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哥正传》
群体的温暖与力量

在上面的几个选项中，A和B显然都是有明显片面性的。不过，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更易于形成A还是B？

当然是A。

道理很简单，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人类是由动物演变来的，而大多数动物都是群居的（除了极少数食物链顶端的动物）。群居可以抵抗来自外界的风险特别是其他动物的进攻，可以团结合作，完成一些单个个体完成不了的任务（如狼群捕食），并最终有利于整个群落的生存。所以人类早期也是一样，在古代，人们习惯于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把个体当作群体的一分子，甚至根本还没有个体的观念。

小蚂蚁也能办成大事情

对于群居的动物而言，蚁族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大家都知道，蚂蚁虽小，但是其“社会”的组织结构却极为复杂严密。在蚁群内部有着严格的分工，蚁后负责繁殖、兵蚁负责保卫、工蚁负责觅食、雄蚁负责交配，各司其职，团结协作。

电影《蚁哥正传》正是对蚁族群体生存状态的描绘。影片中的蚁国有五百万国民，而主角小Z只是其中之一，毫不起眼，微不足道（Z本身就是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最后一个）。蚁国正在进行一项宏大的工程（在地下掏一个大洞，扩大蚁国的版图），为了更高效地进行这项工作，蚂蚁们必须密密麻麻地抱在一起，组成一个大球，在空中像荡秋千一样，去撞击那些需要摧毁的东西。小Z原本是一名工蚁，他对蚁国这种到处都井井有条的严格组织不太习惯，想有一些自己的追求。可他的伙伴告诉他，你个人并不重要，团队才重要。后来，小Z阴差阳错地和别人调换了身份，成了一名兵蚁被派上战场。在壮观的阅兵式上，成千上万的兵蚁整齐列队，高呼口号。而作为蚁军统领的曼将军给他们的训话就是：对于兵蚁来说，个人的生命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蚁国，为蚁国而生，为蚁国而战，为蚁国而死。

和小Z一样，蚁国的公主宝拉也有点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宝拉热情活泼，向往自由奔放的天性，但是蚁后告诫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你、兵蚁和工蚁都是如此，蚂蚁一出生就被认定属于这三个群体中的一个。在这个社会中，个体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团队、是蚁群，每一个蚂蚁都应该为蚁群的整体利益做出贡献，而不能计较自己个人利益的得失。”

可见，在蚁国中是没有个体位置的，个体随时随地要为群体做出牺牲，也只有这种牺牲才能凸显个体的价值。小Z虽然也有过疑惑，他想要个体的独立和自由，但是在影片的最后，曼将军背叛蚁后，企图引水把蚁后等众多蚂蚁淹死。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却是小Z站了出来，他对大家说：“我们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活命。”于是，蚂蚁们互相连接，组成一根长长的蚁柱，终于得以脱离洪水，爬出地面，并揭穿了曼将军的真实面目，拯救了蚁国。

是的，这就是集体的强大，这就是集体的力量。此时的小Z应该明白了，对于蚂蚁来说，唯有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蚁国才能强大，个体也才能生存；只有在群体中，个体才有价值，也才能得到温暖。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人类。越是人类社会的早期、越是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人类单个的力量就越显得渺小，自然也就越需要组成群体、依靠群体。在那样的时代，所谓的个体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必要和时机。正如苏联学者伊·谢·科恩说：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自我没有独立自在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个体与公社之结为一体，不是作为公社的独立成员，而是作为有机整体的一个粒子，个体同整体是不可分开想象的。这种包括性既是共时的（一个人的命运与他的亲属、同部落人、同年龄组人的命运分不开），又是历时的（他感觉自己是历代祖先从父母起直到部落的氏族首领为止的一个粒子）。”w

雅典与斯巴达

对群体的重视先于个体，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也符合人们认知的逻辑，就好比我们总是先看到森林和整片的树木，然后再进一步才会看到树木的细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轴心时代。意思是说，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上的几个主要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诸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而且，正是在那个时代，人类的群体意识才真正觉醒。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人类其实还没有彻底脱离动物的状态，人类和自然还处于某种朦胧的、未分的、原始的合一。而自轴心时代开始，人类才逐渐意识到自身和自然的区别，并开始了从自然分离和解放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这个解放也是伟大的，它使人真正成为人，使人类在自然的背景上真正凸显了出来。

