简单。”我没再继续说，他也看出来了，“你匆匆忙忙穿衣服，衬衫的第二颗纽扣扣到了第三个纽扣孔中，这真的很典型。你今早刮胡子的时候，鼻子下面还留了一点胡碴，我能看到，就在这儿，在你鼻孔旁边，老实说，不太好看。你的袖子上也有牙膏的污渍，说明你在去盥洗室之前，就已经穿好衣服了。所以，你醒了，跳下床，马上穿好衣服，感觉就像是你的闹钟没响。”
“我没有闹钟。”
“但是你有一部苹果手机，如果你有重要的事情，比如片场探班，可能会设定好闹钟，但出于某些原因，你没有用手机。”
“这并不能说明手机丢了。”
“我给你打了两次电话，想告诉你我今天要来，但是没人接。另外，如果你拿着手机，你的司机可以给你打电话说他在路上，或是他正在外面等着，你就不会这么慌张了。顺便说一句，没人接电话，也没有直接转到语音留言，这意味着手机仍然处于开机状态。它有可能是静音，你会在家里某个地方找到的。”
当我到达片场时，霍桑并没有出现在那里。他不可能知道我是怎么到那儿的。“你凭什么认为我有司机？”我追问道，“我可能是坐地铁来的。”
“你可是《战地神探》的大作家，他们当然会派人去接你。不管怎么说，一个小时前，还下着大雨，但你浑身上下都是干的。看看你的鞋子！你今天都没走动。”
“那迈克尔·基臣呢？你跟他说话了吗？”
“我不需要跟他讲话。”他用手指轻敲着剧本，这份剧本在我进来时他就已经合上了，“粉红色的页面是最新修订的，不是吗？我只是快速浏览了一下，每一页都碰巧与他出现的场景有关。看来只有他对你的工作不满意。”
“他很满意，”我吼道，“我只是稍微调整一下。”
霍桑朝我的废纸篓看了一眼，里面堆满了被揉皱的纸团。他说：“这是相当精细的调整啊。”
我没有理由在片场四处闲逛了。事情发生之后，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霍桑和我在一起。
“好了，我们走吧。”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