当然，这还是人类的幼年，成长还刚刚开始。此时，独立的个体意识并没有普遍产生，或者说，“人尚未充分发觉自己是个独立的人，或发现他人和世界，是个独立的个体”x。群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体服从群体成为通行的基本价值准则。

不过，虽然同为轴心时代，但由于种种原因，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文明的特色却有所不同。从总体上说，古代的中国和西方，都是偏重于群体而忽略个体的，不过相对而言，古代西方文明（古希腊文明）中蕴涵了更多个体文化的因素，而古代中国文明却是群体文化的典型代表。而且，即便是在古希腊文明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比如其中的斯巴达和雅典在很多方面便截然不同。

在古希腊众多的城邦中，斯巴达是重视群体、漠视个体的典范。首先，斯巴达要对婴儿进行挑选，身体不健康的就被淘汰丢弃，父母无权决定孩子的去留；其次，斯巴达对整个城邦进行军事化管理，男孩子七岁以后都要被编入团队，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人人崇尚武力，对上级绝对服从，整个社会犹如一个巨大的军营；再有，斯巴达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作为奴隶的“黑劳士”可以被任意伤害和污辱，而且每年都要被无情地鞭打。显然，在这样的文明中，个体基本没有位置，轻如蝼蚁。但另一方面，也让某些人觉得，这才是一个让人充满归属感和力量感的大家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这样描绘：

在我们建立的这个国家里，每个同辈的人都是兄弟姐妹，每个晚辈都是儿子女儿，每个长辈都是父亲母亲。

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一条心，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这个国家比作一个人，假如这个人的手指受伤了，整个身心作为一个人的有机体，在统一指挥下，对一部分所感受的痛苦，浑身都感觉到了，那么，任何一个公民有时有好的遭遇，有时有坏的遭遇，这时国家很可能会说，受苦的总是国家自己的一个部分，有福应该同享，有难应该同当。y

有人据此推测，柏拉图心目中理想国的原型其实就是斯巴达，对错尚且不论，这种以牺牲个体为代价以换来群体强大的思想，在古代的确有深厚的现实土壤和理论基础。

而雅典，却大有不同，甚至可以说，它是古代文明的一个异类。

因为同为古希腊城邦，雅典却为个体保留了难得的位置。

我们都知道，雅典实行的是民主制，它有公民大会，有五百人议事会，有陪审法庭。公民具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城邦的重大事宜，都由公民大会讨论决定，大家激烈辩论，最后投票表决。应该说，在那样一个时代，个人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也许正因为如此，雅典涌现出了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等众多杰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同时，雅典还成为著名的文化古城，产生了绘画、雕塑、建筑等一大批伟大的艺术作品，并为以后的文艺复兴埋下了伏笔。

所以很显然，斯巴达偏重群体，雅典偏重个体。

如果让你选择，你愿意生活在哪一个城邦？

应该大多数人会选择雅典。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如果这两个城邦之间发生战争，你觉得哪一个胜算更大？

这回我们恐怕会倾向于斯巴达，只要它自身不发生内乱。

事实上，斯巴达真的赢了。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斯巴达集团和雅典集团拔剑相向，最终，斯巴达获胜，希腊的民主时代也随之结束。

也许，这就是群体的力量，这也是古代社会崇尚群体的重要原因。

后来，希腊被马其顿征服，马其顿又亡于罗马帝国；再后来，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漫长的中世纪到来，全知全能的上帝成为主宰，作为个体的人更加微不足道。

大红灯笼高高挂

我们再来看中国。

中国人喜欢点灯笼，每到节日或庆典的时候，大红灯笼一盏盏亮起，显得热闹而又喜庆。如果伴随着这热闹和喜庆的，既有头发花白、慈祥仁爱的老爷爷老奶奶，也有满地乱跑、撒欢闹腾的小孙子小孙女，那场面才叫一个和谐，即所谓的天伦之乐。

我们对于天伦之乐的向往深入骨髓，感觉那是人生的极大成功。那么什么是天伦之乐呢？所谓伦，其实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伦理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则。中国传统文化对伦非常看重，尤其是“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这五种关系也涵盖了人们主要的社会关系。能够把这五种关系处理好，做到顺应自然、条理有序，就是天伦之乐。因此，所谓天伦之乐，其实就是在一个大集体、大家庭中觉得顺意，感到温暖，获得归属。

不过，这个大家庭天伦之乐的另一面，就是对于个体的漠视。因为既然把“伦”看得如此之重，个体就必然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个人必须服从社会关系，必须顺应社会关系，而不能奢望跳出或打破社会关系。关系，成为人们生活中无比重要的因素。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这种伦理秩序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仁的外在表现即是礼。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同样，孔子最痛心疾首的也是礼崩乐坏。为什么礼这么重要？就是因为礼其实就是规范关系、界定秩序的法则，如果大家都守礼、都在规定好的社会关系中生活，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一个特别和谐特别稳定的社会。

显而易见，礼代表的是社会关系，是为了维护群体的稳定，而不是基于个体发展的考虑。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礼发展到礼制，进而把礼制也推向极端，社会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结构，任何人都不能越礼，不讲“礼”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人格问题，甚至是法律问题。于是，在这样的礼制下，人们只能在群体中活着，只能为了群体而活着，个体的空间被逐渐挤压。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在传统社会中，个人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以至于结婚这样的大事也全由家长做主，当事人却毫无权力参与。个人是为了家族活着，为了祖宗活着，而不是为了自己活着。同样，个人只有成家生子了，亦即进入完整的社会关系了，他才被认为真正成了人；相反，孤单的个人是不被承认的，更别说其他的社会权利了。对此，美国著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说：

“在中国，个人需要依靠他在等级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像他在家庭中所保持的那样，子对父尽孝，媳对婆尽孝，妇对夫尽顺，臣对君尽忠等等。无论在政治上，工业或商业上，个人都不能在任何地方得到法律和民权制度的保障。”z

所以，天伦之乐当然还是存在的，也依然令许多人非常向往，在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中，彼此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多好！但是，它的另一面也尽情显露出来：群体的强大形成对个体的压制，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越来越窘迫，于是，高挂的大红灯笼有时候象征着喜庆，让人心情舒畅，有时候也象征着等级和关系，显得那么刺眼和扎心。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场景：女主角颂莲本是洋学堂的女学生，因为家里供不起她上学了，所以嫁给了陈老爷，做了四姨太。初到陈家，管家便对她说：“四太太，照府上的老规矩，我带您去拜见老祖宗和三位太太。”到了堂屋里面，管家又说：“照府上的规矩，议事和吃饭都在这里，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四太太，老规矩往后都马虎不得。”拜了祖宗以后，管家又领着她去拜见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出现最多的画面自然是灯笼，而出现最多的词汇，就是“规矩”，上至陈老爷、管家，下至负责捶脚的老婆子曹二婶，都是口口声声不离规矩。规矩是什么？就是伦，就是礼；规矩是限制个体的，这个家里的人都必须活在规矩里，不得越规矩一步。电影的深刻就在于，它把传统的宗法社会用一个深宅大院表现了出来，这个宅子越深，个体就越是陷入其中无法出头，一个个院子、一道道门槛，每个人都被牢牢地嵌死在里面。作为主人的陈老爷从来没有露过正脸，似乎是一个隐形人，但就是这个隐形人在控制着一切。陈老爷睡觉前，每位太太都要站在门口听招呼，说是“听招呼”，实际上就是看老爷今天想和谁睡觉，想在谁的门口点灯。点了灯就能点菜，就能提要求，就能直起腰杆走路，而是否能点灯，全看那个男人是否喜欢你，你的一切都掌握在那个男人手中。点灯，是给你恩宠，也是给你套上笼头；红彤彤的灯笼，既给你希望，也让你压抑。楼顶上的小房子，俗称“死人屋”，好几个女人都在那儿被迫害死去。

所以，正如三太太所说：“你是读书的，我是唱戏的，无论是读书的还是唱戏的，其实都一样。”一样之处就在于：她们都要服从这个体制，她们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颂莲也从一开始的倔强骄傲，逐渐看清了现实，发出了无奈的感慨：“点灯、灭灯、封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子里，人算个什么东西？像狗、像猫、像耗子，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是的，这里没有“人”，她想做“人”，最后只能变得疯疯癫癫。